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揭开社会现实

所有这一切的说明，这些陆陆续续的启发意识，这种走向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都只有在组织内，将人民编制、框架起来，才有可能掌握。这个组织，是利用起义初期由城市来的革命分子，和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重返农村的革命分子而建立起来的。是这个核心，构成了叛乱政治组织的雏形。但是，农民在经验中累积了自己的知识，也显示他们有能力领导人民的斗争。在处于备战状态的民族和领袖之间，产生了相互启迪和补充的作用。传统的机构强化了、深化了，有时甚至完全改造了；仲裁所、长老会议和村民会议改造成革命法庭，变成政治、军事委员会了。在每个战斗队、每个村子里涌现出一批政治委员。他们开始开导那些不理解地方情况的人。这样，政委就不再害怕那些如果不再说明清楚就会使人民迷失方向的问题。武装的积极活动分子，看到许多土著继续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仿佛山上发生的事与他们无关，仿佛不知道最重大的运动已经展开了，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城市一片宁静，日常生活照常过下去，给农民一个苦涩的印象：整个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坐在场外。这引起农民的反感，并加强了他们整体对城市人的蔑视和谴责。政委们应当引导他们通过觉悟，来看出立场上的细致差异之处：人群中某些特定分子，他们握有一些独特利益，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民族利益叠合。于是，人民才会明白，民族独立使得现实的多重面向——有时是分歧和对立的——显露出来。这些阐明在斗争时候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它使人民从广泛但未分化的建国主义，过渡到社会与经济的意识。人民的斗争在刚开始时采取了殖民者的原始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发现，有些黑人比白人更白，他们发现，即使将来有一面国旗和形成国家的可能性，也不会使一些人放弃他们的利益和特权。人民终于明白，有些土著像他一样，并无迷失方向，恰恰相反，似乎利用战争，来加强他们的物质利益和新生的权力。他们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并大发战争财，不屑一顾那些始终无条件自我牺牲而把鲜血洒在国土上的人。用原始的手段对抗殖民主义战争机器的战士，意识到自己在推翻殖民压迫的同时，又协助建造了另一部剥削机器。这个发现是令人不悦、痛苦和愤慨的。以前很简单，一边是好人，另一边是坏人。当初田园牧歌似的不真实的光明，如今已为涣散意识的昏暗所取代。他对着背叛尖叫，但必须修正这种尖叫。背叛不是在民族的层次上，而是社会的，必须要教导人们喊捉贼。人民在艰辛地走向理性的认识中，同样应该抛弃他对统治者过分简单化的看法，族类在他眼前碎裂化。他在自己的周围，见识到一些殖民者并不参与犯罪的歇斯底里，他们与整个族类有所区别。这些人谴责殖民战争，我们却不加区分地将他们投入外国人整体中，真的会引爆议论的，是当这族类的典型过渡到另外一边，变成黑人或阿拉伯人，并接受痛苦、刑讯逼供、死亡时。

这些例子平息了被殖民者对外来移民的普遍仇恨。被殖民者热情地接近这些人，并以一种感情丰富的竞相许诺，而倾向绝对信赖他们。在被视为残暴和无情的后母的宗主国里，许多舆论，有时是相当知名的声音，提出意见，他们毫无保留地谴责政府的战争政策，建议最终要考虑被殖民者的民族意志。一些士兵逃离殖民军，另一些则明确拒绝为反对人民的自由而战，他们坐牢、受苦，以这群人民之名，为独立、为管理自身事物的权利而战的人民。

殖民者不再单纯是应该被打倒的人。某些殖民主义中的成员，比民族的某些子孙，更加接近而且是极度地接近民族主义斗争。在两个意义上，种族的和种族主义的层次被超越了。人们不再发给所有黑人或穆斯林一张真实身份证书。不管哪个殖民者走近时，人们不再总是急忙找大刀或枪了。意识艰辛地通向局部的、局限的、不稳定的真实。可以想见，这一切是十分艰苦的。使人民成熟的任务，将同时因为组织的严密和领袖的思想水平，而变得容易进行。意识形态的力量，会历经斗争的展开、对手的伎俩、胜利和失败，而转化和增强。领袖们展现他们的力量和权威，通过揭露错误，利用每次意识的倒退来吸取教训，确保新的进步条件。每个地区性的事物消长，都被放在所有村子和所有政治网络层次上进行检讨。起义证明了自身的理性，也表达了它的成熟，每次只要它将人民的觉悟，往前推进了一步。尽管周围一些人有时会认为，将问题细致化会构成危险，如此一来，会使得人民此一大整体内部产生裂缝，但领袖对于一些原则相当坚持：那些从民族斗争中得出的原则，以及从人类为争自由所进行之普遍斗争中所得出的原则。在典型的革命家里，存在着反对微妙的差异和蔑视个案的粗暴思想，但相似的粗暴，也存在于典型的反革命、冒进、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如果不立即克服这种纯粹、完全的粗暴，势必导致运动在几个星期后失败。

逃离城市的民族主义战士，被领袖们那蛊惑人心、改良主义的手法严重刺伤，对“政治”大失所望，然而，他们在具体实践中，发现一个与先前政治完全不同的新政治。这个政治，是嵌入历史之中的负责人、领袖们的政治，这些人，以肌肉和大脑肩负了解放斗争的领导大任。这是民族的、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被殖民者现在将要认识的这个新现实，只有通过行动才存在。斗争粉碎了旧殖民地的真实，揭示了一些未知的方面，带来了新的意义，并指出这些事实所掩盖的矛盾。战斗的人民，依靠斗争，呈现出这个新现实，和认识这个新现实，奋勇向前，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事先对所有蒙蔽企图，对所有盲目的爱国心有所警惕。只有由人民所行使的暴力，由领导层组织和启发的暴力，才能使群众辨别社会现实，解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斗争，没有在实践中去认识，那么只剩下狂欢和喧闹；仅限于极小范围内的再适应，权力上层的一些改革、一面国旗，而在下面，则是广大未开化的群众，继续活在“中世纪”的混沌状态里，无休无止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