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无产阶级的兴起
起义使政党不知所措。事实上,他们的方针始终是断言:所有武力的尝试都是无效的,甚至政党的存在,就是对所有起义的恒常谴责。有些政党私底下偷偷分享殖民者的乐观主义,庆幸自己与这个疯狂之举无关,有人说,这件蠢事将受到血腥的镇压。但是,点燃的星火迅速燃遍全国。装甲车和飞机没有获得预期的胜利。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殖民主义开始思考。甚至在作为受压迫者一方的人民内部,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提醒关注形势的严重性。
至于人民,开始在小茅屋里和睡梦中哼着新的民族韵律,他们在心底不停低唱对光荣战士的赞歌。起义已蔓延全国,现在轮到那些政党被孤立了。
然而,起义领袖意识到,有一天必须把武装起义扩展到城市,这种意识绝非偶然。它接受那支配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之辩证法。尽管农村代表取之不竭的人民力量,尽管游击队在那里使地方更加动荡,但殖民主义从不怀疑自己的体制固若金汤,根本不觉得自己陷入危险中。于是起义领袖决定把战争送进敌人家里,也就是说,送进那安静而雄壮的城市里。
在城市组织起义带给领袖们一些难题:我们之前看到,大部分出生在城市或在城市长大的领袖,逃离了他们原来的环境,因为他们经常受殖民地警察的追捕,又经常不容于党内谨慎及理智的干部。他们隐藏在农村,既是为了逃避镇压,更是因为不信任旧的政治组织。这些领袖在城市内的自然触角,是党内知名的民族主义者。确切地说,我们之前看到,他们最近历史的开展,是与那些胆小怕事、紧皱眉头沉思殖民主义罪行的领导,侧身错开的。
此外,游击队里的人,对他们过去的老朋友——那些他们认为是最左倾的人——初步的试探后,将进一步肯定他们的理解,甚至是打消重见老友的意愿。事实上,从地方发起的起义,要透过被堵在城市四周的农民深入城里,这些人在殖民制度下尚未找到一根可以啃的骨头。地方人口急速膨胀,被殖民体制征收土地而离乡背井的人,不倦地围绕各个不同的城市打转,希望有一天人们会允许他们入城。就在这些群众里,在贫民窟里的人民,在游民无产阶级的内部,起义将找到它在城市的长矛。游民无产阶级,构成了被殖民人民当中最自发和最激进的革命势力。
在肯尼亚,当茅茅团造反以前的几年,我们看到,英国殖民当局强化了恫吓游民无产阶级的措施。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警察和传教士合作无间地对付来自农村和森林、大量涌入城市的肯尼亚青年,他们由于未能找到市场出卖劳力而偷窃、放荡、酗酒。殖民地的青少年犯罪,是游民无产阶级存在的直接产物。同样在刚果,从一九五七年起,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把那些扰乱既存秩序的“年轻小流氓”赶回乡下去。传教团被委托去开办了一些收容所,当然,是在比利时军队的保护下。
游民无产阶级的组成与发展,是一个现象,顺应它自身的逻辑;不是传教士的大量活动和中央机构的法令所能阻止的。这个游民无产阶级像一群老鼠,不管用脚踩,用石头砸,都会继续啃树根。
贫民窟投入到被殖民者的生物决定法则当中,不惜任何代价要入侵敌人的城堡,必要时将通过最秘密通道。如此被构成的游民无产阶级,并对城市的“安全”形成沉重的压力,它意味着一个无可救药的腐败,和深植在殖民统治心底的坏蛆。于是,拉皮条的、流氓、失业者和普通罪犯就像坚定的劳动者那样,从下而上地投入解放斗争。这些无所事事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通过军事和决定性的行动,重新找到民族的道路。他们在殖民社会乃至支配者的道德中,都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现在恰恰相反,除了通过手榴弹和手枪的力量,他们没资格进入城里。这些下三滥和失业者面对他们自己和面对历史,重新找回了尊严;妓女也一样,年薪两千法郎的女佣,绝望的妇女们,所有那些在疯狂和自杀间徘徊的男男女女,开始前进,并坚决地参加觉醒起来的民族大行进。
民族政党无法理解这个加速它们瓦解的新现象。侵入都市的叛乱改变了斗争的面貌。当时全部投入农村的殖民地军队,现在又匆匆撤回城市,以确保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镇压的力量分散了,到处出现危险。是民族的土地,是整个殖民地陷入恐惧不安,陷入如鬼神附身的着魔状态中。农民武装团参与的是零星分散的军事包围。城市起义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氧气气球。
起义领袖们看到积极热情的人民对殖民主义机构决定性的打击,而加强了他们对传统政治的不信任。每次胜利,证明他们今后对所谓漱口剂、咬文嚼字、“吹牛学”和无效煽动的反对,是正确的。他们对政治、对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悲痛欲绝。这也是为何,一开始时,我们见识到一场真正的关于自发性的神圣胜利。
诞生于乡村、多方繁衍的农民起义,不管它在哪里爆发,就证明了民族无所不在、普遍高密度的存在。每个武装起来的被殖民者,就是今后活着的民族的一小部分。这些农民起义陷殖民体制于危险,在动员它的兵力的同时使它分散兵力、随时威胁着要扼杀它。农民起义遵循一个简单的法则:使民族存在。没有政治纲领、没有演说、没有决议、更没有政治倾向。问题很清楚:外国人滚蛋。让我们组成一个共同阵线,抵抗压迫者,让我们用武装战斗,来加强这个阵线。
只要殖民主义持续不安下去,民族事业就会发展,并成为每个人的事业。解放的蓝图已画好,并关系到整个国家了。在这个时期里,自发性是国王,主动性是各地区域性的。在每一处山顶上,一个小型政府组成了,并发号施令。在山谷和森林中,在丛林和村子里,到处会遇到一个民族权力机关。每个人以行动使自己的民族存在,并致力获得区域性的胜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面的以及彻底的立即战略。每个自发组成的小组,其目的和纲领就是解放当地。如果说,到处是民族,那么国家就在这里;再进一步,它就只是在这里,战术和战略混淆起来,政治艺术单纯变成军事艺术,政治活动家就是战士,打仗和搞政治被视为一件事,而且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