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公共空间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广播有潜力在社会决策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
广播和政治的关系相当复杂和多样，以至于在一个词条中只能指出其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案例和提出一两个关键的问题，很难再进行其他分析。本词条的粗略讨论应该有必要与“新闻”“宣传”“广播新闻业”“仇恨广播”“时事报道”“广播脱口秀”等词条结合起来阅读。研究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以“公共空间”概念开始，特别是哈贝马斯（Habermas，1989）对“公共空间”的著名论断。他将公共空间视作真实与虚拟的领域，个体在其中可聚集起来商讨公共事务并达成结论。现代公共领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产阶级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那时人们在咖啡馆或沙龙参与艺术和政治讨论。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哈贝马斯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关于媒体及其政治作用的起点。就广播而言，我们可能会问，我们在广播上听到的讨论和辩论，是否是某种我们通过获取信息而自己理解和参与政治问题中、作为中介物的公共空间的体现？广播中播出的新闻和时事报道节目，主要是公共服务广播中的这类节目，能否有效传播至选民并刺激其政治参与热情呢？抑或广播是否适宜发挥传播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倾向的音乐广播会不会消解政治辩论的严肃性？
安德鲁·克里斯尔（2004）提出了一个关于广播政治报道的有趣的问题。他认为电视政治报道以视觉图像满足为驱动力，在更大程度上主要关注由视觉产生的轰动效果。电视通过政客、建筑、战争、人群等来表述政治问题。相反，广播这个媒体的传播方式“看起来更抽象，更关注时事、科学、伦理、女权、法律、艺术、心理、美学和媒介领域的问题和总体情况”（Crisell，2004：18）。所以在克里斯尔看来，广播的“非视觉传播”是它的优势，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广播会对公共领域作出积极的贡献。
广播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广播参与或逃避政治问题的案例。比如，美国几乎不受限制地接纳政治广播，以及早期直接使用广播传递政治信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是一位热情的“广播人”，他在“炉边谈话”中向美国人民直接进行表达。他以一种直接的、个性化的方式向公众演讲，因此赢得了听众支持他的新政和美国参战（Loviglio，2005）。与这种政治表达非常不同的案例是，查尔斯·库格林（Charles Coughlin），这位“广播神父”从1926年起主持少儿宗教节目，但很快节目对象就扩展至成年听众，内容也从纯粹的宗教话题转向政治问题。20世纪30年代，库格林越来越口无遮拦，首先抨击胡佛总统的政策，随后又攻击共产主义和国际银行业务。十年间，库格林已经拥有三千万听众，成为纳粹主义和反犹活动的辩护者。
这一时期美国比较积极的政治广播案例是《美国小镇电波聚会》（America's Town Meeting of the Air，1935—1956）。这是美国版本的英国“时事报道”节目的突出案例，节目的样态是一个座谈小组在广大听众面前进行讨论，鼓励听众积极参与。听众提出的问题不经过筛选就可以播出，重大政治问题，包括种族和移民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节目文本也会被印刷出来，供中学和专科学校研究使用。美国这类政治节目对于广播人而言很有吸引力，因为其有助于履行公共利益职责，采取行动避免政府的管制。1948年开始播出的英国同类节目——《任何问题》（Any Questions），则属于一档相对温和的节目，这也许能够体现英美政治广播之间的差异。《任何问题》被完整重播，后续报道《任何答案》（Any Answers）也一直在播出。
相较于美国，历史上的英国政治广播在言论上相当谨慎。1928年，BBC首任总经理约翰·瑞斯通过积极争取使政府取消了对“有争议的”内容的禁令。之后的十年间，BBC政治报道巧妙体面地避开了失业、无家可归和法西斯主义出现等许多重大问题。莱西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广播收听如何有了很大的提升，但BBC认为其目的不是提供政治信息，而是隐藏了社会和政治分歧，“广播被当作可以把国家各种构成成分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工具，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的处境如何”（2002：29）。这种谨慎态度的一个特点是缺少普通人的声音、几乎普遍使用撰写好的话语内容以及不愿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战后的BBC，因战争时期取得的成功和受欢迎而倍受鼓舞，以新闻和时事报道节目为主的政治报道被放在了节目播出的核心位置。1955年开始，由于受到新创立的独立电视台（ITV）外部竞争压力的影响，BBC的电视和广播被迫在播出中都采用了更大胆的政治报道风格。正如广播新闻杂志类节目《今日》《同一个世界》和《午后》（PM）等提供了一种“新闻和评论”结合的综合节目样态，做好充分准备对政客们的行为提出质疑。在专业类节目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分析，最知名的是《分析》和《 第四频率档案》（File on Four），成为BBC广播4台政治报道类经典节目，也成为广播新闻和时事新闻报道的主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政治广播也出现在新成立的商业广播和“独立地方广播”（Independent Local Radio，ILR）中。最早的独立地方广播——伦敦广播公司（London Broadcasting Company，LBC）和商业新闻服务形成了一种比BBC更具创新性的报道方式，同时也受益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广播的影响（Crook，1998：261-281）。热线电话已经成为“独立地方广播”播出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听众打入电话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把麦克风交给像布莱恩·海耶斯这样有自己政治议程的主持人。伦敦广播公司播出内容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是其议会单元，与BBC一样，从1975年起在广播中播出议会内容。但是与BBC不同的是，LBC在更大程度上报道议会进程，包括报道了1983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开始时议会的激烈争论。
当然，政治不只是讨论和报道主流政治进程、采访政治家、报道竞选结果或内阁“抢椅子游戏”[1]。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激进的政治观点在广播中都能获得比在电视中更多的表达机会。本书“社区广播”词条中描述了很多有组织的劳工掌握电台的例子，特别是玻利维亚矿工电台使工人、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工会有表达声音的机会，尽管受到了来自玻利维亚独裁政府的镇压和审查。在美国，激进电台最早出现的迹象是1946年由一些（由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拒绝参军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创建的太平洋基金会（Pacifica Foundation）。1949年，他们在加州伯克利创办了KPFA电台。这是由听众赞助的，报道20世纪60年代前西海岸艺术、文化和某些政治问题的广播。在欧洲，意大利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于20世纪70年代在博洛尼亚创建了艾里斯广播（Radio Alice），比较有特色的是现场报道了街头示威游行，甚至1977年的街头冲突：
艾里斯电台在这里，报道这场冲突——或许不如说是让冲突现场自己说话。哪里有警察的攻击，哪里就有人拿起电话打给直播间，接通广播直播。艾里斯电台成为抗议者传播信息的通路，一个伟大的革命性的人民波段，为所有想参与反抗的听众打开了一扇大门。（Walker，2001：173）
政治右翼最特别、最突出的广播政治表达样态，即美国广播脱口秀。苏珊·道格拉斯描述了诸如唐·伊姆斯和霍华德·斯特恩这类“惊人杂谈类节目主持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怪异保守信条与幼稚粗鲁的表达混合在一起（1999：284-327）。广播脱口秀比较出名的是反对克林顿总统的医疗计划、治安政策、野蛮的反女权主义和反环保主义。“惊人杂谈类节目主持人” 属于性别激进分子，“在重申父权制的战争中，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战士”（1999：317）。道格拉斯在一篇引人入胜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广播脱口秀变得重要的同时，美国国家公共广播也变得更加成熟，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和广播脱口秀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面”都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对主流电台失败的回应。人们感到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他们需要一个空间，一个由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和广播脱口秀提供的替代性的公共领域：
广播已成为镇上的共有地、村里的小广场、杂货店、会面大厅、咖啡馆、啤酒花园、公园这些场所的电子化代理，过去在这些场所，人们可以想起他们的祖父母，甚至他们的父母，通过与他人聊天收集那些简短的关于小镇、国家和世界的消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和政治广播脱口秀挖掘了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公共生活缺失的感觉和过度工作、美国社会私有化带来的孤立感，以及人们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巨大鸿沟。（Douglas，1999：285）
哈贝马斯（1989）把公共空间看作连接个人和国家、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桥梁。在商业媒体追逐最广泛受众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一个“肤浅化”的进程，大众媒体在现代公共领域的衰落中已经起了作用。然而，社区广播、公共服务广播，如果我们信任道格拉斯的话，甚至谈话广播，都在恢复政治参与代理人机会方面发挥了作用。
思考题
1.请结合“新闻”“宣传”“广播新闻业”“仇恨广播”“时事报道”“广播脱口秀”等词条，理解本词条“政治和公共空间”。
2.为什么英国社区广播、公共服务广播和谈话广播在恢复其媒体政治参与代理人机会方面发挥了作用？
延伸阅读
Habermas，J.（1989）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Polity.
Crisell，A.（ed.）（2004）More than a Music Box：Radio Cultur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ulti-media W .New York：Berghahn Books.
Loviglio，J.（2005）‘The primary code：the meaning of John Peel，radio and popular music’，The Radio Journal：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roadcast and Audio Media，4（1-3）：25-48.
Lacey，K.（2002）‘Radio in the Great Depression：promotional culture，public service and propaganda’，in M.Hilmes and J.Loviglio（eds），Radio Reader：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Radio .New York：Routledge.pp.21-40.
Douglas，S.（1999）Listening in：Radio and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from Amos ‘n’Andy and Edward R.Murrow to Wolfman Jack and Howard Stern .New York：Random House.pp.284-327.
[1] 原意指的是一种“淘汰”类型的游戏，参与者围成一圈，中间是几把椅子，椅子数量少于游戏者数量，音乐停下后，没能抢到椅子的人会被淘汰，椅子也会减少一把。以此类推，直到剩下最后一位胜利者，游戏结束。在西方，这也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比喻组织中人员的毫无意义的改组洗牌，例如定期更换政治领导人、多次内阁改组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