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失去和民众的接触

我们多次指出领袖角色中经常是有害的部分。那是因为在某些地区，党是以强盗集团般被组织起来，最冷酷强悍的人经常当任领导角色。人们往往乐于谈论这个领袖的祖先或他的魄力，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一种略具欣赏的同谋口吻，提到他使身边的人发抖。为了避免各式各样的暗礁，必须顽强战斗，以免党沦为领袖手中顺从的工具。领袖（leader）来自英语动词，意即带领、引导，现在已不存在所谓人民的领导者了。各民族不再是羊群，不需要被人领导。如果领袖带领我，我要他知道同时也是我在带领他。国家不该是由一个大人物来领导的事业，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何一旦这些领袖当中有人病倒，就会引起一阵恐慌。因为困扰他们的是接班的问题。领袖死了，国家会变成怎样？那些曾经在领袖面前输诚的、不负责任的、不自觉的领导阶层，那些整天操心他们所过的好日子、鸡尾酒会、公务旅行和耍手段营利的人，迟早会发现国家核心的精神空虚。

一个国家，若要真正回答历史对它的提问，要发展城市，发展居民的头脑，则应该拥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党不该成为落入政府手中的工具，恰恰相反，党应该是人民手中的工具，由人民决定政策并由政府来执行。党不是，绝不该是所有政府成员和达官贵人随便进出的政治局。太遗憾了，这个政治局构成了党的全体，而且政治局成员大多住在首都。落后国家的党干部，都应该像逃避瘟疫那样逃离首都。除了几个人以外，他们都应该住在农村地区，应该避免把一切都集中在首都。任何一个行政上的借口，也不能将首都的沸沸扬扬正当化，它跟那十分之九的领土相比，是属于过度开发，人满为患。党应该极度实行地方分权化，这是促使那些死气沉沉的地区，那些尚未感受活力的地区动起来的唯一办法。

实际上，每一个地区至少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驻在当地，但避免任命他为当地的长官。他不能拥有当地的行政权力。对人民而言，党不是权力机关，而是一个作为人民通过它来行使权力和意愿的机构。权限的混乱愈少，双重性愈少，党就能扮演指导人的作用，对人民的决定就愈加有保证。如果党和权力机构混同，那时，党的活动家就会走最快的捷径，达到谋私利的目的，即在政府机关占有位置，加官晋爵，改变等级，求取个人的功名财富。

在一个落后国家里，设置生气勃勃的地方领导干部，可以阻止城市畸形扩大的过程，以及农村群众纷纷涌向城市的现象。从独立后开始，全权安排有力的地方领导干部去恢复地区的活力，促进其觉醒，使住民自觉的做法，是一个要向前迈进的国家不该遗漏的必要事宜。否则，在领袖周围就会聚集了党的负责人和国家的达官要人。政府机构膨胀，并不是因为发展和区分的结果，而是因为新的亲朋好友和活动家等待一个位置，并且希望渗入国家机构内；所有公民的梦想，即是进入首都，找一份闲差事；地方被遗弃，没受领导、没受教育和孤立无助的农民群众离开荒废的耕地，涌向都市的近郊，使游民无产阶级队伍过度膨胀。

这样一来，新的民族危机就将到来了。相反地，我们认为内地应该优先受照顾。说得极端些，政府设在别处而不是现在的首都也不会有任何妨害。应该舍弃首都的神化，并向未受惠的大众说明，这是为了他们而决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下，这也是巴西在巴西利亚（Brasilia）尝试做的。里约热内卢的自大，对巴西人民是一大侮辱。但是不幸的是，巴西利亚仍旧是个和里约热内卢同样畸形的新首都。这个新都市唯一的好处，是今天有一条穿过未开发荒漠的公路。不，任何理由也不能充分反对选择另一个首都，反对把整个政府搬到最荒废的地区去。落后国家的首都，是一个承继殖民时代的商业概念。但是在落后国家里，我们反而要首先增加接触农民群众。我们应当制定一个为人民大众的国家政策，我们绝不该失去跟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和要具体地改善生活而斗争的民众的接触。

当地的公务员和技术者应该深入民间，而不是埋头在图表和统计表里；他们不该再为涉及搬迁到“内地”而生气、反对；不应该再看到落后国家官吏的妻子们，以离婚来威胁丈夫，如果他们不设法避免被分派到地方去。所以，党的政治局应该优先照顾匮乏的地方，而首都的生活，矫揉造作、肤浅，如同在民族现实生活上镀金的怪物生活，应该在民族生活中尽可能不占重要地位，民族里的一般生活才是神圣与根本的。

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党组织不应该只满足于和群众有联系，党应该直接表达民众的心声，党不是负责传达政令的行政部门，党是群众有力的代言人和廉洁的守护者。要达到党的这个概念，首先必须清算那种非常西方的、非常资产阶级的、十分蔑视群众、认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只能靠我们来领导的思想。事实证明，人民可以完全理解复杂的问题。阿尔及利亚革命带给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最大的助益之一，就是使他们接触民众，能够看到民众极度的、笔墨难以形容的悲惨，同时目睹了民众觉醒的睿智和迈向进步的觉悟。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些挨饿的文盲，这些几个世纪以来就被抛弃在惊慌失措黑暗中的男男女女，顽强抵抗了坦克和飞机，顶住了凝固汽油弹及心理战，尤其抵制了腐蚀和洗脑，抵制了民族叛徒和贝卢尼（Bellounis）将军的“民族军”。这群民众尽管有弱者、犹豫不决的人和未来的独裁者，还是顽强地站稳脚步，因为七年的斗争，为他们开启了一些之前根本没想过却存在的领域。今天，一些兵工厂在山中的地下好几米深处运作；今天，各级人民法庭在各地工作，各地方计划委员会有组织地瓦解大土地所有制，周全设计明日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孤立的人可以表现为反对理解某一个问题，但一个集团、村落以一种令人困惑的速度理解问题了。的确，假如我们谨慎使用只有法律或经济学学士才听得懂的语言，那就轻易地印证，我们认为群众应该接受领导。如果人们讲日常的语言，不受那些居心叵测想把问题复杂化来混淆民众、企图摆脱民众的念头所困扰，人们就会发现，群众懂得所有细微的差别、所有的诀窍。若只援引专业术语，这意味着我们把民众当作门外汉。这种语言不能掩饰那些讲演者想欺骗人民、想把人们拒于门外的用心；把语言变得生涩难解是一种伪装，在它的背后，浮现出更大的剥削企图，就是要夺走人们的财产和主权。我们可以跟人民说明一切，只要我们是真的要他懂。如果我们认为不需要人民，相反，认为人民可能妨碍私人公司和有限公司的顺利进行，这些公司目的在使人民更穷困，若是如此，问题就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