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缬的缘起
纺织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用葛、麻、丝、毛纺线织成布帛之后,便可以制成服装。我们的祖先似乎并不满足于简单素色的衣服面料,又将布料通过植物、矿物染料染出各种颜色。在有了色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希望能看到更具有装饰性的花纹,其加工工艺需要一种有条理的思维方式,因此,纺织品上装饰花纹的出现说明造物活动中这种复杂的思维已经形成。最基本的装饰方法有“画绘”、织花、刺绣和印染几个大类。印染包括在面料上用染料直接描绘,使织物除染色之外,能装饰一定的纹样符号,即所谓“画绘之事,杂五色”[1]。后由画绘逐渐发明了印缋结合的工艺方法,以及有用木刻印子捺印(凸版印花)的工艺。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又逐渐发明和掌握了通过“防染”技术而产生花纹的工艺,即“染缬”。关于染缬缘起,在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卷十引《二仪实录》中有云:“秦汉间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隋文帝宫中者,多与流俗不同。次有文缬小花,以为衫子,炀帝诏内外宫亲侍者许服之。”[2]《说文解字》释“缬,结也”;《玉篇》释“缬,彩缬也”;《类篇》释“缬,系也,谓系缯染为文也”。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染缬实物为绞缬和蜡缬。
图2-1 甲骨文
染缬工艺虽然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但能充分反映战国至秦汉时期印染技艺水平的是凸版印花技术。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印版的印模拍印上去的几何“印纹陶”,后逐渐由简陋、粗糙的刻划向复杂、精致、规范的方向发展。到殷商时期,已有用于甲骨文字的雕刻(图2-1),又有用于金文和刻石。至于印章在先秦时就有,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数枚青铜印章,是我国早期使用印章的实物证据。盛行于汉代的瓦当、画像砖大部分是采用模型印制的,可批量生产。晋代葛洪在他撰写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1寸约3.3厘米)见方有120个字的大木印,实为一块小型的雕版。当时的寺庙僧人为了使佛经抄写更为省事,常把佛像用手工木印在佛经的卷首。而刻石带来的碑石拓印的方法则比手抄简便、可靠。有学者认为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但笔者认为雕刻凸版和漏版印花技术的发展对于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兴起有更为直接的启示作用,甚至可以认为印花版就是印刷版的前身。因为印染是在木版上刻花,一色一版,且采用凸版或漏版工艺,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用于织物印花,有文献记载和实物可以佐证。以此推论,适于雕刻型版的金属工具在形状、硬度等方面,对刀具的材料和制作技术有更高的要求,需进行不断的改良,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3]手工雕刻工具的进步促使手工雕刻技术更为成熟。由于技术的因素可以促进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到东晋时期,石碑拓印得到了全面发展,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墨,仿照拓印的方式,把纸铺到版上印刷,即为雕版印刷的雏形。绘画、雕刻、印章、拓印与印染雕版技术在实践形态上的相互借鉴和启发,极有可能促进雕版染缬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