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治化的必要性

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中介型的活动方向。他的能力，表现在贸易如小买卖、获取佣金等方面。不是用钱在滚钱，而是用他对做买卖的灵敏嗅觉在工作。他不去投资，无法累积资金，而这正是实现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诞生和繁荣所需要的条件。如果以这样的速度，他需要几个世纪来建立工业化的雏形。不管怎样，他们遭到旧宗主国执拗的妨碍，旧宗主国在新殖民主义协定的架构内，已经采取了万全的预防措施。

如果政权想把国家带出停滞状态，并大步走向发展和进步，它首先必须使第三产业国有化。但是资产阶级想要让图利、享乐的精神获胜，态度上蔑视群众，获利的方式可耻，甚至可说是一种偷窃，事实上他们在这个部门做了大量的投资。从前由殖民者控制的第三产业，将由新兴资产阶级侵占。在殖民经济中，第三产业本来远非最重要的部门，如果要向前发展，我们早该决定将其国有化。然而，国有化不应该是僵硬的国家控制形式，不是去安插一些在政治上尚未训练有素的公民，让他们成为这些部门的首长。每当这个程序被安排时，人们会发现，政权实际上促进了由旧宗主国培养出来的官僚专制获得胜利，这些官僚很快就暴露出他们没有全盘考量全体国民的能力。这批官僚开始破坏国家的经济活动，瓦解机构，使贪污、渎职、侵占公款、黑市等等猖獗起来；使第三产业国有化，就是民主的组织产销合作社，就是通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而排除这些合作社的集中化。我们看到，这只有使人民政治化才能成功。从前，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全盘厘清重要的问题。今天，事实上，落后国家一般已谨记使民众政治化此一原则；但，似乎我们并没有真正谈过这件首要的工作。当我们在肯定使人民政治化的必要时，也同时意味着：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持，支持我们将着手进行的行动。一个表明要使人民政治化的政府，表示出它将和人民一起管理，并为人民而管理的欲望，这不应该是一句用来掩饰资产阶级领导的用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已经超越这个权力的幼稚阶段，他们冷静借助自己的法律、经济力和治安来统治。既然他们的政权已经巩固了，他们不是非把时间用在蛊惑民心的姿态上不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昂然行使权力。他们创造了合法性，并使自己理所当然成为强者。

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尚无犬儒主义，亦无从容感，这两者是立基在老资产阶级的强势上才可能产生的。这也是为何他总忧虑着要掩盖内心深处的信念，要展现出改变，简而言之，就是要让自己显得受大众欢迎。使群众政治化，不是每年动员三四次几万或几十万男女就可以；这些集会，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会，首先是独立前的老战术，为了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他与民众同在；使民众政治化，是使民众成熟而不是将之幼稚化。

这导致我们思考在一个落后国家中政党的作用。如前所述，我们看到把一些问题简单化的人，即属新兴资产阶级，他不断重述，在一个落后国家里，需要一个强权治理国家，甚至一种独裁统治。在这种观点下，人们赋予党监视大众的任务：党充当行政和警察两个角色，控制人民，不是为了确保他们能真正参与国家事务，而是要经常提醒他们，统治机构期待他们服从和遵守秩序。这个自以为被历史所乘载，自认为在独立后是不可少的独裁，实际上象征着有产阶级对统治落后国家所作出的一个决定：先是在人民的支持下，但不久就反对人民。党渐渐变成一个情报机关，这表明权力机构愈来愈倾向防卫。未定型的民众被当作一股盲目的力量，应该通过欺瞒，或通过警力，使他们害怕，而加以牢牢地控制。党充当气压计和情报机关的角色；我们把活动家变成告密者，把惩戒的任务交付给他们；反对党才初具雏形，就立刻被以棒棍和石头来肃清。反对派候选人看着他们的房子被烧毁，警察一再挑衅，党成为唯一的，且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选票会支持政府的候选人。我们必须说明一下，在非洲，有些政府根据这种模式行事。所有的反对党，而且一般而言是进步的，他们为了争取在公共事务上具有更大的群众影响力而努力，期待傲慢且贪婪的资产阶级下台，却因警棍和监狱的关系被迫沉默，然后转入地下。

今天，许多独立的非洲地区的政党，都熟知十分严重的权力膨胀。只要一个党员在场，人们就沉默下来，变得像羊一样温驯，并对政府和领导者歌功颂德。但是在街头、在遥远村落的晚上、在咖啡店或河面上，应该听听民众那种苦闷、幻灭、绝望和抑制的愤怒声。党非但无助于人民表达苦情，使人民的意见自由传向领导方向，反而形成屏障加以禁止。党的领导们像吹毛求疵的士官长那样，不断叫人民“在队伍中肃静”。自称是人民公仆、自称为人民充分成长而努力的党，却在殖民政权交割后，急忙把人民赶回洞里。在民族统一方面，党更是错误百出：曾经标榜民族主义的党，变成种族的党。构成党的只是一个部落。这个宣称自己心甘情愿是民族的、保证代表全体民众的党，却秘密甚至公开组成一个如假包换的种族独裁。我们见到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独裁，而是部落的独裁。部长、办公室主任、大使、省长统统由领导人的部落产生，有时直接从他的家族中选出来。这种家族型的体制，似乎又重现了古老的内婚制法律，而面对这个愚蠢、招摇撞骗、智识和精神上的悲惨，我们感受到不止有愤怒而已，还有羞愧。这些政府首脑才真正是非洲的叛徒，因为他们把非洲出卖给最可怕的敌人——愚蠢。人们可以预料，权力的部落化将导致地方分立主义的风潮。地方分权倾向出现，并成为主流，国家解体了、分割了；叫嚷着“非洲统一”而只考虑自己一族的领袖，有朝一日和五个部落一起醒来，发现这五个部落也想要有他们自己的大使和部长；这位领袖，始终不负责任，不自觉且卑鄙地谴责“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