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唯一自发的革命势力
相反地，反对派有时候不依靠农村群众，而依靠进步分子和新兴民族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号召群众抵制劳工的要求，把这些要求丑化成反传统主义的冒险家手段。我们从前在政党层次上观察到的一切，经过一些必要修正后，可在工会的层次上观察到。起初，殖民地的工会就是母国工会的分支，其指令是母国指令的回声。
当解放斗争进入明确的关键阶段，一些工会的土著决定建立民族工会。从宗主国进口的旧组织被当地大肆抛弃。这个工会的创立，是城市居民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的新因素。我们曾说过，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是处于萌芽状态，并代表一部分受优惠待遇的人。在斗争中诞生的民族工会，是都市人组成的，他们的纲领，首先是政治纲领和民族主义纲领。但这个在民族斗争的关键阶段诞生的民族工会，实际上是自觉的和活跃的民族主义者的合法组织。
被政党蔑视的农村群众继续被排斥在外。当然，也会有个农业劳动者的工会，但这个工会的创立，只是因应“向殖民主义展现一个统一战线”的形式需要。宗主国工会培养出来的工会负责人，完全不懂如何组织农村大众。他们失去了和农民的接触，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吸收冶金工人、码头苦力、煤气和电气的职员等等。
在殖民阶段，民族主义的工会形成了一个惊人的核心部队。在城市里，工会无论何时皆能够冻结、瘫痪殖民经济。由于欧洲移殖民者通常被安置在城市里，示威行动对他们造成莫大的心理影响：没有煤气、断电、没人清除垃圾、商品堆在码头任其腐烂。
这些殖民地城市，即宗主国的离岛，对工会的行动十分敏感。以首都为代表的殖民地堡垒，不堪忍受这种痛击。但“内地”（农村群众）在这场对决中，仍是局外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民族的观点来看，工会的重要性和民族之内的其他人之间，有着不成比例的落差。独立后，被吸收到工会的工人，有一种空转的印象。他们所设定的有限目标，在达成的一瞬间，相较于国家建设工作的无止境，显得如此不稳定。面对与权力经常紧密结合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会领袖发现，他们不能再局限于以劳动者为中心的风潮。由于工会天生远离农村大众，不能在市郊以外传播指令，它就采取愈来愈政治的立场。事实上，工会成为政权的候选者。他们千方百计迫使资产阶级走投无路：反对在国内保有外国基地、告发商业协议弊端、采取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立场。现在已经“独立”的工人，仍旧在空转。刚独立后，工会发现，他们如果表达那些社会要求，将得罪全国的其他人。比起其他人，工人的确是体制里最受惠的。他代表了人民中最宽裕的那部分人。打算为劳工、码头苦力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示威，不止不得人心，还会引起农村贫困群众仇视的危险。所有工会主义都被禁止的工会，只能原地踏步。
这个不健康的状态表示，在客观上需要一个诉诸全民的社会纲领。工会突然发现，内地也应该接受启蒙和组织；但，在自己和农民之间设下一个传送带，从未成为他们关心的重点，而农民恰恰是构成国家唯一的自发革命势力，这将证明工会的无效性，暴露纲领的不合时代的特性。
工会领袖沉溺在政治和偏重劳工的行动中，竟然机械地准备搞政变。但是，在这个场合，内地还是被排斥在外。这只限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会之间的纷争。民族资产阶级重新抬出殖民主义的旧传统，夸耀警力和军力；工会则组织集会，动员数万成员。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不管怎么说总是吃饱的工人，农民耸肩观望。因为他们意识到双方都把他们看作助力。工会、政党和政府只会以不道德的不择手段驱使农民，把他们当作盲目的、迟钝的力量，甚至当作暴力来利用。
相反地，在某些状况下，农村群众准备以具决定性的方式，同时介入民族解放斗争和未来国家将选择的远景当中。这现象对落后国家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详细检讨这一点。
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政党一方面拥有摧毁殖民主义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想跟殖民主义和睦相处。在这些政党内部，有时会产生两个过程。首先，一批知识分子高尚地分析殖民地现实和国际形势后，会开始批评民族政党意识形态上的空洞及其战术上的贫乏。他们不懈地向领导们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什么是民族主义？你们在这些话的背后设了什么？这些话有何含义？为什么要独立？而首先你们想如何达到独立？”同时也对方法论上的问题提出要求，认为要对其进行严谨的讨论。在选举的方法上，他们会建议增加“另外的方法”。在初步的小争论中，领袖们很快就摆脱他们通常形容青年的激情。但是这些要求既不是激昂的表示，也不是青春的标志，拥护这种立场的革命分子很快就会被孤立。披着老经验外衣的领袖们，准备无情地甩掉这些“冒险家、无政府主义者”。
党机关对一切革新表现出反抗的样子。面对一场不知会以何等面貌、力量、方向呈现的风暴，领导阶层的态度是战栗不安，对此，革命的少数派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第二个过程，与遭受过殖民地警察迫害的上级和下级干部有关。这些干部透过不懈的奋斗、牺牲和模范的爱国主义，才达到领导的地位。这些人来自地方基层，通常是一些普通工人、季节工甚至失业者。对他们而言，在民族政党内活动，并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选择从动物状态进入到人的状态的唯一办法。这些备受党内顽固的合法主义所苦恼的人，将在他们被托付的活动范围内，表现出首创的精神、勇气和斗争的意志，这些表现几乎机械地把他们导向殖民主义的镇压武力。他们被逮捕、被刑讯逼供、被判刑、受大赦，他们利用坐牢期间厘清自己的思想，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在绝食斗争中，在监狱那个共同坟墓的团结一致中，他们盼望着解放，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个机会，可以开始一场武装斗争。但与此同时，在监狱外，备受来自四面八方攻击的殖民主义，却开始主动接近民族主义温和派了。
我们于是旁观了党内的非法主义及合法主义两种倾向的断裂过程。少数非法者感觉到他们不讨人喜欢，人们避而远之。党内合法分子会审慎地支援他们，但双方已形同陌路。这时，非法分子会接触几年前就已听懂他们在讲什么的知识分子。一个与合法政党并行的地下政党，就在这种接触下建立起来。但是，当合法政党接近殖民主义，并企图从内部改变之际，这种针对不可回收分子的镇压力量，就更加强化了。这就把非法分子逼入历史的死巷。
被城市逼走的人，首先躲进市郊的周围。但是警察网络又把他们赶出去，迫使他们逃离城市、逃离政治斗争的场所。他们逃入深山、地方、乡下找农民。农民从一开始就收容他们，使他们躲过警察的追捕。战斗的民族主义者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农村大众，而不再跟警察在城市里捉迷藏，他们绝不吃亏。农民的大衣，将以意想不到的温柔和劲道，将他包裹，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这些人真正成为内地的流放者，事实上变成了游击队员。他们不得不随时转移地方以逃避警察，为了不引起注意而在夜间行军，他们将有机会走遍并熟悉自己的故乡。他们忘了咖啡馆，忘了讨论下一次选举，忘了对某个警察的愤懑。他们听到的是真正国家的声音，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人民巨大、无限的悲惨。他们意识到时间宝贵，这些时间曾经浪费在无益的批评殖民体制上。他们终于懂得要改变，而不是改革，不是改善。他们在一种晕眩中明白，城市的骚动始终不能改变和震撼殖民体制。
这些人养成跟农民谈话的习惯，他们发现，农村群众始终未停止用激烈的言词，提出关于自我解放的问题，比如暴力、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所有土地、民族斗争、武装起义等。一切都很单纯。这些人发现了一个永恒处于不动中的人民，他们表里一致，不动却完整保留了自己的道德价值和对民族的热爱。他们发现了慷慨大方、准备牺牲、急切和勇敢奉献的人民，他们坚如磐石。我们明白，这些被警察追捕的战士和跺脚的群众，以及本能的反叛者一旦碰触，就会爆出一种具备异常威力的混合气体。从城里来的人向人民学习，并为人民开设政治和军事课程。人民磨好武器。事实上，课程持续不太久，因为群众摩拳擦掌，在重拾与肌肉亲密接触的同时，导引着领袖加快脚步，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