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氛围漫开后
来自城市的革命者和乡下人的会面，将在以后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我们该回到政党，该来指出他们行动里头，不管怎样仍算是进步的特点。政治领袖在他们的论述中“说出”国家这个名称。被殖民者的要求因此获得了一个形式，没有内容，没有政治、社会纲领，只有一个模糊的形式，但不管怎样总是一个国家的形式，一个框架，那我们称作最低要求者。握有发言权、在民族主义的报章上写文章的政治人物，他们给了人民一个梦想。他们避免颠覆，事实上，却在听众或读者的意识中植入了可怕的颠覆酵母。经常，我们使用民族或部落的语言。这又再度支持了梦想，使得想象能跳脱殖民秩序。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还说“我们黑人，我们阿拉伯人”，而这个具矛盾双重性的沉重称呼，在殖民阶段得到一种类似神圣化的感觉。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们正在玩火。因为，正如一位非洲领袖最近向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吐露说：“先好好思考后再跟民众谈话，他们很快就激动起来。”总之，历史的狡猾，将可怕地玩弄殖民地。
当政治领袖召集民众参加集会时，我们可以说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然而，这位领袖所关心的，往往是要“展现”武力，目的不是要使用它。看群众聚集在一起、周围有警察包围、军事示威演习、逮捕、放逐领袖——这一切维持了兴奋感，又引起民众骚动的混乱，给人民一种幻想：他们以为时候到了，是要干什么的时候了。在这些不稳定的时刻，政党不断呼吁左派要镇静，同时又探索右派的思想境界，企图辨识殖民主义的宽容意图。
人民同样利用这种共同生活的插曲来准备并维持革命能量。例如，好几天内一直与追捕他的警察作战的土匪，那个在一次格斗中撂倒四五个警察后不支倒下的人；为了不肯“招供”同谋而自杀的人；他们对人民来说，是灯塔，是模范，是英雄。显然，说这些英雄是小偷、坏蛋或堕落者，根本无济于事。如果这个人被当局追捕，是由于他的行为指向某个殖民者的人身或财产，那么界线就十分清楚了。认同过程是自动的。
同样必须注意到民族抵抗殖民地征服的这段历史，在这成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被殖民人民当中的伟大人物，始终是那些领导民族抵抗入侵的人。达荷美的贝汉津（Béhanzin）、马里的孙迪亚塔（Sundiata）、几内亚的萨摩利（Samory）、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拉·卡德尔（Abdel-Kader）等人，他们特别在行动前的那段时期复活了起来。这证明人民准备重新出发，中断殖民主义引进的停滞，并创造历史。
新民族的涌现，以及殖民结构的摧毁，要不是独立的人民暴力斗争的结果，就是来自边陲暴力行动的结果，这样的暴力行动由其他的被殖民者承担，并对殖民体制产生强制性效果。
被殖民的民众并不孤立。尽管殖民主义使尽气力阻止，但是它的边境仍旧可被新的消息和外面世界的回声渗透。它发现暴力已成为一种气候，到处爆炸，到处席卷殖民体制。这种成功的暴力对被殖民者不单提供报道的作用，而且是可具操作性的。越南人民在奠边府的伟大胜利，严格来说，不再仅仅是越南人民的胜利了。从一九五四年七月起，殖民地民众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实现一个奠边府，该怎么办？该如何行动？”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被殖民者怀疑这个奠边府“胜利”的可能性了；反而要如何整备武力、组织和投入行动的日期，这些才是问题所在。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不单单改变了被殖民者，也改变了殖民主义者，使他们意识到还有许多奠边府。所以，这也是为何，一个真正的恐慌将控制殖民主义政府。他们企图先下手为强，把解放运动向右扭转，并解除人民的武装：快点，快点，让我们进行去殖民化。让我们赶快把刚果去殖民，免得它成为另一个阿尔及利亚。让我们为非洲投票表决宪法架构，创造共同体（Communauté），革新这个共同体，我替你们来驱魔，让我们赶快进行去殖民，去殖民……他们以这样的速度来去殖民，把独立强加给了乌弗埃-博瓦尼[7]。殖民主义者以设定框架、辅导的策略，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立场，来回应被殖民者定义下的奠边府战略。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暴力氛围，这个一触即发的暴力。我们看到，在暴力日益成熟的过程中，许多传送带把它接过来，再带出去。尽管殖民体制迫使暴力在部落抗争或地方山头主义内斗中变了形，但暴力仍逐步前进，被殖民者认清了他的敌人，自己所有的不幸从此有了名字，并把自己的仇恨和愤怒全部投入这条新道路。但是，我们要如何从暴力的气氛过渡到暴力行动呢？什么事使这枚炮弹爆炸呢？事实上，首先是“暴力的”，这个发展不会让殖民者的幸福毫不受影响，“熟悉”土著的殖民者从许多迹象上察觉到有些事情正在起变化。善良的土著变得很稀少了，压迫者一走近，只见一片沉寂。有时候，土著的目光变得凶狠，态度和讲话直截了当充满了挑衅。民族主义政党开始骚动，集会频繁，同时，警力增加，援军抵达。殖民者，尤其被孤立在自己农庄里的农业经营主，首先惶恐不已，他们要求当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果然，当局采取了轰轰烈烈的措施，他们逮捕了一两个领袖，大搞军事演习及阅兵、空中飞行。示威演习、作战操练，空气中弥漫着的火药味，并未吓退人民。这些刺刀和连续炮轰更加强了他们的攻击性。空气变得十分凝重，人人都想证明自己已准备好放手一搏。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子弹独自打出来，因为神经衰弱，恐惧至极，人们对扳机十分敏感。一件平常的偶发事故，却开始机枪扫射：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在摩洛哥的中央露天采矿场，在马达加斯加的穆拉曼加。
镇压非但无法消除民族意识的跃动，反而是增强了它的进展。在殖民地，当自觉的萌芽到达一定阶级时，大屠杀加强了这种觉悟，因为它显示出，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一切以武力来解决。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政党并无发出武装暴动的命令，没有准备这种暴动。所有这些镇压，这些因恐惧而起的行动，都不是领袖们所乐见的。事件令他们措手不及，所以当局能够决定逮捕他们。但是今天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知道，除掉群众领袖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到那时，人民如脱缰之马，投入农民暴动、叛乱和“野兽般的屠杀”之中。群众充分发挥“残忍的本能”，并迫使当局释放一些领袖，而把重新恢复平静的艰巨大任交给领袖们。被殖民者自发地把暴力投入摧毁殖民体制的巨大任务中，不久将与那些无活动力、搞不出名堂的“释放X先生或Y先生”[8]的口号搅和在一起了。于是当局释放这些人，并同他们谈判，群众舞会的时间开始了。
在另一种情况下，政党机器可以维持毫发无损的状态。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镇压和人民的自发反应，政党被其中积极活动分子搞翻天。群众暴力与占领者的兵力激烈对峙，形势恶化，险象环生。于是，自由之身的领袖们站在边线上。他们的官僚机关和良好的纲领突然变得一无是处，人们见到他们远在事件外，试着以“被戴上嘴套的国家”为名义，进行一场终极的冒名顶替工作。按照一般惯例，殖民主义者会立刻贪婪地扑向这个意外的好运，把这些没用的人转变为对话者，马上给他们独立，要他们恢复秩序。所以，我们看到，人人都意识到这种暴力，问题不总是在于以更大的暴力去回应它，而在于如何解除危机。
那么，事实上，这种暴力是什么呢？我们之前看过，这就是被殖民大众所拥有的一个直觉：他们必须解放，而且，除了通过暴力外，别无他法。这群没有技术、饥饿孱弱、不熟悉组织方法的人，在面对占领者强大的经济力及军事力时，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脱轨，竟让他们相信，只有暴力才能解放他们呢？他们怎能期待胜利呢？
因为暴力——这是丢脸的事——作为方法，可以成为一个政党的口号。一些政党干部可以号召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深思暴力这个问题性。当德国好战者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边境问题，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但当安哥拉人民决定拿起武器，阿尔及利亚人民摒弃非暴力的方法时，证明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被殖民的人，这些现代的奴隶，已经不耐烦了。他们知道唯有这种疯狂才能使他们摆脱殖民压迫。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形式。落后国家的人民扯断了他们的锁链，并且不可思议地成功了。人们可以宣称，在人造卫星的时代，饿死人是荒谬的，但对被殖民大众来说，这个表达并非那么脱离现实。事实上，今天没有一个殖民主义国家，能只靠延长大规模的驻军这种斗争形态就侥幸成功的。
在自己国内，殖民主义国家面对种种矛盾、劳工的要求等等，势必动用警察力量。加上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国家需要军队来捍卫体制。最后，人们知道由莫斯科指导的解放运动的神话。从体制的胆小论辩看来，这意味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共产党会利用这种混乱而渗透到各个地方。”
在被殖民者的急不可耐当中，就他奋力挥舞着暴力威胁的旗帜而言，这证明他已意识到当前情境的一个特点，并且打算利用它。而且，在直接的经验方面，被殖民者由于有机会看到现代社会深入荒漠的最偏僻角落中，他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他不曾拥有的东西。群众，出自一种推理，可以说是相当幼儿式的推理，坚信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们从他们那儿偷走的。这也是为何，在某些落后国家里，群众走得很快，并在独立两三年后，感到相当挫败，觉得若没什么真正的改变，那实在就“不值得”为此战斗。一七八九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地位最低的农民从此大变动中获得物质上的好处。但普遍可以见证到的是，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对落后国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而言，独立并不带来立刻的变化。内行的观察家意识到，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满，犹如一场火灾过后还未烧完的灰烬，始终有再着火的危险。于是，有人说，被殖民者想走得太快。然而，我们可别忘了，才在不久以前，有人抱怨他们太迟钝、太懒散和宿命论。人们已察觉，在解放斗争时，方向明确的暴力，并没有经过升国旗仪式后神奇地熄灭。它尤其因为国家建设还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决定性竞争的架构内，而不熄灭。
这个竞争，将一个最为地方性的要求，赋予了一个几乎是世界性的面向。每个集会、每个镇压行动，会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响应。发生在沙佩维尔的谋杀事件[9]，震撼了舆论几个月，在报刊上、在电台广播中、在私人谈话中，沙佩维尔变成一个象征。透过沙佩维尔，男男女女开始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无法声称，只因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大国突然关心起落后地区的小事情。每次农民暴动，每一次第三世界的动乱，都属于冷战的范围。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两个男人挨棍棒毒打，一整个集团即受到撼动，开始谈论这两个人，借这个打人事件的机会，引发罗得西亚（Rhodésie）的特殊问题，并把它同整个非洲和全体被殖民的人联系起来。但另一个集团也进行同样规模的活动，衡量着其体制里地方性的缺失部分。被殖民者意识到，没有一个集团不对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他们不再将自身局限在区域性的小圈圈里，他们知道自己正处于全世界的动荡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