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作为补偿

从政治的策略和历史的观点看，殖民地的解放在当代提出一个具根本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民族解放运动的局势成熟了？它的前锋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去殖民具有多样性，理性于是犹豫着，禁止自身去说，什么是真正的去殖民，什么是假的去殖民。我们将看到，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有着决定方法、策略的迫切需要，即领导和组织的问题。否则，只剩下盲目的唯意志主义，具有极端反动的随机性。

在殖民时代，是什么势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新方向、新的投资点呢？首先是政党和知识、商业上的精英。然而，某些政治组织有以下的特征：他们只宣布一些原则，而不发出命令。在殖民时代，这些民族政党的一切活动就是选举挂帅，这是一系列连续不断、各抒己见地讨论有关人民支配自己的权利、人性的尊严和有饭吃的权利原则的政治哲学论文，高唱“一人一票”原则。民族主义的政党从不强调力量对决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根本推翻体制。和平主义者，合法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应该说，是新秩序，也就是殖民资产阶级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生硬地向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一个对他们来说根本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当涉及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时，精英们总是模棱两可；他们的语言是暴力的，而态度是改良主义的。当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直言不讳表示他们实际上不这么想。

要诠释民族主义政党的特点，必须同时通过民族主义政党的干部的素质和支持者的素质。他们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已从殖民状况中获利但显然利益是被打折扣的劳工、教师、小手工业者、商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支持者要求的，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者间的对话，从未被中断过。他们讨论规划选举代表制、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讨论着改良。因此，看到大量的土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分支中积极活动，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些土著针对一句“政权属于劳工阶级”的抽象口号而奋战，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引导战斗的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的攻击性，投资在想要同化于殖民地世界的意图上，几乎不加遮掩。他把这个攻击性用来为自身、个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个别被解放了的奴隶以及获得自由的奴隶阶级，就轻易诞生了。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是增加获得自由的奴隶，组织一个真正自由的阶级。相反地，群众并不期待看到个人增加成功的机会。群众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他们的位置。大多数被殖民者渴望得到殖民者的土地；对他们而言，重点不是进入与殖民者的竞争当中，他们要的是他的位置。

农民被大多数民族政党的宣传撇在一旁。然而，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不会失掉什么，却应该赢得一切。农民，这个失去地位的人、挨饿的人、受剥削的人，最快发现只有暴力能补偿他。对他而言，没有妥协、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或去殖民，单纯只是武力较量关系。被剥削的人，为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当一九五六年居伊·摩勒[3]先生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投降后，民族解放阵线在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松开架在脖子上的刀，并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些话太过分。这本小册子只不过表达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殖民主义不是一台思想机器，更不是具有理性的肉体。它在自然状态下即为暴力，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暴力面前才会屈服。

至此都还保持沉默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直到作决定性解释时，才进入行动。他们引进一个新概念，即非暴力，但确切地说，那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花招。在其原来的形式中，这种非暴力对知识分子或经济方面的精英而言，意味着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因此为了能共同得救，必须迫切达成协议。非暴力是试图在一切不可逆转的形势、一切流血、一切遗憾的行动发生前，大家围着会议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群众不等会议桌周围的椅子摆好，只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并开始放火行凶，我们就会看到那些精英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们，奔向殖民主义者那边，并对他们说：“这太严重了！我们不知如何结束这一切，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寻求妥协方案。”

这个妥协的概念在去殖民化的现象中十分重要，因为它并非那么单纯。事实上，妥协同时关系到殖民体制和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殖民体制的拥护者发现，群众有可能毁坏一切。破坏桥梁、破坏庄园、压制、战争，这一切都严重打击经济。妥协也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认不清这场飓风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害怕被这巨大狂风扫到，于是不断向殖民者说：“我们还能阻止这场屠杀，群众仍相信我们，要是你们不想坏了一切，那就赶快做吧！”下一步，民族政党的领袖就和暴力保持距离。他高声断言，自己跟茅茅[4]、这些恐怖分子、这些刽子手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退居到恐怖分子和殖民者之间的无人地带，并毛遂自荐当起“对话者”：这意味着在殖民者不能跟茅茅讨论的情况下，他十分愿意开启谈判。这也是说，民族斗争的后卫部队，也就是那些从未停止过与欲斗争对手处于同一边的人们，却翻跟斗似的处于谈判与妥协的前锋去了，因为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殖民主义中断接触。

在谈判前，大部分的民族主义政党，在最佳情况下，局限在为这种“野蛮行为”辩解。他们不极力要求人们斗争，往往在一些非公开的圈子里，恣意谴责那些被报纸和母国舆论称之为丑陋的精彩行动。客观看事物的考虑，构成了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的正当借口。然而，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的这种典形态度，事实上并不客观。事实是，他们不确定群众这种急不可耐的暴力，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最有效的手段。也有人深信暴力办法的无效。对他们而言，无疑所有透过武力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都是绝望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头脑里，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占据了巨大的位置。当有人对他们说：必须行动，他们看到炸弹从他们的头上投下来，坦克沿路开过来，炮击、警察……而他们坐着不动。他们一开始就是输家。他们不能用暴力获胜，这点不需要被论证，已然在日常生活及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们还停留在恩格斯所采用的一种幼稚的立场上，恩格斯在跟杜林先生这位幼稚泰斗的著名论证中指出：“就像鲁宾逊能搞到一把剑一样，我们也能让星期五在某个早晨手持手枪出现，于是整个‘暴力’关系颠倒了：星期五指挥，而鲁宾逊被迫苦干……因此，手枪战胜了剑，甚至连最幼稚的公理爱好者无疑也会持有这样的看法：暴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行为，这个意愿要能付诸实行，得要有一些十分真实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一些工具，而最完善的工具会胜过不太完善的；此外，这些工具得生产出来，这也意味着，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粗略说来，就是所谓武器生产者——会胜过较不完善的武器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基于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生产反过来是建立在一般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在‘经济势力’、经济的国家、暴力能支配的物质手段的基础上。”[5]的确，改革主义的领袖们不讲别的：“你们拿什么去跟殖民者作战？用短刀吗？用猎枪吗？”

在暴力这个领域，工具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原则上，一切都建立在工具的分配上。但，殖民地解放为这个领域带来新观点。例如，我们看到，一八一〇年的西班牙战役中，尽管拿破仑统帅四十万雄兵入侵，还是被迫撤退。然而，法国军队可是因它的武器、士兵的勇猛、统师的军事天才，使整个欧洲颤抖。面对拿破仑军队庞大的手段，西班牙人受屹立不摇的民族信念所鼓舞，发现了二十五年前美国民兵曾用来反抗英国军队的那种游击战。但是，如果被殖民者的游击战，不是作为一个新要素，存在于这个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介于托拉斯与垄断之间的一个新要素，那它就不会成为一种能与其他暴力工具对抗的暴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