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A
这里收集了五个病例。有阿尔及利亚人或欧洲人，由明显的事实可见，他们都表现出反应性的心理失调。
一号病例：一个因为妻子被强奸而患阳萎的阿尔及利亚人
B先生是位二十六岁男性。他因顽强的偏头痛和失眠症，经民族解放阵线的卫生部转介过来。他过去是出租车司机，十八岁起积极参加民族主义政党的活动。一九五五年以后加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支部，好几次，他利用自己的出租车运送传单，也载过一些政治委员。面对镇压的加剧，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决定将战争带到城市中心。于是，B奉命把突击队运送到攻击地点附近，并经常就地等候他们。
然而有一天，一场于欧洲人居住的城市中心进行的比较重要的行动陷入严重的包围，迫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出租车，突击队队员四散。B成功逃离敌人的阵仗，躲到一位朋友家避难。几天后，他没回家而奉命先到最近的游击队那里。
他好几个月没有妻子和二十个月女儿的消息，只知道警察在城里找他好几个星期。在游击队逗留两年后，他才收到妻子的来信，要他忘了她。因为她已被污辱，不用再做一起生活的打算。十分不安的他请求上级，让他秘密回家一趟，但被拒绝。然而，上级叫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去找他的妻子和双亲。两个星期后，一份详细的报告送抵队长那里。
在发现他遗弃的车子后（他们在里头找到两个冲锋枪的弹夹），法国士兵由警察陪同，找到他家。他不在，于是他们把他妻子带走，置留一个多星期。
她受审讯，被追问丈夫交往的人，并且在两天内受到粗暴的对待。第三天，一个法国军人——她不能确定是不是军官——叫其他人出去后，强暴了她。过一阵子，第二个人当着其他人的面强奸了她，同时告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你那下流的丈夫，尤其别忘了告诉他我们对你干的好事！”她又待了一个星期，没受到新的审讯。此后人们把她送回家。当她对母亲诉说自己的经历，母亲劝她把一切都告诉他。因此，当她一联络上丈夫，就向他坦白自己的受辱。
第一次震撼过去后，由于经常参加行动，B复元了。几个月里，他听到了阿尔及利亚妇女被强暴或受尽折磨的种种故事，也有机会遇到一些妻子遭污辱的丈夫，于是他本人的不幸，和那受到嘲弄的丈夫的尊严，被抛到次要地位。
一九五八年他奉命出国。当他再度归队后，一种异常的心神恍惚和失眠症使他的同志和上级十分不安。他的出发日期延后，上级决定叫他去看医生。我们是在这时候见到了他。刚开始接触情形良好。神情多变，可能甚至有些过度，微笑些许夸张，表面上露出愉快的样子：“很好，很好，我觉得现在好多了。给我一些补药、维生素，让我自己慢慢恢复。”背地里却流露出一种深沉的不安，他随即住院了。
第二天起，乐观屏障倒塌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意气消沉、若有所思、食欲不振、卧床不起的病人。他逃避讨论政治，并明显表现出对所有民族斗争的事情毫不关心的态度。他逃避听到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他非常吃力地谈论他的困难，但几天后我们就重新把他的经历串连起来了。
他在外面的时候，尝试过一次性行为，却失败了。他以为是过度疲劳，在经过急行军和营养不良时期后，这是非常正常的，于是两个星期后，他又尝试一次，又失败。他和同志谈起这件事，同志建议他吃维生素B12。他吃了，又开始新的尝试，又是新的失败。此外，在行动前，他有着克制不住想撕掉小女儿相片的欲望。如此一个象征性的结合，可以使人联想到无意识乱伦冲动的存在。然而，好几次谈话和一个梦（病人梦见一只小猫很快腐烂，并且发出难闻的臭味），把我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一天，他对我们说：“这个女孩（指他的女儿）身上有些东西在腐烂。”从这个时期起，失眠变得十分痛苦，尽管使用大量的镇定剂，一种焦虑的兴奋状态仍持续发展，令我们卫生部相当不安。他第一次笑着对我们谈到他的妻子：“她尝过法国男人的味道。”从这时候起，我们才得以重新建构他的整个经历。事情的来龙去脉摊开了。他告诉我们，他在每次尝试性行为以前，总是想到妻子。对我们而言，他所提到的这些隐情，有着根本值得注意之处。
“我跟这个女孩结婚时，所爱的是我的表妹，但表妹的父母为她安排了另一门婚事。于是，我接受了父母为我找的第一个妻子。她很温柔体贴，但我不爱她。我总是对自己说：你还年轻，慢慢等，当你再找到一个好女人时，就离婚另组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并不依恋我的妻子。随着战争进程，我更加远离她。最后，我回家后几乎就是吃饭睡觉，都不跟她讲话了。
“在游击队里，当我知道她被几个法国人强奸后，我首先对这些恶棍十分愤怒。后来我说：‘噢，事情并不严重，她没被杀，可以重新过日子。’好几个星期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因为人家搜查我’才被强奸的。事实上，是为了惩罚她不招供才把她强奸的。她本来可以完全或至少供出一个战士的名字，从这个缺口他们可以找到、摧毁这个组织，甚至可能逮捕我。这就不是普通的强奸，像我在乡下看到的，由于闲着无聊或虐待狂那样，这是强奸一个固执的女人，她接受一切，却不出卖自己的丈夫，而这个丈夫就是‘我’。这个女人救了我的命，也保护了组织。她因为我而受污辱。然而她不对我说：‘这是为了你而遭受的罪！’反而跟我说：‘忘掉我，重新过你的日子，我被玷污了。’
“从这个时候起，我决定战后跟妻子破镜重圆，因为我必须告诉你，我看到一些农民，替曾经当着他们的面被强奸的妻子擦眼泪。这令我震撼。而且我该向你坦承，起初我并不理解他们的态度。但我们愈来愈不得不介入这些故事，向老百姓解释一切。我看到一些老百姓自愿娶一个被法国军人强奸过并且怀孕的女人。所有这一切引导我重新思考我妻子的问题。
“我决定跟她和好，但我不知道再看到她时，我会作何反应。而且，经常，当我看女儿的相片时，我想她也受辱了。似乎妻子的一切都是腐烂的。要是他们拷打她，要是他们敲碎了她所有的牙齿，打断了她的一条胳膊，这些对我不算什么。但这件事能够忘掉吗？而且她是否一定要让我知道这一切呢？”
于是，他问起我，据我看，他的“性无能”是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烦恼所引起的。
我回答说：“这不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床上说：“如果你碰到这种事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会再想要你的妻子吗？”
“我想会吧……”
“啊，瞧，你不完全有把握……”
他双手捧着脑袋，不久离开病房。
从这天开始，他渐渐接受听些政治讨论，而偏头痛和食欲不振也大为减退。两个星期后，他在回部队前对我说：“独立时，我要去找我的妻子。如果行不通，我会再到阿尔及尔看你。”
二号病例：一次集体歼灭时幸免于难者带来的不加区分的杀人冲动
S，三十七岁，农民。他住在康士坦丁的一个村子里。从不关心政治。开战时，他住的地方，正好是阿尔及利亚军和法国部队激烈交战的地方。就这样，他看到了死人和伤兵，但继续袖手旁观。就像全体人民一样，村里不时有农民跑出来帮助路过的阿尔及利亚战士。但是有一天，在一九五八年初，离他村子不远处发生了一次致命的伏击。敌军策动一场军事行动，包围村子，而村里却没一个士兵。所有村民被集中起来接受审问，没人回答。几个小时后，一个法国军官乘直升机降临，说：“这个村子太引人议论了，毁了它！”士兵们开始放火烧房子，同时用枪托殴打那些试图捡几件衣服或存粮的妇女。某些农民趁乱逃走。军官下令把留下来的男人集中带到一条河边，开始大屠杀，二十七个男人被枪毙，他被两颗子弹打伤，子弹分别射穿他的右大腿和左臂，左臂的伤造成他的肱骨碎裂。
他晕了过去，醒来时已在一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战士的队伍里。他接受卫生部的治疗，并在能走动后被撤离。在路上，他的举止愈来愈不正常，令护送队不安。他要一支枪，但他是个老百姓，又是残废，他拒绝走在任何人的前面。他不要任何人在他背后。一天夜里，他突然夺取一名战士的武器，笨拙地向睡着的士兵开枪。他被相当粗暴地制服，双手被捆，就这样被送到中心来。
起先他对我们说他没死，说他耍了其他人一招，渐渐地，我们重构了他侥幸未被杀死的故事。S并不焦虑，而是过分兴奋，伴随着激烈的暴躁不安，连吼带叫的阶段。他不大砸碎东西，但喋喋不休令人疲劳，卫生部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因为他老是叫嚷着要“杀死大家”！在住院期间，他用身边随手拿到的东西当武器，连续攻击八个人，连护士和医生也不能幸免。我们甚至开始自问，这是不是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带有攻击性的非典型性癫痫发作。
进行睡眠治疗。从第三天起，每天的谈话使我们更能了解病理过程的动因。智能失调渐渐变得不那么严重，以下是病人所讲的一部分：
“神与我同在……但他不和那些死掉的人同在……我好狗运……活着，要不被杀，就得杀人。……我以前竟然对他们的来历一无所知……我们当中有一些法国人。他们装扮成阿拉伯人。该把他们都杀光！给我一支冲锋枪。所有这些所谓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他们让我不得安宁。我刚睡了，他们就走进我房间。但现在，我可以认出他们了。大家都想杀我。可是我会自卫。我要把他们全无例外地杀掉。我要把他们一批批地割喉，你也一样。你们想把我撂倒，但必须换另外的方式。干掉你们，我不会有任何感觉，大人、小孩、女人、狗、鸟、驴子……大家都会轮到……从此，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所有这些话都是断断续续讲的，态度始终充满敌意、傲慢、轻蔑。
三个星期后，兴奋消失了，沉默不语和某种孤独的倾向使我们担心病情恶化。然而，一个月后他要求出院，学习一种适合他的残障状况的职业。于是便把他交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服务部。六个月后复诊，情况良好。
三号病例：在狂妄杀害一个女人后，产生去人格化的重度焦虑型精神病
DJ过去是大学生，十九岁加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
他到中心时，已经病了几个月之久。他的表现很典型：极度抑郁，十分虚弱，嘴唇干燥，双手经常流手汗。胸口随着不断叹气起伏。失眠现象顽强。从开始错乱起，曾经两度企图自杀。谈话时出现幻听现象，有时目光盯住空中的某一个点，停留一些时候，脸部表情生动，给观察者在看戏的印象。思想含糊不清。出现一些精神医学上叫作屏障（barrage）的现象：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毫无原因突然中断。但有一个要素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病人谈到他的血从动脉和心脏大量流出来，流到动脉都快空了，心脏也数度停止跳动。他要求我们为他止血，不再让人闯进医院来“吸他的血”。有时，他说不出话来，要一支铅笔写道：“我没声音了，我整个生命要完了。”他经历去人格化（dépersonnalisation）的状态，令我们觉得病情严重。
好几次谈话时，病人跟我们谈到一个女人会在夜里来迫害他。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母亲去世了，他十分爱他的母亲，什么也不能安慰失母之苦（这时他的声音大大降低，并且流出几滴眼泪），我把焦点朝向母亲的形象。我要他描述一下这个纠缠不休甚至迫害他的女人，他宣称那不是陌生人，他十分熟悉她，因为他杀了她。问题于是在于，我们是否面对一个母亲去世后无意识的罪恶感情结，就像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Deuilet Mélancolie）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要求病人，既然他十分熟悉这位女性，似乎认为亲手杀了她，那么请他跟我们慢慢道来。就这样，我们重构了以下的故事：
“我从念大学的城市上山打游击，好几个月后，得到家里的消息。母亲被一个法国士兵枪杀，两个妹妹也被带往军营。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她们怎么了。母亲的去世使我十分震撼，我父亲已去世了好几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而我唯一的志向，是有一天成就一些什么，让母亲和两个妹妹过好日子。有一天，我们到一个殖民者的农庄，那儿的经理是个活跃的殖民主义者，杀害过两个阿尔及利亚老百姓。我们摸黑到他家，可是他不在，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她看到我们时，哀求我们别杀她：‘我知道你们是要来杀我丈夫的，但他不在家……我对他说过好几次别参加政治。’我们决定等她丈夫。但我看着这个女人就想到我的母亲。她坐在一张摇椅上，似乎心神涣散。我心想为什么我们不杀了她，就在这时，她发现我在看她，就扑向我高声说：‘我求你们……别杀我……我有孩子。’一会儿她死了，我用刀子杀死了她。班长卸了我的武器，并下令出发。几天后我受到地区司令的审讯，我以为自己要被处决，但我才不在乎[3]。接着我开始饭后呕吐，睡不好。再后来，这个女人每晚向我讨血债。那我母亲的血债又该上哪儿去要呢？”
夜幕来临时，病人一躺下，房间就“挤满女人”，都是那个女人。这是同一个女人的各种再版，她们的肚子上都有一个开口的洞，她们失血、苍白，消瘦得可怕。这些女人纠缠这个年轻病人，要他还给她们流出的血。这时，一阵流水声充满房间，愈来愈大声，使人想起瀑布的轰轰声，同时这个年轻病人看到地板上沾满了血，是他的血，而那些女人变得愈来愈鲜红，她们的伤口开始愈合了。病人浑身冒汗并且在极度焦虑中醒来，辗转难眠到天亮。
几个星期的治疗后，他的梦般幻觉（噩梦）几乎完全消失。然而，他的人格里还有着一道很大的裂痕。他一想到母亲，这个开了膛的女人便以令人惊愕的分身出现。尽管这似乎不太科学，我们还是认为只有时间才可能使这位青年的肢解人格（la personalité disloquée）改善。
四号病例：一名抑郁的欧洲警察守卫，在医院碰到被他加害而陷入情感麻木的阿尔及利亚爱国者
A，二十八岁，已婚，无子女。我们得知，他和妻子因想要孩子而看了几年的病，很不幸无效。他经由上级指定，来找我们治疗行为失调。
立即接触的情况还不错。病人主动对我们谈他的困难：他和妻子及岳父母相处十分融洽，跟同事也是，上级对他很器重。使他烦恼的是，夜里他会听到一些叫声，妨碍他安眠。事实上，他告诉我们，几个星期来，他在睡前就关上了百叶窗，堵塞窗户的缝隙（现在正是夏天），他的妻子热得透不过气来，并对此十分懊恼。此外，他更用棉花塞住耳朵，来减轻激烈的叫声。他甚至为了听不到这些噪声，有时候在深夜里打开收音机，或放音乐。他对我们详尽叙述了他的故事。
几个月前他被编入一个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大队，起先负责监视几座大楼或咖啡馆。然而，两三个星期后，几乎都在派出所值勤。于是他有机会进行审讯，这种工作进行起来绝不是没有什么“推挤拉扯”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肯承认”。
他解释说：“有几次，我真想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稍稍对我们有点同情心，就该开口，而不要迫使我们浪费几个小时逐字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可是你完全拿他们没辙，他们对所有的问题千篇一律回答‘不知道’，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也说‘不知道’。于是当然……我们不得不下手。但他们大声鬼叫。最初，这令我觉得好笑。后来，却令我开始心神不安。今天，只要听到叫喊声，我就可以告诉您他的状况如何，审讯进行到什么程度。挨了两拳和耳朵后一记警棍的小伙子，会有某种说话、吼叫、声称他是无辜的方式。双手吊了两个小时后，会有另一种声音。浴缸浸水后，又是另一种叫声。诸如此般继续。特别是在电刑后，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我们会说，这家伙好像随时会死。当然，有些人是不吭声的，是条好汉。他们想象马上会被杀，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杀他们没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情报。为了情报，我们首先设法让他们鬼吼鬼叫，迟早他们会说的。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以后再继续。请注意，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但他们不配合，不让我们轻松完成任务。现在我竟然在家里也听到这些鬼叫声了，尤其是几个死在派出所里的人的哀号。医生，我对这个工作极度厌烦，如果你们把我治好了，我就要求调回法国去。要是他们拒绝，我就辞职不干。”
面对这样的病症，我开了一张请假单。由于病人拒绝住院，我私下替他做治疗。有一天，在诊疗时间稍早之前，我被召去急诊。我妻子要他等我回来，但他宁可到医院转一圈，跟我碰面。几分钟后，我在回家路上碰到他。他靠在一棵树下，显得精疲力尽，浑身发抖又冒汗，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中。我让他上车，把他载回家里。他一坐在沙发上，就告诉我，他在医院里碰到我的一个病人。此人在警察局受过审讯（是个阿尔及利亚爱国者），他是为了“木僵型震荡后失调症”（troubles postcommotionnels de type stuporeux）在医院接受治疗。于是我知道这名警察实际上参与了对这个病人的严刑逼供。我给他服了几片镇定剂，缓和焦虑……他走后，我到那位爱国者的病房去。那里的医务人员什么也没察觉，而病人却不见了。最后我们在厕所里找到他，他在里面企图自杀（那个病人也认出那个警察，以为警察是来把他重新带回警察局的）。
后来，A来找了我几次，而在情况明显好转后，以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调回本国。至于那位爱国者，医务人员花好长时间一再说服他，这是一个幻觉，警察不能到医院来抓人，他是累了，他来医院是为了能被治疗云云。
五号病例：一位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施刑的欧洲刑警
R，三十岁，自动来找我们看病。他是个刑警，几个星期以来确信“出了毛病”。已婚，有三个孩子，烟抽得很凶，每天五包。胃口不好并且经常做噩梦。这些噩梦没有什么特征。让他觉得颇受困扰的，是他称之为的“疯狂发作”的状态。首先，他不喜欢受到阻挠：“医生，请解释解释。我遇到反对我的人，就很想揍他，甚至在工作之外，也想揍那个挡我路的家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喏，譬如我去报摊买报纸，人很多，不得不排队，我伸手去拿我要的报纸（卖报纸的是我的哥儿们），排队的人里有个家伙用稍带挑衅的语气说：‘别插队！’于是，我想揍他，我心中默念：‘小老头，要是我给你几个小时的教训，看你还敢不敢搞怪。’”他不喜欢噪声。在家里，他想揍所有的人，随时想揍人。而实际上，他打自己的小孩，甚至连最小的孩子，才二十个月大，也照揍不误，并且下手相当残忍。
但是，使他惊愕的是，有天晚上，他的妻子强烈批评他打孩子打得太过分了（甚至对他说：“我发誓，你疯了……”），他竟然扑向她，打了她，并把她绑在椅子上，对她大吼说：“我要叫你一辈子都记住，我是这里的主人！”
幸亏孩子们开始哭叫起来，他恍然发觉自己举止的严重性，赶快给妻子松绑，并在第二天决定去找一位“神经专科”的医师看病。他明白指出，“以前我不是那样的”，很少体罚孩子们，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和妻子吵架。自从那些“事变”发生之后，现在的这些现象出现了，他说：“因为现在我们做步兵在做的事情，譬如上个星期，我们在执行部队做的事。政府高官们说，阿尔及利亚没有战争，而维持秩序、确保安宁，就是警察应该做的事。可是阿尔及利亚有战争，当他们觉察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最使我受不了的是严刑逼供。您不会不晓得这种事吧？有几次我连续拷问了十个小时。”
“执行拷打，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这太累人了……确实是大家互相轮流，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交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快要得到情报了，并且提防把煮熟的鸭子让给另一个人，使他捞现成的。于是，放手……或者不放手。
“甚至有时候，有人会为了让受审人开口而给他钱。的确，对我们来说，问题就在：你能否叫那个家伙开口？这涉及个人成就的问题；大家在竞争，最后大家打人打得筋疲力竭，于是，我们利用那帮‘塞内加尔人’帮忙审讯。但他们打得太凶，半个小时内便把人打坏了，或者打得太轻而没什么效果。事实上，这项工作要成功就必须聪明：知道什么时候抓紧，什么时候放松。这是嗅觉灵敏的问题。当那小子差不多了，就不必再继续拷打。这也是为何，这工作必须要自己来做：我们自己比较可以监视进度。我反对由别人代打，而自己每小时才进来看进展状况。尤其不能使那家伙有他不会从你们手下活着出来的印象。这样他就会思考为什么要说呢？既然知道说也救不了他自己的命。在这种状况下，您就没有任何运气知道什么了。应当让他抱着一丝希望，是希望使他开口。
“最令我烦恼的，是我打妻子那件事。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医生，我必须要处理这部分。”
他的部门不准他休息，况且，病人不要精神科医生开证明，于是，他的治疗是在工作仍属“全职”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轻易就可以猜到，采取这种配套会出现的弱点。他完全知道自己所有的狂乱是直接由审讯室的活动引起的，尽管，他仍然试图把责任完全抛弃在“事变”上头。由于他不考虑（这没有意义）停止刑讯（否则必须辞职），他直言不讳要我帮助他，让他能在不受良心责备、不患行为失调症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拷打那些爱国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