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热之声（一九六一年）

灼热之声（一九六一年）

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也不是那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五亿居民，其中有五亿人和十五亿土著。那五亿人掌握了“语言”（Verbe），其余的则借用它。在两者之间，被收买的小君主、封建领主和一群伪资产阶级，则充当中间人。在殖民地，真实赤裸呈现；“宗主国”则偏爱将之蒙蔽；必须让土著喜欢他们。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爱母亲那样。欧洲的精英们进行着制造优秀殖民土著的工程；我们选择一些青年，用炽热的烙铁，在他们的额头烙上西方文化的原则，在他们的嘴里塞进声音的钳口具，塞入一些面糊般黏牙的豪言壮语；让他们在宗主国短暂逗留后，再把他们送回老家，像是被仿制一般。这些生动的谎言对他们的弟兄已无太大的意义，谎言四处回荡，从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欧洲人高喊：“帕特农神庙！博爱！”而在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地方，有一些人一张口就是“帕特农，博爱”，这真是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结束了，嘴兀自张着；黑皮肤和黄皮肤的声音仍高谈我们的人道主义，却只是为了谴责我们的不人道。我们倾听着这些带着尖酸、恭谦的陈述，并不感到不悦。首先，我们骄傲地惊叹着：怎么，他们自己能够讲话了？我们当初是怎么栽培他们的！我们从不怀疑他们已接受了我们的理想，既然他们是在谴责我们背叛了这个理想；欧洲人对自己的任务深信不疑：把亚洲人希腊化，创造希腊拉丁黑人这个新品种。我们暗自补上很实际的一点：让他们去叫吧！这样会使他们好受些；会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个时代来了，改变了议题。他们的作家和诗人，以难以置信的耐心，试图对我们解释：我们的价值不适合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无法完全吸收这些价值。这大概是要说：“你们把我们变成怪物，你们的人道主义向我们声称是属于全世界的，而你们所实施的种族主义却将我们特殊化。”我们听他们的唠叨，内心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官不是花钱被雇用来念黑格尔的，而且他们也很少念；但他们不需要透过这位哲学家就知道，不幸的意识会不断深陷在自身的矛盾中，毫无效果可言。因此，让我们使他们的不幸永远延续下去，能从这困顿中脱身的，只有风。专家告诉我们，如果他们的呻吟中带有几分请愿的影子，那将是要求完全合并。当然，我们是不可能答应这个要求的：正如你们所知，这就摧毁了建立在过度剥削基础上的体制。但，只要在他们面前拿着这根胡萝卜就够了，他们会加快地跑。至于叛乱，我们欧洲人可以安心：哪一个有觉悟的土著会去杀害欧洲的好儿女们，唯一的目的竟是要变成像他们一样的欧洲人？简单来说，我们鼓励这种忧郁，我们觉得有时候把龚古尔奖赐给黑人也不是件坏事。这是一九三九年以前的事。

一九六一年。听好：“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效、冗长的叙述或令人厌恶的模仿上面。让我们离弃这个欧洲吧，它一面叨叨不休地畅谈人道，一面又到处屠杀它所遇到的人类，在它自己街道的每个角落，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以‘冒险精神’的名义，扼杀了大部分的人类。”这是一种崭新的口气，谁敢用这种口气？一个非洲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从前的被殖民者。他补充说：“欧洲达到这样的速度、疯狂和无秩序……陷入深渊，最好赶快远离这深渊。”换句话说，欧洲完蛋了。这是个难以启齿的实情——我亲爱的欧洲同胞们，难道不对吗？但我们在骨子里是信服的。

然而，必须要下一个但书。举例来说，如果有个法国人对另一个法国人说：“我们完蛋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从一九三〇年起差不多天天发生——这是个激情的论述，灼烧着爱和狂怒，使说的人和他的同胞同在一缸水里。然后通常他会再补充说：“除非……”大家都懂得下文：他的意思很清楚，别再犯错了；如果他的建议没有逐字被确实遵循，那么国家只有走上分裂一途。总之，这些话是威胁带着奉劝，并且因为这样的话语是从国际间的相互主体性那里迸发开来，也就更不令人感到震惊。相反，当法农说欧洲走向自掘坟墓时，他不是发出警告，而是提出诊断。这位医生并不宣告不治——人们已看到了奇迹——也不开出治疗的药方。他从外面，根据他所能收集到的症状，指出它正濒临死亡。至于医治它，不，在他脑海里还有其他要操心的事，他并不在乎它的死活。因此，他的书引起纷纷议论。如果你感到尴尬而开玩笑说：“他到底给我们写了什么呀？”那你就没抓住这些争议的真正本质：因为法农不是为你们而写，他的作品——对别人来说是灼热的——对你们而言却是冷冰冰的。他在书中经常谈论你们，却不对你们说话。黑人的龚古尔奖和黄种人的诺贝尔奖的时代结束了：被殖民者戴上桂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一个讲法语的前土著，使这门语言折服于一些新的迫切要求；运用这门语言，并仅仅用来对被殖民者说：“所有落后国家的土著们，团结起来！”多大的降级！作为父亲，过去我们是唯一的对话者，现在儿子们甚至不将我们视为有资格的对话者了。我们只是他们论述的对象物。当然法农也顺便提到我们那些恶名昭彰的罪行：塞提夫[1]、河内、马达加斯加，但他不浪费时间去谴责，他利用这些罪行。如果他揭穿了殖民主义的策略，那些使得移殖民（colon）和宗主国民关系团结又对立的复杂伎俩，那是为了他的弟兄们，他的目的是教这些人挫败我们。

因为他，第三世界发现了自己

总之，通过他的声音，第三世界发现了自己，并为自己说话。我们知道世界本来就不是清一色的，也知道其中还有些被奴役的人民，有些获得了假独立，有些仍旧为争取主权而战斗。最后，有些虽然获得完全的自由，却仍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之下。这些差异源自殖民史，换句话说，就是源自压迫。这里，母国满足于付钱给它的封建领主，用分而治之创造一群完完全全的被殖民者资产阶级（bourgeoisie de colonisés）；在别的地方，宗主国更是一箭双雕：殖民地既是剥削地又是移民地。因此，欧洲增加了分裂和对立的群体，制造一些阶级，有时制造种族偏见，并千方百计挑起和增加被殖民社会的层级，法农并未隐瞒什么。为了跟我们斗争，旧殖民地必须与自己斗争，或者说，这两者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在战火中，一切内部障碍必须消融，无权的资产阶级商人和买办，具优势的城市无产阶级，住在贫民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家都应该站在农村大众——真正的民族革命军预备队一边，在殖民主义故意阻挠发展的这些地方，当农民起义造反，很快就出现一个激进的阶级：他们承受赤裸裸的压迫，比城市劳动者更加受苦受难，为了不致于饿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结构外，别无选择。假如它胜利的话，这个民族革命将会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抑止了这股冲力，将是被殖民资产阶级掌权，这个新国家尽管表面上是个主权国家，仍旧被帝国主义者掌控。加丹加（Katanga）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第三世界的团结尚未完成；这是还在进行的事业，在每个国家中，独立前后，透过农民阶级的指挥，所有的被殖民者团结起来。这就是法农对他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弟兄们所阐述的：我们要么一起到处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否则就被从前的暴君各个打倒。他什么也不隐瞒，既不掩饰弱点，也不掩饰失和及骗局。这里，运动出师不利；那里，在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功后，运动失速了；在其他地方，运动停止了：如果想再搞运动，必须是农民们把资产阶级抛入大海。读者要严格提防最危险的异化——领袖、个人崇拜和西方文化，要提防过去遥远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是趁热锻铸出来的。法农高声疾呼；我们作为欧洲人，我们可以理解他，证据就是手里所拿着的他写的书，他难道不怕强大的殖民势力从他的率直中提取好处吗？

不，他什么也不怕。我们欧洲人的手段落伍了；这些手段有时可能延缓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我们不要想象我们能调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懒人梦想——是虚无缥缈的空气，“第三势力”绝不存在，或者，倒不如说这是殖民主义赋予权利的资产阶级谎言。我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太有能力左右这个已经觉醒并一个一个发现我们的谎言的世界了。殖民者只有一个依靠：武力。如果他们还有武力时，土著只有一个选择：奴役或主权。法农并不在乎您读过他的作品没有，这又如何？他是向他的同胞们拆穿我们的老诡计，确信我们没有备用的另一套。他是对着他们这样说：欧洲把它的爪伸进我们的大陆，我们必须割断它的爪子，直到它缩回去为止。时机对我们有利：在比塞大（Bizerte）、伊丽莎白维尔（Élizabethville）或在阿尔及利亚乡村发生的事，全球都知道；集团吸纳了反对派，彼此尊重，让我们利用这种瘫痪状态，让我们进入历史，让我们蜂拥而入，第一次将这段历史变为全球性的。战斗吧！在没有其他武器的情况下，用忍耐磨的刀就足够了。

欧洲人，翻开这本书，融入书中吧！在黑夜中摸索几步后，你会见到一些陌生人聚集在火堆旁，走过去，听听他们的讲话，他们在讨论你们那些商社和佣兵的命运。他们可能会看见你，但仍旧继续讨论下去，甚至不刻意压低嗓门。这种满不在乎打击了心弦：父亲，黑暗的造物主，“你们的”造物主，是已死的灵魂。你们免除了它们的光明，它们只向你们说话，你们不用操心去回答这个还魂尸。儿子们不知道你们，一堆火照亮了并温暖了他们，这火可不是你们的；你们，在虔敬的距离，将会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夜间活动，冻得半死。风水轮流转，在这行将出现另一道曙光的黑暗中，你们才是幽灵。

在这种状况下，你们会考虑把书扔出窗外。既然这本书不是为我们写的，为什么要读它呢？那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法农向他的同胞解释你们，并且指出我们那异化的机器：好好利用这个良机，使你们在客观的真实中发现自己。我们的受害者通过创伤和锁链认清了我们；这使他们的证言无可辩驳。只要受害者指出一切我们对他们所做的，就足以使我们认清自己对自己所做的。这有用吗？有用，因为欧洲正濒临死亡的门口。但是，你们还是会说，我们是在母国生活的，而且我们也谴责它的暴力。的确，你们不是移殖民，但你们并不见得更好过。这些是你们的开路先锋，是你们把他们派到海外去，他们让你们变得富有；你们也曾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让血流得太多，你们就会矢口否认；就像一个国家，不管哪个国家都一样，在海外豢养一批煽动者、挑衅者和间谍，一旦他们被抓到，国家即矢口否认。你们，如此的自由、人道，把对文化的热爱甚至推向矫揉造作的程度；你们故意装作忘了你们有殖民地，并用你们的名义在那里进行屠杀。法农向他的同志们——向他们其中某些人，尤其是太西化的人——揭露了母国居民和他们的殖民地代理人是利害一致的。你们要拿出勇气来读这本书：因为，第一，它会令你们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诚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革命的感情”。你们看，连我自己也不能摆脱主体性的幻象；我也是，会这样告诉你们：“一切都完蛋了，除非……”作为欧洲人，我偷了敌人的书，把这本书变成治疗欧洲的药方。你们要好好利用这本书。

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你们撇开索雷尔[2]的法西斯主义的胡言乱语，你们会发现，从恩格斯以来，法农是第一个揭示历史发展的助产士。此外，不要以为是过于旺盛的血气或童年的不幸遭遇，令他对暴力有什么我不清楚的特殊爱好：他不过是让自己成为局势的翻译者罢了。但这已足够使他逐渐建立一套伪善的自由主义者向你们隐藏起来的辩证法，这辩证法造就我们的同时也造就了他。

十九世纪里，中产阶级把劳工看作嫉妒者，他们有一些粗俗的嗜好，放荡不羁；但中产阶级小心地把这些粗人纳进我们的物种中，或至少把劳工当作自由人；换句话说，可以自由出卖劳动的人。在法国和英国，人道主义被宣称是具有普遍性的。

强迫劳动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没有契约，除此之外，还必须恫吓，因此滋生了压迫。我们在海外的士兵拒绝母国的普同性，在人类中施加限制：既然没有人能不把掠劫、奴役或杀害同类当成罪行，他们就确立了被殖民者不是人的同类的原则。我们的打击力量被授与任务，把这种抽象的信念变成事实：下达命令把附属国的居民降为高等猴子的水平，以正当化移殖民把他们当作牛马的事实。殖民暴力并非只为了吓唬被奴役的人，使他们心存敬畏，更企图使他们非人性化。为了清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取代他们的母语，为了摧毁他们的文化而不把我们的文化给他们，把他们劳累得昏沉。他们挨饿、生病，如果还敢抗拒，那么恐惧会令他们继续劳动；用枪瞄准农民；本国人民来到农民的土地上，用马鞭强迫农民为他们耕种。一旦有人反抗，士兵就开枪打人，即成为一个死人；假如他退让了，他即失去尊严，堕落，不再是个人。羞愧和恐惧逐渐撕裂了他的性格，使这个人完全被瓦解。一些专家把事情办得更加干净利落，“心理作战”可不是今天才建立的；洗脑也不是。然而，尽管如此大费周章，在任何地方都没达到目的：在刚果，我们砍黑人的手，在安哥拉，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完全是最近的事，我们在那里把不满者的嘴穿了洞，再用挂锁锁住他们的嘴巴。我并不认为把一个人变成牲畜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说，如果不使一个人变得十分虚弱，是达不到这种状况的；只靠打骂绝对是不够的，必须强化饥饿。这是奴役的麻烦之处：当我们把同类变成家畜时，我们降低他的收益，不论给他是否只有那一点点，饲养场的主人最终付出的代价比他赚到的更大。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训练一半时停止，结果土著变成了既非人亦非动物。挨打、营养不良、生病、担惊受怕，但这只到一定程度，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特征，不管是黄皮肤、黑皮肤还是白皮肤：懒惰、狡猾、偷窃、只知道使用暴力。

可悲的殖民者，就这样毫无保留，展现出矛盾。他必须像精灵所做的一样，杀死他们欲意掠夺的对象，然而这不可能；他不是应该去剥削他们吗？由于没有把屠杀弄到种族灭绝，没有把人奴役到沦为家畜的地步，他不知所措了，操作逆转，一个无情的逻辑甚至把他导向去殖民化（décolonisation）去了。

但这不会立即发生。首先是欧洲人继续统治。他失败了，但还没察觉到；他还不知道那些土著只是“假土著”而已；他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害，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了要消除或压抑他们身上的恶。三代过后，他们有害的本能已不再出现了。什么本能？那些促使奴隶去杀死主人的本能？他怎么不承认是他自己的残忍，反过来加在他们身上的呢？在这些受压迫农民的野蛮中，他怎么没有发觉自己那殖民的野蛮，已经渗入他们浑身的毛孔，而无法治愈了呢？理由很简单：这位桀骜不驯的欧洲人，已被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害怕失去权力冲昏了头，浑然不记得自己从前是一个人，他以为自己是一根马鞭或一支枪。他竟然认为把“劣等人种”驯服成家畜，是通过他们的条件反射而成功的。他忽略了人的记忆力，抹不掉的回忆；还有，特别是，他从未明白过一点：我们不会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不是透过内心私密、极端的否定，否定人们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三代？从第二代起，儿子一睁开眼就看到他们的父亲被鞭挞的光景。借用精神科医生的话，他们是被“创伤化”的人。终生如此。但是，这些不断卷土重来的侵略非但不能使他们屈服，反而把他们抛进无法忍受的矛盾中，欧洲人迟早会为这种矛盾付出代价。从此，不管别人怎么训练他们，还是用羞辱、饥饿、痛苦来教训他们，只会在他们身上引爆狂怒，其强度就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力强度相等。你们说他们只知道暴力？当然，起初只是殖民者的暴力，但不久就变成他们的暴力了；也就是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我们从镜子里照出自己的身影那样。

你们不要搞错，透过这种狂怒，这种愤怒和怨恨，这种经常想杀死我们的欲望，由于害怕松弛而经常绷紧的强劲的肌肉，他们变成“人”：也透过殖民者，是他要他们成为干粗活的人，反抗他的人。仇恨，盲目的仇恨尽管是抽象物，却成为他们唯一的财富：这是主人挑起的，因为他想要让他们变成动物，他想熄灭这种仇恨却失败了，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半途而废；因此，假土著仍是人，由于压迫者的权力和无能，在半土著的身上转化成顽强拒绝沦为动物的条件。其余的大家都知道了，他们是懒鬼，怠工、奸诈小人、手脚不干净的人：这都是当然的啰；他们那微不足道的小盗窃，表明了一种尚无组织的反抗的开端。这还不够；有些人赤手空拳地扑向枪口，这些人是他们的英雄；其他一些人则以杀死欧洲人来使自己变为成年人。他们被射杀，不论是土匪或殉道者，他们的痛苦都引起群众的恐慌。

对，受到惊吓，在这新阶段，殖民地的暴力侵略使被殖民者的恐惧感内化了。由此，我说，他们不仅仅对我们用之不尽的侵略感到害怕，更害怕因此激起他们自己内心的狂怒。他们被卡在我们对准他们的枪口，和那从心底涌起、没意识到的杀人欲望的吓人冲动之间：因为，首先，这不是“他们的”暴力，而是我们欧洲人的、被反转的暴力，持续增强并且将他们撕裂；而这些被压迫者的第一个行动是，将那些会受他们的以及我们的道德谴责而不可言喻的怒火深深掩埋，而这怒火只不过是他们人性的最后残留。阅读法农：您将会知道，在被殖民者感到无力的时刻，杀戮的疯狂念头是他们的集体潜意识。

一旦这种压抑在心头的狂怒无法宣泄，就会纠缠和蹂躏受压迫者自己。为了摆脱它，他们竟然互相残杀；由于没有对抗真正敌人的能耐，各部落之间互相交战，你们可以靠殖民政策维持他们的对立关系；同胞互相举刀相向，还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那共同令人厌恶的可耻形象。然而，这些救赎的牺牲者也无法舒缓他们的嗜血饥渴；他们只有在变成我们的共犯时，才能自制地不向机关枪前进：这个他们所排拒的去人性化，却由于拒绝而更得以发展。在移殖民感到有趣的眼中，他们用超自然的壁垒互相提防，时而使古老和可怕的神话重现，时而用细致的仪式互相束缚。就这样，着魔的人遭受时时刻刻勒令他注意的仪式所束缚，以逃避深藏在内心的需求。他们跳舞，使自己有事干而不闲着；这松弛了他们那痛苦而紧绷的肌肉，而且舞蹈悄悄地、不知不觉中使他们模仿大家说不出口的“No”，和他们不敢犯的谋杀举动。在某些地区，他们使出最后的一招：着魔。从前，这是单纯宗教的事，是信徒与神圣事物结合的一种沟通行为，如今变成他们超越绝望和屈辱的武器：萨尔[3]，罗阿[4]部落神祉都降临到他们身上，统治他们的暴力，把暴力消耗在鬼神附身之上，直至暴力枯竭。同时，这些上层人士保护他们，意思是说，被殖民者通过宗教来对抗殖民地的异化。由此产生的唯一结果是他们把这两种异化、错乱合一，而每种异化各自因对方而加强。在某些精神病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幻觉者天天幻想自己被凌辱，居然在某一天早晨听到天使称赞他的声音，但是嘲笑声也不断出现；从此，嘲笑和赞赏互相交替。这是一种防御，同时疾病的演化也走向终了：病人人格分裂，逐步走向痴呆。就那些严格挑出来的不幸者当中，我还要加上我已谈过的另一种着魔——西方文化。你会说，如果我是他们，相较之下，我会喜欢萨尔仪式甚于雅典卫城。很好，这下您明白了。然而，因为你不是处于他们的地位，所以也不全然明白。还没完全达到这个地步。否则，你会懂得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兼而受之。两个世界，导出两种着魔：他们整夜跳舞，天亮后又急忙去教会做弥撒，分裂日复一日地增大。我们的敌人背叛他的兄弟并成为我们的共犯；他的兄弟也一样。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同意下，引进和维持下来的精神官能症。

既要求又同时否认人的境遇：矛盾是具爆炸性的。况且已爆发了，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这一点。我们生活在一点即燃的暴力时代，出生率的上升助长了粮食匮乏，新生的人要稍稍更担心生存，而不是死亡，暴力的怒潮卷走了所有的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我们一看到欧洲人就杀。这是个自食其果的时代，是暴力的第三期：暴力反过来转向我们，打击我们，然而我们仍旧无法理解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暴力。“自由主义者”变呆了：他们承认我们对土著不够礼貌，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他们某些权利，是更加明智和公正的。他们巴不得允许土著，让他们一批批，用不着推荐，就能进入那大门紧闭的俱乐部——我们这一族类里；面对这野蛮、疯狂的暴怒，他们不比坏的殖民者更能幸免。国内的左翼十分尴尬：他们知道土著的真实状况，深知他们受尽无情的压迫。左派并不谴责他们的叛乱，并深知那是由于我们干尽了坏事所引爆的。但是，他们认为，一切总得有个限度：游击队员必须牢记，要表现出骑士的风度；这将是最好的方式，得以证明他们是“人”。有时候，左派申斥他们：“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你们。”原住民根本不理他们：对于左派的支持，他们可以不屑一顾。他们一开始打仗，就立刻发现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都是半斤八两，我们都曾利用过他们，不需要再证实些什么，他们将不会给任何人什么特别待遇。唯一的义务、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驱逐殖民主义。我们当中思虑最为谨慎者，迫不得已，已准备好要去承认接受这点。但是，他们无可避免在这场角力中，看见这些下等人，如何使用所有不人道的手段，才容得自己跻身属于人的宪章当中。尽快赋予他们作为人的资格，使他们和平稳定下来是值得一试的。我们美丽的心灵是种族主义的。

这样的心灵读读法农的书应该会有所收获；法农充分展示了，这种抑制不住的暴力既不是荒谬的暴风雨，不是野蛮本性的复活，更不是憎恨的效应：而是，人正在重新建构他自己。我想我们曾经了解这个真实，却又把它忘了：任凭怎样的温柔，皆无法抹去暴力的痕迹，只有暴力自己才能摧毁这些痕迹。被殖民者只有在用武力驱逐殖民者的同时，才治愈了自己的精神官能症。当他们发怒时，才又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意识的透明性，并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认识了自己。我们从远处眺望，而把他们的战争当作野蛮的胜利。但是，通过战争本身逐渐解放了战士，逐步清除了战士自身里里外外的殖民黑暗。战争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即是无情的。要么你就一直担惊受怕，要么就令人害怕；也就是说，陷入分崩离析、被造假的生活，或者重获生命的统一。当农民接触到枪支时，古老的神话褪色了，禁令也一一被打破了。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起义一开始，他就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之计，可同时消除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脚下踏的祖国大地。在这一刻，祖国离他不远，他无论去哪里，在哪里都感觉到它，再也不那么遥远了，祖国和他的自由混为一体。但是，殖民地军队惊吓之余，又重新反击：必须团结起来，否则只有被屠杀。部落的反目缓和下来，趋向消灭：首先，因为这种不和使革命陷于危险绝境，更深入来说，不和除了使暴力偏向对抗虚假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效果。比方说在刚果，这种反目持续着，是因为殖民地代理人在维持的关系。祖国开始出现：对于每个弟兄而言，只要有战斗弟兄所在之地，祖国即无所不在。他们的同胞爱和对你们的憎恨，是表里一体的。他们杀敌人，也随时被杀。法农向他的读者指出“自发性”的局限，即组织化必然伴随危险。但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在每个活动的进展中，革命意识深化了，盘根错节的情结消逝了。没有人需要谈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士兵身上的从属情结（complexe de dépendance）了。农民挣脱了双眼的蒙蔽，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过去要他的命，但他试图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他发现了它们，宛若是无止尽的索求。

在这种民众暴力里头——长达五年，对阿尔及利亚人而言是八年——我们无法区别其中哪些属于军事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必要性。战争，哪怕是在提出指挥和责任的问题时，也将创造出和平的新社会结构，这将成为和平时期首要出现的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传统铸造出来的人，在可怕的当前出生的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每天的战火使他正当化，使他拥有即将诞生的权利，并且每日随战火诞生：随着最后的殖民者被杀，搭船回老家或被同化，随着少数种族消失，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友爱。但这还不够，战士们烧毁了阶段；您认为他们面对母国人的水准，不会甘冒生命危险的。看看他的耐心啊：也许他有时梦想一个新的奠边府[5]；但您相信他们心里不作如此打算：他只是个乞丐战士，在贫困时奋战，对抗拥有强大武力者。等待着决定性的胜利，经常，他什么也不期待，却把对手折磨得疲于奔命。但这样一来，他自己的损失也是很可怕的；殖民地军队更加凶残了：分区控制、扫荡、强制集中监禁、报复性攻击，女人和小孩都杀。战士清楚这点：这个新人以结束来开始生命，他视自己为具有强大能力的死人。他将会被杀：他不但接受这个风险，而且深信必定会如此；这个具强大力量的死人失去了妻儿；他见过那么多的垂死末日，他宁愿战死而不愿苟且偷生；其他人可以从胜利中获得好处，不是他：他太累了，但是，这种心灵疲惫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勇气。我们在死亡以及绝望中发现我们的人道，他却是在超越了刑讯逼供和死亡外发现。我们扇了风；他变成飓风。作为暴力的产儿，他每一刻都从暴力中汲取了他的人道。我们靠他的牺牲而成了人，他成了我们之中的人。一个另类的人：更加优秀。

暴力，一个新时刻的出现

法农就此打住。他曾经指出道路：作为战士们的代言人，他号召非洲大陆团结一致，对抗一切反目和地方山头主义。他的目的达成了。如果他想全面描述去殖民的历史现象，他就必须谈到我们；这当然不是他的企图。但是，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书由不得作者的初衷，而继续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体验到革命中人民的力量，而我们以武力来回击。因此，一个新的暴力时刻出现了，这一次，是必须回到我们身上，因为暴力正在改变我们，随着假土著经历暴力而自我改变。每个人看要怎样都行，以他想要的方式进行自我反省。但愿他还有反省能力：因为，今天的欧洲，被所有针对它而来的打击而震惊得茫然若失，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甚至只要稍微思考，就立刻成为殖民主义罪恶的共犯。这本书根本不需要序言，尤其它不是为我们写的，所以更加不需要。然而，我为它写了序言，为的是要把论证进行到底：我们也是，欧洲人，人家把我们给去殖民化了；也就是说，人家用血腥来铲除我们身上的移殖民。如果我们有勇气，那就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变成什么样了。

首先应该正视这个意想不到的景象，我们人道主义的脱衣舞表演。人道主义如今赤裸裸了，并不美好。它不过是一种欺骗的意识形态，美化了掠夺的正当性；它的温柔言词和矫揉造作不过是为我们的侵略做担保。那些殖民者气色很好，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得了吧，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当你们投票选出来的政府，你们那些年轻弟兄为之服役的军队，在毫不犹豫也不感到内疚进行种族灭绝时，你们毫无疑问成为刽子手了。如果你们反过来选择当被害者，而且冒险被关一两天，你们也只不过是选择摆脱关系而已。你们摆脱不了：这关系必须承担到底。尝试理解这一点吧！如果暴力只是从今夜才开始，如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剥削和压迫，也许“非暴力”的口号就可以平息争执。但是，如果千百年的压迫，决定了全部的体制，甚至是你的非暴力思想也是受这个前提限制，那么，你们的消极被动态度只会把你们列入压迫者的行列。

你们很清楚我们就是剥削者。你们也很清楚，我们掠夺了“新大陆”的黄金及金属资源，抢夺了石油，把这些东西带回老家。不无出色的成绩：一些宫殿、教堂和伟大的工业城市出现；殖民地市场用来缓和或转移经济危机。欧洲富裕得淌出油水，向所有的居民许诺他们作为人的权利：然而，作为一个人，在我们这边，就是殖民主义的共犯，因为大家都毫无例外享受了殖民剥削。这个肥胖而惨淡的大陆，终于以陷入法农恰当地称作“自恋”中做结。科克托[6]对巴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谈论自己”的城市感到厌烦。欧洲又能干什么呢？还有那超欧洲的怪兽，北美洲呢？都在闲扯一些自由、平等、博爱、荣誉、祖国。这些并不妨碍我们抱持种族歧视的论述，肮脏的黑鬼、肮脏的犹太人、肮脏的阿拉伯人。一些宽容亲切的自由派——总之是一批新殖民主义者——宣称对这种矛盾感到震撼。然而，这些话不是错误就是自欺欺人。在我们欧洲，没有什么比人道的种族歧视主义更表里一致的了：因为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一些奴隶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为“人”。只要有土著的存在，这种欺骗就不被揭穿。我们以人类的名义宣称一种抽象的普同性，而这个主张用来掩盖现实上的操作：在大海的那一边，有一群下等人种，他们多亏我们，才有可能在一千年以后终究达到我们的水准。简单来说，我们把种族和精英混为一谈。

今天，土著们揭开了他的真相；这下我们那封闭的欧洲人俱乐部就露出马脚了：这个俱乐部只属于少数派。还有更糟糕的，既然他人透过反抗我们成了人，看来我们是人类的敌人。精英终于露出他们的本性：他们不过是一群土匪。我们那些宝贵的道德标准失去了它的翅膀，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只会发现一堆沾满血腥的价值。如果你们一定要举个例子，那就回顾法国那些何等宽大的豪言壮语吧！我们真的宽宏大量吗？那么塞提夫呢？还有那夺走百万余名阿尔及利亚人性命的八年的残忍战争呢？还有那电击拷刑呢？但大家可要明白，人家并不谴责我们背叛了什么使命，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使命可言。受到质疑的是“宽大”本身；这个悦耳、漂亮的字眼只有一个含意：它那被授予的地位。面对眼前的这个人，新生的、解放了的人，没有人有任何权力和优势给别人什么。大家各自享有所有的权利。而我们的族类，如果有天将被打造完成，将不是被定义为全地球的居民的总合，而是以地球上全体居民彼此互动而产生无尽的整体相互关系来定义的。我说到此为止，你们将会毫无困难地将工作了结；只消正视，当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那些贵族气派的美德：气数已尽。这些道德又如何在它所产生的那些下等贵族中残存？

几年前，一位资产阶级评论家——一个殖民主义者——只能找到这一点来捍卫西方：“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至少有些内疚。”好个真情告白！从前，我们的大陆还有别的浮标：帕特农神庙、大宪章、人权宣言或纳粹的党徽。如今，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什么了：我们不再假装能从船难中自我解救，除了通过罪疚感，这个相当基督教的情感，来救赎我们自己。完了，真正完蛋了！欧洲到处在漏水，会发生什么事呢？再简单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是历史的主体，现在反过来成为（被动的）客体。权力关系逆转，去殖民化已经开始；我们的佣兵能做的，只是推延去殖民地化的完成。

老“母国”仍必须为此大量砸钱，把所有兵力投入一场可以预想势必失败的战争。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比若（Bugeaud）制造出那样值得怀疑的光荣的殖民残酷，而在冒险的终点处，我们会发现，残酷尽管增加十倍，却仍旧不够用。派遣部队去阿尔及利亚，他们在那里驻扎了七年而一事无成。暴力改变了它的方向：我们过去是胜利者，我们使用暴力，但它似乎没使我们改变：它使其他人瓦解，而我们，我们的人道主义，保持完好无伤；母国的人为了利润而团结，把他们的犯罪共和体称作博爱，称作爱；今天，同样的暴力，到处受阻，通过我们的士兵又回过头来面对我们，内化并控制了我们。退化开始：被殖民者重塑他自己，而我们，移殖民者，宗主国居民，不管是极端派还是自由派，却解体了。盛怒和害怕表露无遗：这呈现在阿尔及利亚的捕猎行动[7]中。现在，野蛮人在哪里？残酷在哪里？什么都不缺，甚至不乏达姆达姆（tam-tams）鼓声：当欧洲人活活烧死穆斯林时，这边倒有汽车喇叭响起“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节奏。法农提到，不久前，一些精神科医生在会议中对土著的犯罪行为感到悲痛，他们说，这些人互相残杀，很不正常；阿尔及利亚人的皮质层（cortex）一定很不发达。在中非，其他一些人则建立这样的看法：“非洲人很少使用他的额叶（lobes frontaux）。”这些学者现在可能可以在欧洲继续他们的调查，这对他们会有好处，尤其在法国人身上做调查。因为几年以来，我们的额叶大概也同样是机能低下的吧：爱国者有杀害同胞的行径出现；趁他们不在时，炸掉他们的守门人和住宅。这不过是个开端：内战预计在秋季或明年春天来临。然而我们的皮质层似乎情况良好；倒不如说，是没有击溃原住民的能力，暴力回过头来堆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而要另找一个出口。阿尔及利亚人的团结造成了法国人的分裂。在远离宗主国的整块土地上，那些土著跳着准备战争的舞蹈。恐怖离开了非洲而在欧洲扎根：有些十分天真的愤怒者，想要让我们用血的代价偿还曾经受土著击败的羞辱；然后，还有其他人，其他所有的人，同样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在九月的私刑后，谁上街去大叫：“够了？！”但他们比较沉着：自由主义者，那些慵懒的死硬左派分子。他们也头脑发烧，怒气冲天。但是他们多么胆小怕事，只会用神话、复杂的仪式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为了拖延最后算账和真相大白的时间，他们把一个大巫师按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巫师的作用，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留在黑暗中。一事无成：有人宣扬暴力，有人要抑制暴力。暴力它在原地转圈；某天在马赛爆发，隔天则在波尔多；它从这儿，传到那儿，这是在玩传环游戏。一步一步轮到我们被引向沦为土著的地步。但是要我们完全成为土著，则必须是我们的土地被从前的被殖民者夺走，我们必须饿死方休。不会这样的：不会，是那些丧失权力和地位的殖民主义控制了我们；是它，迟钝又傲慢，不久将骑在我们头上；它，就是我们的萨尔，我们的罗阿。

当你们在读法农此书的最后一章时，会相信，宁可当一个土著，即使处在最悲惨的时刻，也胜过当以前的殖民者。一个警方公务员被迫每天十个小时去刑讯逼供，并不好；他的神经会绷断，除非我们禁止拷讯者，不准他们为自己私人的好处而超时工作。当我们想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国家和军队的道德时，军队却有系统地败坏国家道德，这是不对的。没有一个有着共和国传统的国家，会把成千上万的青年交给一些暴力的军官。

我的同胞们，这不对，你们现在知道所有以我们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你们对此不向任何人呛声，甚至不敢对自己的灵魂呛声，由于害怕对自己的评价。起先你们不知道，我想要去相信这点，你们半信半疑，现在你们知道了，却始终保持沉默。八年的沉默，使人堕落！没有用的：今天，酷刑那炫目的太阳升到了最高点，照亮整个国家。在普照的阳光下，再也没有正义的爽朗笑声，不再有哪一张脸不是涂上了脂粉来掩盖愤怒或害怕，不再有哪一个行为不流露出我们的厌恶和共谋。今天，只消两个法国人相遇，他们之间就有一具尸体。而当我们说“法国”的时候，从前，它是个国家的名称；而在一九六一年，可要小心这会不会是一种精神官能症的称呼了。

我们能复元吗？会，暴力就像阿喀琉斯的长矛，能使被刺的伤口愈合。今天，我们被束缚，饱受屈辱，因害怕而生病。我们跌至谷底。对殖民地的贵族来说，这还不够：在他们没有先把我们法国人殖民化之前，将无法完成在阿尔及利亚那进度落后的使命。我们每天在殴斗之前退缩，但要深信，我们绝对逃避不了；他们需要殴斗，那些杀人者；他们想扑向我们，朝人群中乱打。让我们将巫师及拜物神的时代终结吧：只能战斗，或在集中营中腐烂发臭。这是辩证的最后时刻：你们谴责这场战争，却又不敢宣布自己同阿尔及利亚战士团结在一起；别害怕，指望殖民者和佣兵吧！他们将会使你们跨出一步，毅然采取行动。于是，被逼到绝境的你们，可能终将卸下这新的、在你们身上煽起前科重罪之暴力枷锁。但是，正如有人说过，这是另一部历史。人类的历史。我深信，我们同创造这历史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