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我提及本书是“相对较新的广播研究”。本书出版至今已经有十年了，很明显，今天的广播和音频媒体研究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阵地。各类学术会议、著作、期刊论文、大学课程……都为广播和其互联网伙伴——音频媒体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中译本相较于英文版本大部分内容没有变化，这个新的序言将补充反映近年来已经出现的一些研究现象和讨论主题。

尽管今天广播研究以令人振奋的方式发展着（“广播”这一用语涵盖“电台和音频媒体”），但是回顾20世纪后半叶广播被视觉媒体挤压的现实，今天看来仍有意义。作为一个广播史学者，我想说，在欧洲和美国（当然还有更多我所不了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年代随着电视的崛起，广播作为一类媒体衰落了。特别是大不列颠公共服务媒体的代表BBC，其资源和人才均从广播流向了电视。广播变为服务部分人口（年轻人、经典音乐的粉丝和地方社区）的“小众”媒体，不再是整个国家人民“会面”的地方。吸引海量受众（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和皇家婚礼及葬礼）的大型“媒体事件”是由电视来报道的，这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技术发展彩色电视机的诞生，以及随后录制和存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视觉文化占据着垄断地位，因此媒体研究也主要关注电视和电影研究。大不列颠媒体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大学里，然后进入中学和大专院校，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视觉媒体”和“印刷媒体”研究为主流，非常忽略广播。20世纪末对广播研究的这种忽视包括：大量的书籍和其他出版物（学术期刊、杂志）都是关于电影研究的，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研究。那一时期关于电影导演、个人电影、电影类型和电影理论的书籍激增，正如前面提及的，广播电台，包括广播的制作人、编辑、主持人和节目等，几乎被完全忽视了，这种情况至少在英国是真实发生的。

尽管存在极大的视听研究的不平衡和对听觉媒体文化的忽视，广播仍未消失或被遗忘，并且采取了一些小步骤措施重新引起人们收听广播的兴趣，并最终促成了广播研究的诞生。美国对广播的历史有着持久的兴趣。业余爱好者和怀旧人士心怀对“旧时代”和“黄金时代”广播的热爱，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旧时光广播目录”（OTRCAT.com），意味着数千小时的美国老广播的播出，听众有机会收听到大量具有历史感的电台节目。除了这些关于广播收听领域的情况，美国也出版了一批关于广播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书籍，尤其是米歇尔·希尔姆斯（Michele Hilmes）的《广播声音》（Radio Voices）和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的《倾听》（Listening In）。这些有影响力的文字被收入了米歇尔·希尔姆斯和詹森 ·洛维格利奥（Jason Loviglio）主编的广播史论著《广播读本：文化历史中的广播论文》（Radio Reader：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Radio）中。近期的学术成果包括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的《电台的公民抱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广播与民主》（Radio's Civic Ambition：American Broadcasting and Democracy in the 1930s）和尼尔·维尔马（Neil Verma）的《心灵剧院：想象力，美学和美国广播剧》（Theatre of the Mind：Imagination，Aesthetics and American Radio Drama），这些著作令人印象深刻。另外一部在广播研究发展历史上，至少在英语世界中，拥有很高影响力的著作是1986年出版的安德鲁·克里斯尔（Andrew Crisell）早期在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理解广播》（Understanding Radio）。其他开端性的著作包括英国出版的大卫·亨迪（David Hendy）的《全球时代的广播》（Radio in the Global Age）。到了我自己对广播研究文献积累作出贡献之时，与视觉媒体研究得以分庭抗礼的广播研究的独立性已经确立，即将进入广播研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出版物（包括书籍和期刊文章）中判定有关广播最新研究和写作的主要主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那些为行业会议提交的论文也很值得关注。希尔姆斯和洛维格利奥的《广播新浪潮：数字时代的全球声音媒体研究》（Radio's New Wave：Global Sound in the Digital Era，2013）是作者早期历史性思考的后续著作，其中包括数字广播、音乐电台、青年、种族、纪录片、加勒比地区电台、广播历史、广播和时代的研究。2018年意大利普拉托举行的国际广播会议上，有涉及广泛广播主题的小组讨论会，但引人思考的是，除了两个小组的讨论涉及音乐和广播、广播史、女性和广播、社区广播、广播和艺术之外，几乎每个小组都在谈论播客。

关于当前广播研究热点体现最明显的或许是2019年意大利锡耶纳举行的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协会的广播会议议题。再次重申，广播历史研究、社区广播、女性和广播、广播与艺术等议题均有所涉及，与广播研究相关的研究主题被广泛扩展（听觉文化、广播和传播学、热线电话、广播和社会化媒体、广播和战争等），但是播客仍然是最突出的议题。可以说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的十年间，广播研究作为一个领域，虽然涵盖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播客研究一直是被特别关注的领域，社区广播的兴起和持续性地被关注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议题。尽管我对中国广播知之甚少，我想这些议题对于广播业界和学者来说，应该也是有很大兴趣的。

现在我想谈一下本书中有些过时的地方。我写作本书时，潜意识里是以大不列颠和美国为主要讨论语境的。提及我选择的核心概念，一部分原因是个人化的，一部分是出于理智的选择，我的早期著作深受美国广播学者和美国广播案例的影响。很遗憾地说，大量来自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案例被忽视了。作为“婴儿潮”一代，我生于二战结束后，那一时期，来自美国的文化对英国的影响达到了巅峰。美国的音乐、广播和著作都影响着本书的写作，今天看来很可能有些狭隘和短视了。尤其是欧洲学者对广播研究的影响很大，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学者也是如此。也请本书的读者谅解我早期认识的不足，然后思考如何将这些很大程度上基于英美两国的理论思想作为中国广播研究的参照点。

当孟伟教授第一次提出要翻译本书时，我很担心中国的读者是否会有兴趣阅读一本未提及中国的广播理论和历史的书。但是她劝我说，书中一些核心概念对于中国的学生、广播工作者和学者而言，将有助于他们理解广播原理和广播媒体的本质。为什么广播和音频媒体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甚至蓬勃发展？是因为广播所独具的“亲密感”“即时性”“社交性”等特性，这些非视觉传播的独一无二的特性，正是100多年前广播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子大众媒体诞生时，我们的前辈所发现的。

修·切格内尔

伯恩茅斯大学媒体史研究中心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