瑶族粘膏染

第五节 瑶族粘膏染

在瑶族生活的地区,有一种防染印花工艺“粘膏染”,也有叫“粘膏树脂染”,当地叫“弄哥吊”(瑶语)染,与枫香脂防染画花原理和工艺方法相似。相较而言,枫香脂与粘膏脂,都属于树脂材料,但粘膏脂防染性更好。粘膏树普遍生长在白裤瑶村寨的周围,每棵树的树干都是中间大两头小,中间部位要比两头大出七八倍,有的甚至十多倍,远看如同两个底部重叠的巨大葫芦。树干最高达20米,树龄最长的在200年以上。瑶语叫“弄哥吊”。一株粘膏树要想连续生产出粘膏,必须经过瑶人用钢刀利斧在树干上不断地砍凿。砍粘膏树一般用小钢刀从树身1.5米以上的部位开始砍,每次砍要等距离、有规则地砍凿,砍凿的时间选在每年的三四月份,砍凿的形状像蜜蜂筑巢一样。一些植物学家曾多次深入到瑶乡对粘膏树进行考察,始终找不到该树的学名,只好把它定性为椿科类植物。瑶人用粘膏树脂作防染剂,同样也是渗入适量的牛油煎熬,再兑入一些草木灰,呈灰黑色的“木席”(瑶语)(图4-43)。使用时,将盛有“木席”的小锅放在微火上,让其融化,用铜片制成的小刀将“木席”作为防染剂绘制图案于土布上,晾干,再放入靛缸浸染,取出漂洗后,呈蓝底白花的图案,艺术效果与枫脂染一样。如果要染成黑色,还要用一种被瑶语称为“红薯药”的野生植物和蓝靛染成。绘制图案的工具与绘蜡染一样,用画刀手绘,其制作多装饰于瑶族妇女的衣裙、背扇和挂衣等,其中背牌“瑶王印”几何图案、裙装图案和背带图案十分丰富,以几何化的造型,表达原始的审美意识和古老的文化内涵(图4-44)。

图4-43 粘膏

图4-44 白裤瑶的粘膏染

据调查,在贵州与广西交界的广西南丹县的八圩、里湖瑶寨,以及贵州的荔波县朝阳瑶乡一带,生活着一个由原始社会形态直接跨入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民族,是瑶族众多支系中的一个以服饰而得名的瑶族分支,自称“朵努”。至今仍保留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文化信息。清人李文琰在《庆远府志》中说:南丹“瑶人居于瑶山,男女皆蓄发。男青短衣,白裤草履;女花衣花裙,短齐膝”,显然,白裤瑶是因其男子的“齐膝白裤”而得名。白裤瑶迄今仍完整地沿续着粘膏染这一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其纹样多为单独的适合纹样和自由纹样,也有部分二方连续纹样,主要来自生活环境、神话故事或几何纹样。如:鸡纹、米字纹、花形纹、人形纹、回形纹、“五指印”“瑶王印”等,以图案为载体,将本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录在服饰中,最具特色。

需要讨论的是,通过实地考察,见到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将不同称谓的“枫香染”“粘膏染”广义的统称为蜡染,[29]不甚了然。从工艺角度看,蜡染与枫脂染、粘膏染的防染原理相似,但防染材料与绘制工具并不相同,且艺术效果也有些差异,笼统称之为蜡染,易产生歧义。因此,有必要以防染材料命名,在学名上称之为“枫香染”“粘膏染”和“蜡染”,可以此分别几种防染工艺的异同。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讲,这些印染方法是基于地方的可再生的材料和资源,依赖于民族文化的生态系统,世代改良,在特定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技术代表了具有象征性的地域文化,并以此发展出民族自身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日常需求,对于尚处于农耕时代的民族地区来说,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注释】

[1]陈维稷.中国纺织科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275.

[2]于彩祥,张文杰.轻工业史话选编[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6:11.

[3]赵丰.丝绸艺术史[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86.

[4]王华,张伍连.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蜡染布研究[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6.

[5]黄亚琴.从古代蜡染遗存看我国蜡染的起源与发展[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3):35.

[6]杨文斌,杨策.苗族的传统蜡染[J].中华手工,2004(3):28-31.

[7]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9:25.

[8](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M],卷第五十,摄大乘论第二卷(无性菩萨释玄奘译)众缬,刻板年不详。

[9]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C].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111.

[10](南宋)朱辅.溪蛮笑丛[M].清道光辛卯11年(1831)活字印本。

[11]刘恩元,等.试论西南古代蜡染[J].贵州文史丛刊,1995(5):2-36.

[12]方国瑜,等.云南史料丛刊(2)[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并注:原文为“猺人”,引用时改为:“傜人”,后民族定为“瑶族”。

[13]王云五.丛书集成[C],第3284册,《续黔书·卷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4]沈从文.谈染缬——蓝印花布的发展[J].文物参考资料,1958(9):14.

[15]周春元,王燕玉,等.贵州古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88,141.

[16]胡进.“点蜡幔”“顺水斑”质疑[J],民族研究,2001(4):95-99.

[17]田雯.黔书·上卷[M].清嘉庆十三年黔藩使者太湖李重刻本.

[18]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358.

[19]贺琛,杨文斌.贵州蜡染[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22.

[20]革家人,应为家人(,音gě,字库中无),故写为革字。

[21]余强.图案与构成教学辨析[J].装饰,2001(1):21.

[22]阿土.苗族的族源[J].贵州民族研究,2005(1):91.

[23]王声珅.黔东南雷山苗族铜鼓舞文化嬗变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2017(2):121.

[24]石莉.解读苗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J].贵州民族研究,2011(4):161.

[25]韩红星.解读贵州蜡染服饰图腾及其传说[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73-75.

[26]杨鹃国.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46.

[27]丁朝北,丁文涛.丹寨苗族衣袖上的“窝妥”纹[J].装饰,2003(9):41-42.

[28]淳于步,杨文斌.贵州苗族服饰图案与中国传统文化[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2):110.

[29]周莹.贵州省麻江县绕家枫香染工艺[J].纺织学报,2015(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