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本有关广播，且研究角度相对较新的书。实际上，这应该是第一本在书名上被冠以“广播研究”一词的书。自20世纪初被发明以来，广播一直作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已有很多涉及广播技术层面的著作，在广播研究的重大主题方面，例如广播历史研究、广播话语本体研究和广播剧研究等，著作也颇多。当然，与电影和电视文学研究相比，广播研究的著述就相对少了些。反观本书，是在已经出版的文献中为数不多针对广播本体研究的著作。过去很少有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媒体研究或传播研究中广播这一细分领域，希望本书朝着这个方向迈近了一步。

在英国学术界，广播研究被忽视有多种原因。媒体研究的命题主要是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起的。正如斯坎内尔（Scannell）解释的那样，“当时研究中心主要探索新闻、广播和电视，但是在这三重唱中，最后一部分在当时，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大众每日生活中娱乐、政治信息和社会言论信息获取最为流行的方式”（2007：199）。因此，这个研究中心里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往往体现在电视研究方向上，例如针对电视节目《国家视野》（Nationwide）的研究和针对电视时事报道节目《全景》（Panorama）的详细分析（Scannell，2007：212）。此后，霍尔的同事和学生们继续在英国沿着这条路专注地进行关于电视这一权威媒体的研究。而作为视觉媒体研究的学者们，特别是在主要研究电视媒体的学术环境下，暂时忽视广播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广播研究看起来似乎更为健康一些，本书中我的一些讨论受到了美国广播研究成果的影响。美国广播研究有一个传统，就是要回到战前去看广播。一个很好的案例是，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办公室出版了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针对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著名的广播节目《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的研究，获得了公众的好评。

过去，比较普遍的学术现象是，有关广播研究的著作会被冠以相当谦逊的理由去描述这个“被忽视”的媒体。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传播时代，电视占据着支配地位，广播虽不应该但仍被忽略了。广播确实被忽略了，这是一个事实。说起媒体研究的著作，通常都是指向电视媒体研究的，甚至广播剧研究的重要性也被忽略了，正如对广播新闻和广播时事报道的研究被忽略了一样。媒体研究实际上更多是针对视觉媒体的，勾画的是粗线条的媒体研究图景。当然，今天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了，很少有人单为一本关于广播的书进行辩护，因为没有必要。本书提及的广播，不仅意味着模拟信号播出的广播，也涵盖数字广播、互联网广播和播客，广播业界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必要无视现实存在。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延展了“广播”这个概念，甚至将“音频”包括在其中，具体指向互联网技术和播客。我认为这种看法没有必要。媒体不会被它的传输技术所定义：因为它的生产方式，播客可以被保留在广播中。电影还是电影，尽管已经使用数字摄像机录制，并可以在电视机上进行观看。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颇为冒昧地提出了广播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核心概念。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开放的：在当前发展阶段，针对某一媒体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框架是没有定论的。我对概念的选择，几乎不反映其一般表层的用法，取而代之的是试图列举和描述在我看来于整个广播行业十分有用和突出的想法和术语。不同的作者会选取不同的概念，我为什么选择这些概念，会在下面解释原因。

本书选择的概念，分为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广播行业的内容生产本身，包括节目类型和节目模式（热线电话、新闻、喜剧等），也包括广播行业中一些核心的想法和多种实践（如广播类型台、听众、广播新闻业）。这些术语是在广播行业中应用，并在专业领域内通行的。第二个来源是媒体研究包括广播研究的学术领域中有关广播的著作。例如，关于广播被看作具有“亲密感”的媒体，在广播研究的文献中是一个高频主题。类似的还有广播的“现场感”和有关广播DJ的“角色构想”。本书没有选择那些在广播行业中经常被使用，但属于试图从外部理解其意义的媒介批判性论述视角下的概念。此外，有一些概念不是广播媒体独有的，例如“想象共同体”不是起源于广播的概念，但关于这个角度的论述出现在了很多著作中。另外有一些概念，如“公共服务广播”“宣传”“发展”，这些概念扩展了广播研究的视野，这些研究课题使我们可以对媒体的理解更为宽泛。最后，还有一些概念，在过去的著作中被提及不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对于广播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针对这些概念，我使用了所谓的“诗意许可”来形容。比如“广播政治参与”“广播化”“广播世界”，实际上如何定义目前尚无共识，但有一点很清楚，它们是很有用的概念，本书大胆尝试定义它们，并解释它们为何重要。

在研究写作单一词条的过程中，我需要一些论据。这里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我个人对于广播历史研究的兴趣；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广播，不仅考虑到英国也照顾到了同一时期的美国经验。很多词条被置于20世纪历史性语境中进行解读，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广播发展。本书主要借助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和经验，采用这种跨大西洋两岸国家的方法，部分原因是出于理智判断，部分是个人化的选择。我想说，如果对大西洋两岸的国家进行研究，我们对媒体每一个角度的理解可能会更好。针对“管制”“DJ”“本地化”这些概念，如果同时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传统，理解起来可能会更为完善。这两个国家的例子有足够多的不同和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可以使比较更有价值，并且如前所述，美国有很强的广播研究学术传统，已经出版了诸多重要文献。我认可美国案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是“婴儿潮”一代的一员，这一代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对英国影响力达到顶峰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肯·凯西（Ken Kesey）、感恩而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这些都是我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因此，当我开始为写作本书做研究时，发现自己转向了关注美国广播研究两个最重要的文化历史阶段：米歇尔·希尔姆斯的《广播声音》和苏珊·道格拉斯的《聆听》。这些资料与克里斯托弗·斯特林（Christopher Sterling）的大作《广播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adio）在本书写作中被广泛借鉴，才使得本书出版面市成为可能。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安德鲁·克里斯尔开创性的著作《理解广播》，首发至今已经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但该书仍然在持续地产生重要的影响力。本书反复引述了克里斯尔的著作，像他一样，本书也曾尝试讨论“广播媒体的独特特征”（Crisell，1986：xv）。

对于学生来说，广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其实对学者也是如此。这个古老的电子媒体有着无可救药的魅力，曾经是唯一的电子媒体，之后成为电视成功背后的受损者，后因流行音乐和青年文化的声音表达而获救，现在则处于更民主、用户自制音频形式的巅峰，广播看起来似乎既古老又现代。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我们身处视觉文化垄断下，不带有视觉影像的广播仍在坚守。作为“不可视”的媒体，正是这种“非视觉”化让广播拥有一种特别的传播力量。尽管视觉传播是重要的，甚至是带有垄断性的，但在广播中这种经由面对面交谈、电话、音乐的声音传播，既显得与众不同又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再生活在所有传播行为和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达成的口语传播时代，但却生活在“第二个口语传播时代”（Ong，1988）。在这个新时代中，电子媒体（包括广播）在话语和声音的即时性、亲密性上正蓬勃发展着。本书反映甚至颂扬的是广播的独一无二，更是无法征服、不可抑制的声音表达。

本书中词条之间的交叉注释是一种大胆的探索。

修·切格内尔

伯恩茅斯大学媒体学院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