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B
这里收集了几个或几组病例，其中的引发事件，首先是在阿尔及利亚全面蔓延的战争气氛。
一号病例：一对十三岁、十四岁的阿尔及利亚少年杀害他们的欧洲玩伴
这里关乎一份法医的鉴定。一对十三岁和十四岁的阿尔及利亚少年，他们是一所小学的学生，被控杀害一位欧洲同学，也认罪。犯罪被重构，相片被列入诉讼记录。人们看见一个小孩抓住被害者，而另外一个小孩用刀子杀死他。两个年幼的嫌犯并不翻供。我们与他们做过很长的会谈。在此转述他们话中独特的部分。
（1）十三岁少年的话
“我们没生他的气。每个星期四，我们一起用弹弓打小山头与村子上空的鸟。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不想再上学了，想学他父亲一样当水泥工。有一天，我们决定干掉他，因为那些欧洲人要杀死所有阿尔及利亚人。我们无法杀死那些大人；可是他和我们年纪一样，我们能够杀了他。我们不知道如何下手，想把他扔进一条沟里，但他可能只受点轻伤。于是，我们从家里拿了一把刀子，并把他杀了。”
“为什么选上他呢？”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玩。别人不会跟我们一起上那个小山头。”
“可是，他是个玩伴？”
“那为什么他们也要杀我们呢？他爸爸是个民兵，说必须把我们的喉咙割了。”
“但他没对你们说什么吧？”
“他？没有。”
“你知道他现在死了？”
“知道。”
“死亡是什么？”
“就是当生命结束时，人就升天了。”
“是你把他杀死的。”
“对。”
“杀死一个人会困扰你们吗？”
“不，既然他们要杀我们，所以……”
“你不怕坐牢吗？”
“不。”
（2）十四岁少年的话
这个小被告和他同学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几乎长大成人了，从肌肉控制、面部表情、口气和回答内容上，都表现出是个大人。他也不否认杀人。为什么他杀人？他不回答，却问我是否看过欧洲人坐牢。有没有一个欧洲人在杀害阿尔及利亚人后被抓进监狱？我回答他，我的确没见过欧洲人坐牢。
“然而，每天都有阿尔及利亚人被杀，是不是？”
“对。”
“那么，为什么在监狱里看不到欧洲人？您能解释吗？”
“不，可是你为什么杀死这个男孩，他是你的玩伴？”
“我告诉您……您听过里韦事件吗？”[5]
“我听过。”
“那天我的两个亲戚在那里被杀了。我们这里的法国人发誓说要把我们一批批赶尽杀绝。有没有一个法国人因为所有这些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而被捕的？”
“我不知道。”
“好吧，没有任何人被捕。我啊！我想上山（打游击），可是我太小了。于是我对X说，必须杀死一个欧洲人。”
“为什么？”
“在您看，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我不知道。但你是个孩子，而这种事是发生在大人身上的。”
“可是他们连小孩也杀……”
“但这不是杀你玩伴的理由。”
“好吧，我杀了他。现在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是不是你的朋友惹火了你？”
“没有，他没惹我什么。”
“那么？”
“就是这样。”
二号病例：一名二十二岁的阿尔及利亚青年，具被控告妄想（délire d'accusation），并以“恐怖行动”伪装其自杀行为
这位病人是由法国司法当局指定来就医的。这项治疗处置的介入，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法国精神科医生进行完司法医学鉴定后施行的。
这位病人身体消瘦，完全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全身布满瘀斑，上下颌骨的骨折使他根本无法吃东西。因此，在两个星期内，借助各种注射给他提供营养。两个星期后，思想空白缓和了，经过接触后，我们可以重构这个年轻人的悲惨经历。
他年少时，以罕见的热情参加童子军活动，成为穆斯林童子军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在十九岁时，完全把童子军活动抛在一边，只关心自己的职业。身为机械操作员，他带着顽强的毅力学习，并梦想成为这一行的顶尖高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职业上的问题所吸引，对民族斗争毫无反应。他已经不再跟老同学来往，他给这段时期的自己下一个定义：“被征召钻研自己的专门技能。”
然而，在一九五五年中期，在一次晚上的家庭聊天中，他突然觉得自己被父母看作叛徒。几天后，这个短暂的印象淡化了，但他仍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烦恼中。
于是他决定很快吃完饭，逃离家庭，并把自己关在房里，避免所有的接触。灾难是在这种状况下突然出现的。有一天，正午十二点半，他在街道正中央清楚听到有人骂他是懦夫的声音，他转过头去，没有看到任何人，他加快脚步，决定不工作了。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吃饭。夜里开始发作了。三个小时内，他听见各种侮辱的骂声。他的脑子里、黑暗中回荡着一些声音：“叛徒……懦夫……你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叛徒……叛徒……”
他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虑，“十八个小时内，我的心跳每分钟一百三十下。我以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从此病人咽不下任何东西。日渐消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一片漆黑中，拒绝给父母开门。将近第三天，他跪下来祷告。他告诉我，他每天保持十七至十八个小时的跪姿。第四天，他冲动得“像个疯子一样”，蓄着“想必也让人以为是疯子的胡须”，不穿上衣也不打领带出门到城里。在街上，他茫然不知要去哪里，走着走着又走到欧洲区。他当时的体态（他像个欧洲人）似乎保护他免受欧洲巡逻的阻拦。
相反，在他身边的一些阿尔及利亚男女却遭到临检、推挤、侮辱和搜身……然而，奇妙的是，他没带任何证件。敌方巡逻对他的亲切，更使他坚信自己的妄想：“大家都知道我和法国人在一起。士兵们奉命别理我。”
此外，被临检的阿尔及利亚人双手放在颈后，他感到他们的目光充满对他的蔑视。抑不住的烦躁，促使他大步离开现场。他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到法国参谋部大楼前。在栅栏前，好几个士兵拿冲锋枪对着他。他走向士兵们，扑向其中一个，想抢他的冲锋枪，一面大喊大叫：“我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很快被制服，被带到警察局去。局里的人坚持要他招供他的领导人和所属的其他人员的名单。几天后，警察和军人发现，他们是在跟一个病人打交道。他们决定对他进行精神鉴定，并在得出精神疾病的结论后，命令他去住院。他对我说：“我想死，甚至在警察局里，我以为并希望他们在拷打我后，会把我干掉。我很高兴被揍，因为这证明了他们也把我当作敌人。我再也不会听到这些指责而不反抗了。我不是懦夫，我不是女人，我不是叛徒。”[6]
三号病例：一位年轻法国女性的精神官能症倾向，父亲是政府高官，在一次伏击中遇害
这位二十一岁的少女是个大学生，来找我求诊，因为有着轻微的焦躁型症状，在念书和与人交往时令她感到困扰。手心老是潮湿，周期性的焦虑，在这期间，水“从她手中流出来”，夜里偏头痛加上胸部受压迫。她啃指甲。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与人的接触十分容易，却很明显过快，而在私底下感到重大的焦虑。病人轻描淡写提及她父亲的死亡，然而，她父亲刚过世，因此我很快就把调查转向父女关系方面。她对我描述得很清楚，完全一清二楚，清楚到几乎贴近无动于衷的地步，恰是这种理性主义揭示了她的失调，以及内心冲突的性质和起因。
“我父亲是高级公务员，负责管辖一大片农村地区。当事变爆发以来，他就愤怒地追捕阿尔及利亚人，达到完全不眠不休的程度，这些都令他亢奋。我眼看着父亲缓慢的变化，却无能为力。最后，我决定不再去探望父亲，待在城里。其实，我在家里时都彻夜难眠，因为叫喊声从下面直通到我的房间，不断折磨我；在地窖和改变用途的屋子里，有人在拷打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叫他们招供情报。你们无法想象整夜听见这样的嘶叫声有多可怕。有几次我思考一个人怎么能忍受……我不谈拷打，只说听到痛苦的叫声。这种情况持续着。最后，我不回家了。我父亲很少来城里看我，少数几次他来看我，我无法做到正面看他时不局促不安及害怕。我变得愈来愈难以拥抱他了。
“因为我在乡下住了很久，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家。那些和我同龄的阿尔及利亚青年，小时候曾跟我一起玩过。每次回家时，父亲总是告诉我他逮捕了一些新人。最后，我都不敢上街，我肯定会到处碰到仇恨。在我的心底，我认为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有理。如果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也会加入游击队。”
然而，有一天，她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父亲受了重伤。她去医院，发现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不久就死了。她父亲是跟一队人执行侦察任务时受了伤，巡逻队中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埋伏。
“葬礼引起我的反感，”她说，“所有那些来为我那‘拥有高尚的品德，使当地居民心服’的父亲悼丧的军官，令我厌恶。大家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谁不知道我父亲指挥整个地区的审讯中心？他们知道我父亲每天严刑逼供，打死十个人，而他们却忠诚、忘我、爱国等谎言连篇胡扯。我应该说，现在那些语调对我不再有任何价值了，总之是没多少价值了。我立刻回到城里，躲开所有的大人物。我拒绝他们给我的抚恤金。我不要他们的钱，这是我父亲流血丧命的代价。我不要，我要去找工作。”
四号病例：十岁以下的阿尔及利亚少年们所具有的行为失调症
这是一些难民的例子。他们都是被法国人杀死的战士或平民的儿子，被安排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各个中心。这些小孩子入学，安排给他们一些游戏和集体外出活动，定期接受一些医生的追踪调查。因此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其中一些孩子。
（1）在这些不同的孩子身上，有着对父母形象明显的爱，他们执着寻找所有像父亲或母亲的东西，并小心翼翼保存下来。
（2）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对响声的恐惧症，受到斥责时倍感不安，十分渴望平静和爱。
（3）许多孩子具有带梦游现象的失眠症。
（4）周期性的尿床。
（5）具有虐待狂的倾向：一种常玩的游戏，在一张紧绷的纸上狂乱戳许多窟窿。咬铅笔，执拗地啃指甲。他们私下虽然十分友爱，却经常吵架。
五号病例：妇女难民们的产褥精神病
我们将妇女们在生育期间出现的精神疾病，称作“产褥精神病”（psychoses puerpérales）。这些疾病可能在产前或产后的几个星期发作。这些病症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但估计有两个主要原因：内分泌系统失调和“情感的冲击”。后一项虽然很含糊，但一般大众称之为的“强烈情绪”也包括在内。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边境上，自从法国政府决定在几百公里的土地上进行军事监控及焦土政策以来，就有将近三十万的难民。大家知道他们生活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一些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多次去那里，见证了极度贫困和生活条件不稳定后，呼吁国际组织加强援助这些难民。因此可以预见，由于营养不良，那些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产褥精神病。
法国部队运用“穷追猛打”战略，频频出动空袭、扫射——我们知道法国军队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领土上的轰炸不计其数，而萨基埃·西迪·尤素夫（Sakiet-Sidi-Youssef）这个受害村子更是血淋淋的例子——家庭支离破碎，集体迁移，为难民们带来持久不安的气氛。不得不承认，产后的阿尔及利亚妇女难民，很少没出现心理失调症的。
这些失调症有各种类型。或是烦躁不安，有时可以是带着狂怒的样貌，或是停滞的严重抑郁，并有多次自杀的企图，最后是伴随着哭泣、哀叹、哭天抢地的焦虑状态等等，同时也产生各种妄想的内容。或是发现一种模糊的被迫害妄想，对任何人都害怕，或者妄想法国人要杀她的小孩而产生的攻击性，或者是死亡迫近的印象，于是病人哀求看不见的刽子手饶了她们的孩子。
这里必须指出，那些妄想的基本内容，并未由于障碍被平静、缓和下来而一扫而光。被治愈病人其所处的情境，会维持并滋养这些病理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