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觉醒之必须且持续

假如我们不厌其烦重述殖民主义者的科学家们提出的学说，倒不是为了指出他们的贫弱和愚蠢，而是为了开始讨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十分重要的课题。其实，在环绕着“革命”而来的问题中，在政治解释和厘清真相的层次上，很多经过辩论的主题当中，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但刚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会谈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性，才使我们能深入并且更明确地勾勒出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概念及范围。在革命实践当中，当我们在干部和战士面前讨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性问题时，当我们陈述革命以前的罪行、不法行为、窃盗等多种犯罪手法，当我们解释一个罪行的面貌、不法行为的频繁时，是用一种关系的作用来理解，一种男女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来解释，而且每个人对此都能有所理解；如果我们参与了阿尔及利亚人或北非人出于天职而犯罪这个观念的崩毁，这个钉入阿尔及利亚人意识中的观念，“我们易怒、爱打架、坏人……诸如此类”，那么，这就对了，我们可以说，革命进步了。

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随时随地阐明、揭穿骗局、驱赶那对自身的污辱。不应该等待国家产生新人，不应该期待在不断的革命变革中，人会不知不觉地转变。这两个过程是重要没错，但必须助意识的觉醒一臂之力。革命实践，如果想要它是全面具解放性的，并且独具生产力的话，则必须要求，不能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继续存在。我们有着一股独特的力量，强烈感觉到有必要将事件总体化，有必要把一切揽在身上，必须解决一切，负责一切。于是，意识并不厌恶走回头路，必要的话放慢脚步。所以，一个战斗的部队在战场前进时，埋伏终了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一个让意识的觉醒能走上一程的时刻，因为一切必须同时并进。

对，阿尔及利亚人自然而然会认为法官和警察有理[24]。因此，必须重新讨论在自恋的层次上，被体验为真正的男子气概表现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并放在殖民史的层次上来谈。例如，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犯罪，根本上不同于直接在殖民剥削下的犯罪行为。

第二件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实际上是在封闭的圈内进行。阿尔及利亚人互相偷窃、互相殴打、互相杀人。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很少攻击法国人，避免同法国人吵架。相反，在法国，移民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犯罪。

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减少。犯罪完全针对法国人，动机也彻彻底底是新的。以下这个吊诡现象大大有助于战士们认清真相：我们注意到，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涉及普通法的犯罪事件几乎消失了。不再有争吵，不再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而导致死亡事件，不再因为妻子额头或左肩被旁人看见而怒火中烧。民族斗争似乎疏导了所有的怒火，把所有的感情或激情的活动都民族化了。法国法官或律师已发现了这一点，但战士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必须引导他知道这件事的道理。

其余的解释。

是否应该说，战争，作为社会化了的攻击性的最佳表现场所，把天生杀人的举动导向占领者那边呢？社会大动荡降低了犯罪及心理失调的频率，这是一种平庸的看法。因此，人们可能完全用战争的存在，来解释阿尔及利亚人犯罪行为的消减，战争把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二，同时把司法及行政机关视为敌方。

然而，在已解放的马格里布国家（Magrab）中，那些同样在解放斗争时期会出现的现象，仍随着独立而继续维持着或逐渐明朗化。因此，殖民地此一背景似乎是相当独特的，足以让我们重新诠释犯罪性。这就是我们要战士注意的。今天，在我们国家里，大家都知道犯罪性并非阿尔及利亚人的先天性格，也不是神经系统组织的结果。阿尔及利亚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使得真正的主角出现。在殖民情境下，前面已指出，当地人只跟自己人相处，他们倾向当彼此的屏幕，每个人对彼此掩盖了民族的仇人。被殖民者经过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劳累后，倒在自己的席子上时，一个小孩的哭声穿过布帘墙壁，妨害了他的睡眠，仿佛是巧合，这是个阿尔及利亚小孩。当他去向杂货店央求一点粗面粉或油——他已积欠这个杂货商几百法郎了——而遭到拒绝时，一股巨大的仇恨和强烈的杀人欲望占据了他，而且杂货商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当他躲过当地司法行政官几个星期后，有一天，他被这长官拦住，逼他缴“税”，他甚至来不及去恨欧洲人的行政官员；当地的长官，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在他面前引起仇恨。

暴露在日常的杀人企图中：饥饿、未付房租而被扫地出门、母亲没奶水、骨瘦如柴、工地关门、失业者像乌鸦般在经理人的身边游荡，土著终究会达到把自己的同类看作无情的敌人这样的地步。如果他光着脚，被路中间的一块大石头擦破了皮，那是一个土著把石头放在那里的，他准备采下的几颗橄榄被X的孩子们在夜里偷吃了。对，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的地方也是，人们为了一公斤的粗面粉可以干许多事，可以杀很多人，必须要有想象力才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或者，要很有记忆力。在集中营里，人们为了一小块面包互相杀害。我想起了一个可怕的场面：一九四四年，在奥兰（Oran）。我们在一个兵营前等车，看见士兵们把几块面包扔给几个阿尔及利亚小孩，他们疯狂、仇恨地争夺。兽医们提及在家禽饲养场里所看到的“啄食的顺序”，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现象。丢给家禽的玉米的确变成你死我活的竞争目标。某些最凶猛的飞禽吞下所有的谷物，而另一些不好斗的，明显消瘦；所有的殖民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养鸡场、巨大的集中营，在那里，刀子是唯一的法律。

在阿尔及利亚，打从民族解放战争以来，一切都改变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全部存粮，可以在一个晚上供应给路过的一队士兵。家里唯一的一头毛驴，可以出借来运送一名伤兵。而在几天后，当物主知道他的牲口被飞机扫射而亡后，他并不会诅咒或威胁借驴子的人；他并不对牲口的死感到不解，反而不安地询问伤兵是否安然无恙。

在殖民体制下，人们为了一公斤的面包或一只可怜的绵羊……什么都可以做。在殖民时代，人和物质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历史的关系，就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对于一个被殖民者，像阿尔及利亚那样受压迫的情况下，活着丝毫不是体现价值，不是投入一个协调一致和具生产性的发展中：活下来就是不死，存在就是维持生命。每一个椰枣就是一个胜利，这胜利不是流血流汗的结果，却像是一种感到生命战胜了的那种胜利。因此，偷椰枣、放任自己的绵羊吃邻家的青草，并不是否定别人的所有权、违反或不遵守法律，这是杀人的企图。要想理解偷窃是杀人的企图，而不是不友善或不法的行为，必须到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山区去看看，几个星期以来人们到深谷里去找土，并用小篮子把土背上去的光景。因为，唯一的观点来自这个愈来愈缩小的胃袋，胃袋的要求当然也愈来愈少，但无论如何，总要满足这个胃袋。怪谁呢？法国人与警察、军队、战车一起在平原上。山上只有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上面是上天和它往生后的诺言，下面则是法国人，允诺的可是非常具体之物：监狱、警棍和死刑。人们注定只能靠自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对自身恨意的核心，这个核心导致隔离社会里种族冲突的特征。

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性、他的冲动、他的杀人暴力行为，不是神经系统组织的结果，不是性格的特异性，而是殖民情境的直接产物。阿尔及利亚战士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不怕质疑殖民主义者灌输给他们的信念；他们知道，每个人只是其他人投射的荧幕，而事实上，每个人在扑向他人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杀，这些在革命的觉悟中应该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再说一遍，战斗的被殖民者，其目标是要结束统治，但他也应该注意，去清除压迫政权强加在他身上的所有非真理。在一个殖民体制里，如现存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体制，殖民主义公开主张的思想，不只影响少数的欧洲人，更影响阿尔及利亚人。完全解放，是有关人格全方位的解放。埋伏或突袭、刑讯逼供或同胞的大屠杀，加强人们战胜的决心，更新了无意识，并滋养了想象力。当全民族动起来的时候，新人类不是这个民族后天的产物，而是与这个民族共存，与这个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胜利。这个辩证的要求，解释了为何我们对量身改造过的殖民化和表面的改革持保留态度。独立并不是一个应被驱逐的词语，而是令真正获得解放的男女存在之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真正获得解放的男女，也就是所有可能使社会彻底转化之物质工具的支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