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在
Co-presence
“共在”指的是收听广播是一种社交活动，收听行为就像主持人与听众“共在”一起。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让读者了解广播——这个我们生活中既不起眼又很普通的媒体伴随物，并尝试解读、剖析广播的本质及其收听意义。听广播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包含着由广播人努力促成的内涵，但这个内涵又不太明显，准确地说根本就不明显。广播的一个最基本情况是，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其他人也在收听，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本书中其他概念也与这一事实息息相关，诸如“现场感”和“亲密感”。
“共在”是收听广播行为中共同分享的一种体验，是广播研究中最有影响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对于这个概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体验的特殊属性、广播媒体的特有优势及其持续吸引力之所在。为了理解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回顾英国广播研究的开端，特别是广播研究的先驱之一、具有重大贡献的斯坎内尔对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广播电视与现代生活》（Radio 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1996）一书中，他的观点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和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现象学哲学强调的是“现象的本质”：不仅研究人是什么，也研究生活在世界上的种种体验。斯坎内尔试图将海德格尔的思想运用于当代广播媒介及其对日常生活影响的研究中。这项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在同一时刻共同收听或收看的分享体验，以及一种他人和自己共同进行这项活动的共在感觉。
在亨迪（曾经是斯坎内尔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同事）对广播收听体验的论述中，他将时间、亲切感和“社交性”（或“共在”）的概念整合了起来。所有形式的广播都体现了每天的“时间性”。就音乐广播而言，把节目标为“早餐”时段或“驾车”时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借助广播和时间相关联的成熟研究理论（Williams，1974；Ellis，1982），亨迪研究了听众一起度过一天的共同经历，“我们生活的时间与其他听众生活的时间之间因为我们所同时听到的节目而产生了实质上密切的关联”（2000：184）。这种以时间为基础的社交经验也具有亲密性的特点，即广播及其听众之间存在相当亲密的关系，“时间……和熟悉度不断增加，这是广播亲密感不断形成的基础之一，不仅仅是亲密感，社交性也是如此”（2000：184）。所以当我们清晨打开收音机伴随着喜欢的DJ或主持人的声音醒来的那一时刻，正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听众共同分享着广播带给我们的亲密感，从而与其他听众一起体会着“存在于同一世界”（being-in-world，借用了海德格尔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性“共在”。
对广播社交性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美国学者道格拉斯也谈到了共在，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她并没有借用德国哲学家的观点，而是在题目有些特别的“听的佛学”一章中，引用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和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研究成果（参见“想象的共同体”词条）。安德森热衷于对19世纪末民族主义兴起的研究，以及民族主义引发的巨大激情的悖论，包括愿意为一个国家而死，尽管这个国家只是一个理念，一个“想象”的实体。此外，国家往往因阶级和经济不平等而分化，因此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要克服地理概念上的空间的共存，还要面对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的差异。这些都是由公民的想象来完成的。安德森引用史学例子指出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阅读报纸激发的：
我们知道，晨报和晚报只能在早上或者晚上特定的几个小时内消费，而且就在这一天，而不是隔日。这种大众仪式性的意义是有点矛盾的——黑格尔指出，报纸就像现代人晨祷的替代品。这一过程是在平静的、私人化的大脑深处完成的。然而，每个“领受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进行的这个“仪式”成千上万的人（或数百万人）也在同时进行着，他对这一点很确信，但对他们的身份却一无所知。（Anderson，1993：35）
道格拉斯等广播学者，能够从上面一段关于报纸阅读的论述中体察到与广播收听情况的共鸣，让人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安德森所描述的报纸阅读情况类似广播的“现场感”和广播收听中的共在。阅读报纸时的“宁静的私密性”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收听广播时的“亲密感”。道格拉斯关于20世纪美国广播的论述中，有很大篇幅都是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听众的集体收听体验；20世纪30年代的棒球听众和50年代摇滚乐广播的青年听众，通过分享体验、共在，与电台播音员和主持人一起，建构起想象的社群。
共在并不是广播偶然的附属效果，它是广播媒体成功的决定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常常被加以强调突出。对于音乐广播而言更是如此。传统经验上，DJ不仅要与听众建构“远距离的亲密关系”，也要在听众中建构身份认同和分享收听体验。很明显，DJ热衷于绑定听众并促使听众能够定期收听节目。让我们再看一下亲密感、现场感和共在之间的关系：DJ使用 “我”“你”“我们”“我们的”等来营造友好的、亲密的感觉，使用“现在”“这里”“接下来”等强化现场感，其整体效果就是营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一种围绕DJ建构起的私密/公开的世界。布兰德和斯坎内尔（1991）对英国DJ托尼·布莱克本的论述指出，DJ通过与听众分享自己的往事、思想和情感，营造出一种独属于广播粉丝这一特定群体的感觉。
DJ主持风格的一个最有趣的发展是“动物园广播”（zoo radio）[1]风格的形成。在英国，动物园广播节目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其出现与BBC广播1台的DJ克里斯·埃文斯有密切的关系。这类风格的节目由一个主持人组成，同时有一个或更多嘉宾参与，其风格使人联想到美国脱口秀节目中的“惊人杂谈类节目主持人”，也让人想到英国“青年电视”（youth television）无政府主义的感觉（Tolson，2006：114）。但是动物园广播模式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电台风格，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将听众和主持人团结在一个由DJ统治的“话语王国”里（参见“DJ和主持人”词条）。托尔森通过分析克里斯·埃文斯一档节目的文字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构建其听众社群：
“现在是8点05分，也就是1996年4月26日星期五早上8点05分。这是我们在这里四个礼拜的最后一天（演播室：欢呼），我们也要离开四个礼拜（演播室：再见），还有一天我们就要去梅恩大街（Maine Road）观看绿洲乐队（Oasis）的表演了，来吧，加入我们的队伍，如果你不来的话你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你的周末将变得非常空虚，你应该买上票，应该在周日和周六到绿洲乐队具有世纪性意义的演出现场。将和我一起的有：钱德勒第六中学即将到伊普斯威奇大专就读的巴德、内尔·哈维斯、亚当·怀特利和林赛·布朗，以及来自白金汉郡的吉姆和尼克……”（2006：117）
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讨论。听众的社交性和共在不断加强。听众有时候被统一称呼，有时候被单独点名，这有助于增强他们属于一个俱乐部或一个朋友群体的归属感。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想象的社区”，但它在地理空间上是分散的，在著名的“英国摇滚”绿洲乐队的现象背后是独特的国家（英国）身份认同。我们还要指出埃文斯对时间的强调，以加强节目的现场感和主持人与听众间此时此刻的共在。
我们需要将广播对社群和共在的强调置于历史的语境中考虑：从原初意义上的广播到最近数字音频内容对什么是广播直播的挑战。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美国共同见证了广播作为家庭必需品的崛起，之后不久广播暂时没有受到来自电视的挑战，因为电视在二战后才开始逐渐取代广播占据支配地位。特别是在英国，随着旧式工人阶级的瓦解和人口向郊区的流动，广播的流行程度得到持续增长。地理位置的迁移和社会流动性促进了家庭私人化的活动开展，他们发现在城市酒吧和俱乐部的娱乐活动减少了，而在郊区住宅里的私密和舒适的活动增多了。如广播和其他一些人所声明的，广播能够创造想象中的社区，是与历史事实分不开的。历史上，当“真实的”地缘性社区被破坏时，同一时期的广播收听率就会提升。
无论广播听众是否真正与其他听众和主持人存在某种共在，这种讨论仍属于比较具有学术色彩的课题。但是如果共在及其相关的亲密感和现场感等特点确实是广播的特殊属性和广播成功的要素的话，那么这将对广播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便携式MP3播放器被发明后，其能够播放大量音乐的能力已经被视为商业广播电台和其他广播节目形式的潜在威胁。但无论这些提前录制的音乐有多大的选择权、多方便和时髦，它们仍然缺少本书中所提到的共在、现场感和亲密感的特点。但是数字媒体可能会因此损害这种集体的消费形式，即想象中的共同体所带来的愉悦，也可能会损害现场收听体验，使其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思考题
1.为什么“共在”是广播研究中最有影响力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2.谈谈现象学对于广播研究的贡献。
延伸阅读
Hendy，D.（2000）Radio in the Global Age .London：Polity Press.pp.149-55，184-5.
Scannell，P.（1996）Radio，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 .Oxford：Blackwell.pp.22-58.
Hilmes，M.（1997）Radio Voices：American Broadcasting，1922-1952.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p.11-23.
Tolson，A.（2006）Media Talk：Spoken Discourse on TV and Radio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p.113-29.
[1] “动物园广播节目”是英语广播中常见的晨间广播节目，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持人进行非正式的谈话。这个名字取自“古怪和滑稽”的活动、音乐口味、节目和主持人的整体个性特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