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的共犯关系

在殖民最初，一支特遣队就能占领一大片土地：刚果、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等等。然而，今天被殖民者的民族斗争处于一个崭新的状况中。飞跃上升的资本主义，看到了殖民地是原料的源头，这些原料加工后就可以倾销欧洲市场。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后，它在今天达到了对一桩买卖盈利概念的修正。殖民地变成了市场。殖民地居民变成了买东西的消费者。因此，如果必须继续加强驻军，如果贸易萎缩，即加工品和工业产品不能再出口，这便证明了必须把军事解决方案排除掉。一种奴隶主义型的盲目统治，对宗主国来说，并没有经济的盈利可言。宗主国资产阶级独占派不支持一个仅会依赖刀剑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所期待的，不是大量杀戮土著，而是要借助经济合作来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因此，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上爆发的暴力势力，在客观上成为共犯关系。再加上，被殖民者并不是单独面对压迫者。当然，他们受到进步的各国及人民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的支援。尤其有各国金融集团进行的竞争和残酷的战争。一个柏林会议可以把非洲瓜分成三四个国籍。今天，重要的不是某个非洲地区是法国的或比利时的统治地，而是经济地域受到保护。猛烈的炮击或焦土政策，如今已让位给经济上的隶属了。今天，不必再为对付苏丹土著而进行镇压战争了。人们较高雅些，较不血腥，决定和平解决古巴卡斯特罗体制。人们尝试掐住几内亚，尝试推翻摩萨台[6]。因此，害怕暴力的民族领袖如果想象殖民主义者“要把我们都杀光”，那就错了。当然，军人们继续玩弄殖民地征服时代的假象，但金融界人士很快就把他们带回现实中。

这也是为何有理智的民族主义政党，被要求尽量明确表达他们所要声讨的并与为伙伴的，也就是殖民主义者，他们一搭一唱，心平气和，共同寻找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良策。我们看到民族改革主义经常以夸大的工会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他们决定行动，就会透过高度和平的方式：安排城市里工业部门的罢工，以游行示威欢迎领袖，联合抵制巴士或进口食品。这些活动，同时用来对殖民主义施压，又可让人们消耗力气。实行这种冬眼疗法（l'hiberno-thérapie），这种人民的睡眠疗法，有时竟能奏效。于是，从会议桌上的讨论，出现了一种政治的升级，使加蓬共和国总统姆巴在巴黎官方访问时，十分庄重地说：“加蓬独立了，但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改变，一切继续照旧。”事实上，唯一改变的是，姆巴先生是加蓬共和国总统，和他受到法国总统的接见。

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在安抚被殖民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的协助。所有甘受侮辱、宽宥冒犯、不动声色地接受别人吐口水和辱骂的圣徒，都被当作模范。殖民地各国的精英，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当他们站在运动的前面，必然以产生一个战斗的代用品而告终。他们充分利用同胞的奴隶状态来羞辱拥护奴隶制的人，或向与他们竞争的属于压迫者的金融集团，提供一个滑稽可笑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现实中，他们从未真正号召奴隶，从未具体动员奴隶。恰恰相反，在真实的那一刻，即对他们而言是谎言的一刻，他们挥舞起群众动员的威胁旗帜，当作好比可能神奇“终结殖民体制”的决定性武器。在这些政党内部、干部中间，显然有些革命者断然不理这种民族独立的闹剧。但是他们的干预、他们的积极、他们的发怒动作，迅速惹火了政党机器。这些人逐渐被孤立，然后被甩开了。在这一刻，宛如辩证法似的关联性，殖民者警察找上他们。在城里不安全，活跃分子对他们避而远之，领袖抛弃了他们；这些带着煽动性眼神的不受欢迎的人物，只有离开城市，往乡村去。他们察觉到，带着某种晕眩感，农民群众对他们的话一知半解，而且直截了当地问那个他们毫无准备答复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