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表现中的运动
人民与新的行动之接触，引起新的呼吸和节奏，忘却肌肉的紧张，并发展想象力。每当讲故事的人对他的听众讲一段插曲，大家就参加了一次真正对灵感的祈求。他们向听众启迪了一种新型的人的存在。当前事物不再是自闭的，而是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的。讲故事的人又重新使自己的想象自由奔放、革新、创造发明，甚至这种变化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安排不当的形象被重拾或修正的例子，像是拦路抢劫的强盗或多或少是反社会的浪人。在殖民地国家中，必须要一步步追随涌现的想象力和歌曲、民间史诗之创造力。讲故事的人以连续不断的故事来符合民众的期待，表面上他是孤军奋战，实际上却受到民众的支持而走上追求新典型、民族典型的道路。喜剧和闹剧消失了，或者失去魅力。至于戏剧化，也不再处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危机状态此等层次上。它丧失了失望和反抗的性格，变成人民共同的命运，变成正在酝酿或已在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
在手工艺方面，一向沉积的形态，受到敲击，如今也渐渐紧张起来。例如木雕，从前复制的某些面部表情或姿势也开始不一样了。缺乏表情或难以忍受的面具开始生动起来，手臂更倾向脱离身体，描绘出行动的轮廓。两个、三个或五个人物的组成构图出现了。传统派备感业余爱好者或反对派涌现的压力，开始创新。文化生活领域上的这种创新活动，经常不被人察觉。然而，它对民族斗争的贡献是重要的。艺术家通过赋予脸部和肢体的生动，通过把观众席上的一群观众当作主题，鼓励有组织的运动。
如果我们研究在陶器或瓷器制作的领域上，民族意识觉醒的回响，也可以指出同样的事实。创作抛开了形式主义。罐子、双耳坛、盘子起先是极细微修改，后来大刀阔斧地变形了。着色法在从前遵循很少颜色和调和的规则，现在则是色彩缤纷并受到革命冲动的冲击。过去在某些文化圈内被禁用的土黄色、蓝色，如今肆无忌惮地为大家所接受。同样，根据社会学家的见解，作为某区域特征之人类面部无形象表现，如今突然变成完全是相对的了。宗主国的专家、民族学者很快察觉到这种变化。整体说来，这些变化被以一种经符号化过后的艺术形式、在殖民情境内部发展出来的文化生活为名，遭受谴责。殖民专家们不承认这种新的形式，并赶去援助土著社会的传统。殖民主义者反而成了当地传统的保护者。大家的记忆犹新，这个例子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大战后爵士咆勃（be-bop）这种爵士新风格的稳定成形，它不牵涉殖民地现实，无关爵士乐中那些白人专家的反应。爵士乐不应该只是一个黑人老头在五杯威士忌下肚之后，对支离破碎和绝望的怀旧、对自己厄运的诅咒和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打从他理解自己和以不同的眼光理解世界，使得希望诞生，并强迫种族歧视的世界向后退，很明显，此时，他的喇叭响亮，嗓音清澈。关于爵士乐的新风格之诞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竞争。从中不容置疑地看到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失败的后果。这个后果尽管来得迟缓，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也不乌托邦：假设在五十年后，这种由一个可怜该死黑鬼哽咽的叫喊爵士范畴，可能只有白人才会捍卫，因为他们忠于一个关系类型，拥有对黑人性的停滞印象。
我们也可以从舞蹈、富有旋律的歌唱、宗教仪式、传统仪式各方面，寻找和发现同样的推进力，察觉出同样的变化和同样的焦急。早在民族斗争的政治或武力斗争阶段之前，读者若留心的话，可以感受到和看到一种新活力、战斗逼近的展现。不寻常的表达形式，从未听过或见过的主题，其负有一种力量，能以“目的”召集和凝聚人民。这一切都帮助唤起被殖民者的敏感，促使观望的态度变得不切实际、难以接受或遭受失败。因为被殖民者更新了手工艺、舞蹈和音乐、文学的口头史诗里的目的和动力，被殖民者重新架构了认知。世界失去了被咒诅的特征。各种条件汇聚起来，为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们见证了在文化表现中出现的运动。我们看到，这个运动，这些新形式，是和民族意识成熟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个运动愈来愈趋向客观化、制度化。从运动中可看出，无论如何，民族存在有其必要性。其中一种错误——而且是错得离谱的——就是试图在殖民宰制的架构中，发挥文化的创新，恢复当地文化的价值。所以，这也是为何，我们得到一个看似吊诡的命题：在一个被殖民国家里，最初步的、最粗暴的、最未区分的民族主义，是防卫民族文化最有效、最热情的形式。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的表达，它的喜好、禁忌或典型。其他禁忌、别的价值、别的典型，则是在全社会的各个阶段中形成。民族文化就是这些评价的总合，是全体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内外紧张的各种因素凑合的结果。在殖民情境下，文化被剥夺了民族和国家的双重支持，日趋衰竭和苟延残喘。因此，文化存在的条件是靠民族解放和国家的复兴。
民族不仅仅是文化的条件，不仅是文化兴盛、不断更新、深化的条件而已，它也是一种迫切要求。首先，是要求为民族生存而战斗，打开文化的封锁，给文化打开创造的大门。之后，则是民族保证给文化提供条件和表现的范围。民族为文化聚集各种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只有这些要素能赋予文化可靠性、有效性、活力和创造性。同时，也是文化的民族特性，使文化对其他的文化能具有可渗透性，并使它能影响和渗透到其他文化去。不存在的东西不大能对现实起作用，甚至不能影响这个现实。必须首先先有民族的复兴，才能将生命赋予民族文化，这里谈的生命是就其最具生物学的意义而言。
因此，我们追随着古老文化沉淀层中，那愈来愈根本的爆裂声，在为民族解放而决战的前夕，更新表现法，解开想象力的束缚。
这里还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斗争、冲突（不论是政治冲突或武装斗争）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冲突时，文化会不会中断？民族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最后，是否应该说解放战斗尽管后来丰富了文化，它本身是否定文化的？解放斗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吗？
我们认为，被殖民民众为了恢复民族主权而有组织的、自觉的斗争，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现。不仅仅是斗争成功后文化被赋予有效性和力量，在战斗中，也没有让文化冬眠。斗争本身在进展中，在其内部过程中，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并勾勒出文化的一些新方向。解放斗争并不是要恢复过去的价值和旧轮廓。斗争本身目的是指向彻底重新分配人际关系，它不可能让这个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内部原封不动。斗争后，不只是殖民主义消失了，连被殖民者也被消灭了。
这个新人类对自己和对他人，不得不确立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中预示这个新人文主义。一个动员全民的战斗、一个表达人民的意志和焦虑，并且不怕几乎只靠这个人民的斗争，必胜无疑。这种类型的斗争的价值在于，是它实现了最大幅的发展和创造文化的条件。从这些条件中获得民族解放后，也就不会发生令人痛苦的文化不定的情形，这倒是常见于某些新独立国家中。因为，民族是在它来到世界的形式中，在它的存在模式中根本地影响文化。一个从人民讨论活动中诞生的民族，一个体现人民真正的意愿，改正国家的民族，只会以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存在。
关心祖国的文化并想开启它普世面向的被殖民者，不应该只相信那不可避免的独立原则，而忘记将之铭刻在人民的意识中。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是一回事，斗争的方法和民众的内容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常常觉得似乎文化的未来、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也同样和解放斗争中经常体现的那些价值有关。
现在是揭露假仁假义的时候了。有人到处说民族复权的要求，是人类一个过时的阶段，现在是大联合的时代，那些落伍的民族主义者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且具有严重的后果，它错在想跳过民族的阶段。如果文化是民族意识的表现，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民族意识就是文化最洗炼的形式。
自我意识并非对沟通关上门。相反，哲学的思考教导我们，它才是沟通的保证。民族意识并非民族主义，唯有民族意识能给予我们国际面向。这个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问题，在非洲有其独特面向。在非洲，民族意识的诞生和非洲意识保持最紧密的时代关系。非洲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责任，同时也就是对黑人非洲文化的责任。这两个交汇一致的责任，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原理下的事实，而只是一条陈腐规则下的意识：它想要在今天殖民主义还想死抓着不放的非洲，让所有独立的国家，成为一个被包围的、虚弱的且处于危险的国家。
如果说，人的作为，让人之所以为人，那么我们可以说，非洲知识分子当务之急，就是建设民族。如果这种建设是真实的，即如果这种建设表达了人民明确的意志，如果它在急切中彰显出非洲人民，那么，这个创建必定伴随着普遍价值的发现和促进。因此，民族解放不是远离其他民族，而是使民族跃上历史的舞台。国际意识只有在民族意识的深处，才高扬起来，并且充满活力。总之，这双重性的涌现才是所有文化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