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的过渡宿命
众所周知，从一定时期起，民族主义各政党的目标是纯粹民族的。他们用独立的口号动员民众，把其他的委诸将来再说。当有人问，这些政党提出的经济计划如何，如何建立体制时，他们显得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完全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一无所知。
这个经济始终在他们之外发展：他们对本国的地上及地下现有的和潜藏的资源，只有一种从课本上得来的概略知识，所以他们只能抽象、笼统地谈论。独立后这个落后的资产阶级在数目上减少了，没有资本，拒绝革命，势必悲惨地停滞不前。它不能自由地发挥天才，过去可以略微轻率地推说它的天才受到殖民统治的阻碍。由于资本不稳定及高级管理人员稀少，使他们在几年间走入手工业型经济的绝境。在这种不可避免又十分局限的观点中，国家的经济是所谓建立在地方物产的基础上的经济，因此出现相当多手工业的论述。在不可能设置一些能替国家和自己赚更多钱的工厂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对手工业包裹上一种沙文主义式的温情，意思就是将它和新的民族尊严画上等号；此外，它还为资产阶级赚取实质的利益。这种对地方物产的崇拜，这种不可能想出新方向的困境，也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深陷在殖民地时期特色的农业生产中。
独立后的国家经济并未重新设定方向，始终是花生、可可、橄榄的收成问题；同样，在基础产品的贸易上，也没出现任何的修正；国内并未建立任何工业，我们依然继续出口原料，继续让自己作为欧洲的小农，作为未加工产品的专家。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不断要求经济和商业部门国有化，因为他们不认为国有化意味着全体经济为国民共有，意味着满足全民的所有要求；他们也不认为国有化是按照新的社会关系来支配国家；对他们来说，国有化是把殖民时期承袭下来的那些不当的特权，一部分破格转移给当地人。
由于资产阶级既缺乏充分的物质手段，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手段（即工程师、技师），他们的要求只局限在，占据前殖民者所占有的办公室和商店。民族资产阶级取代了以前殖民者的位置：医生、律师、商人、代理人、经理、货物过境或转运代理人。他们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保全自己，应该占据所有这些地位。接着，他们要求，今后不论是外国的大公司想要在国内维持下去，或者有意进出国内，都要由他们经手。民族资产阶级发现了他们充当中介商的历史使命，正如人们所见的，所牵涉的不是改造国家这个使命，而是充当一个伪装的、戴上今天新殖民主义假面具的资本主义的过渡角色。他们称职地充当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毫不引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这个利字当头的角色、这个收入微薄的职位、这种目光如豆、这种缺乏壮志雄心，象征着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发挥它身为资产阶级该发挥的历史作用。在这里，可悲的是，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可以看到的生气勃勃的开拓者风格、世界开创者和发明家风格。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享乐主义主导一切；在心理的层面上，他们自我认同于他们吸取全部知识之所在的西方资产阶级。他们追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否定的和颓废的负面，完全没有跨越探索和发明这些早先的阶段，这些不管怎样，恰恰是西方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有成果之理由。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最初阶段，自我认同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结尾。千万不要认为它快速超过各个阶级。事实上，它是由结尾出发，它从未经历青春期的惊涛骇浪、大胆无畏，且在唯意志主义的那些时期就已经衰老了。
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颓废面来看，他们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力援助，后者以异国情调、打猎、赌场观光客身份来出现。为了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全力建设休闲娱乐设施。这个活动将打着观光业的名义，纳入国家工业当中。如果我们想要证据来证明，前被殖民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派对”的筹办人，那么，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在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哈瓦那和墨西哥的赌场、里约的海水浴场、巴西和墨西哥的少女、十三岁的混血女孩、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玻利维亚的科帕卡瓦纳（Copacabana），这些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堕落的可耻印记。由于缺乏主见，由于疏离人民，自己把门关死，由于先天没有思考能力去顾全国家的大局，民族资产阶级就只能充当西方企业的代理人，并将自己的国家变成欧洲的妓院。
再一次，我们不应忘记发生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惨况历历在目：美国来的银行家、生意人和技术官僚，一降落到“热带地方”，可以一星期或十天就窝在为他们提供的“原住民保留区”里，享受酒池肉林的日子。
地主的行径实际上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行径一样，当国家一宣布独立，他们立刻强烈要求农场国有化。借助多重手段，夺取前殖民者的农场，以便强化在自己地盘上的支配力，他们并不试着改革农业、提高生产，或者把农业整合到真正的国家经济中。
其实，农场主要求政府保证他们的利益、特权，使他们享受比从前外国殖民者更多的方便和百倍的优惠，对农业劳动者的压榨更加强化和合法化。这些新殖民者玩弄两三个口号，通过为国家努力的名义，要求农业劳动者加强劳动。完全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发展计划，没有革新，因为即使牵涉到最小风险的革新，也会使这些人恐慌，并使占有土地、犹豫不决、小心翼翼的地主资产阶级陷入混乱，他们愈来愈陷入殖民主义所设置的回路中。在这里，首创精神是政府的事，由政府确定革新，促进发展和提供融资。农业资产阶级拒绝即使是一点点的风险，他们反对打赌、冒险，只要求牢靠、迅速的回报。装进他们口袋里的巨额利润，只是作为国民所得，不是用来再投资。储蓄的心理支配了这些农场主，往往在独立后那几年，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把他们从祖国获取的利润托付给一些外国银行；另一方面，他们把巨款花在豪华消费、买轿车和别墅等种种被经济学家描述为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特点的东西上面。
我们说过，刚掌权的被殖民者资产阶级，他们发动阶级的攻击性用来独占过去被外国人据有的位置。独立的第二天，他们立刻就和殖民主义同伙的律师、商人、地主、医生和高官起冲突。它要跟这些“侮辱民族尊严”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它使劲挥舞着指导阶层的民族化和非洲化的概念大旗。事实上，它的行动愈来愈染上种族主义的色彩，它粗暴地向政府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必须占有这些位置。直到它们完全占据这些位置时，才会完全压住它们的火气。
至于城市的无产阶级、失业大众、小手工业者，与这种民族主义态度站在同一边；但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公道：他们只是追随资产阶级的脚步。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和欧洲人竞争，手工艺者和小手工业者则是发动反对非本土非洲人的斗争。在科特迪瓦（Côte-d'Ivoire），其实有反达荷美（les Dahoméens）和反上伏塔族（les Voltaïques）的种族暴动。达荷美人和上伏塔人控制了小交易，独立后他们备感科特迪瓦人民的敌意。我们从民族主义过渡到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最终到种族主义。人们要求外国人离开，烧毁他们的商店，摧毁他们的棚子，把他们私刑打死，科特迪瓦政府的确勒令那些人离开，满足了国民。在塞内加尔则出现反苏丹人的示威，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先生指出[1]：“确实是这样，塞内加尔人民只因为仰慕其领袖才接受马里神秘主义（la mystique du Mali）。他们加入马里联邦，除了表现出对这些领袖政治上的信赖，没有别的意义。塞内加尔的领土并不因为加入马里联邦而失去活力；尤其因为苏丹人在首都达喀尔显得太强势，令人难以释怀。因此，这件事说明了联邦的分裂非但不会引起遗憾，反而受到民众的欢迎，人民松了一口气，而且，任何支持联邦维持下去的声音也没有出现。”
当若干阶层的塞内加尔人，一下子抓住了他们的领袖提供摆脱苏丹人的机会——这些苏丹人在商业上或行政部门上妨碍他们——的同时，刚果人旁观了比利时人大批离开，对此还不敢相信之余，马上决定对住在利奥波德维尔和伊丽莎白维尔的塞内加尔人施加压力，叫他们离开。
如同人们所见，这两种现象中的机制是一样的。如果欧洲人限制了年轻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贪婪，那么，对于大众和城市人而言，竞争主要是由不同国家的非洲人表现出来。在科特迪瓦是达荷美人，在加纳是尼日利亚人，在塞内加尔则是苏丹人。
当由资产阶级提出的干部黑人化或阿拉伯化之迫切需求，并不是来自真正的民族化意图，只是出于把一向由外国人掌握的权力交给资产阶级的考虑时，大众在他们的思考水平上，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限于在黑人或阿拉伯国家的范围内。在倡导大陆大团结的热烈主张和大众受到指导阶层鼓吹下的行为之间，还可以描述出各种各样的态度。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永恒的往返，从落入消亡的非洲统一，到最可恶、最令人恼火的沙文主义的回归。
马马杜·迪亚指出：“在塞内加尔，那些领袖曾经是主张非洲统一的主要理论家，并一再为这一思想牺牲了他们的地方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地位，他们虽然出于善意，不能否认也必须负责到底。他们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借口反对巴尔干化[2]，而在分析中没有充分注意领土扩张主义这个前殖民主义的事实。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我们的研究中没有对这个现象投以足够的关注。因此不管统一理论多么令人赞赏，多么能引起共鸣，但也无法消灭这个社会学事实，即这个理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我们被精神上最甜美的海市蜃楼幻影所迷惑，并把我们的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只要口头上谴责领土扩张主义及其产物——小型民族主义，就足以克服它并保证我们所幻想的事业将会成功。”[3]
从塞内加尔的沙文主义到乌罗夫族（Ouolof）的部落主义，两者之间的距离并非很大。事实上，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行为上的气量狭小，理论立场的不明确，所以不能成功启发全体民众，不能首先提出与民众关联的问题，不能扩大他们的世界观；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就会见识到一股往部落主义立场而去的回潮，我们会见识到，心里带着愤怒的种族主义激烈的胜利。因为既然资产阶级唯一的口号是“让我们取代外国人”，既然他们急于要在所有部门取得自己的权利，夺占他人的地位，那么那些小民族主义者，例如出租车司机、卖糕饼的、擦皮鞋的，同样可以要求达荷美人回到他们的国家，甚至更加极端的，要求富尔贝人（Foulbés）和颇尔人（Peuhls）滚回他们那未开垦的丛林或深山去。
我们应当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在新兴的独立国家中，联邦主义到处胜利的事实。我们知道殖民统治优待了某些地域。殖民地经济并未被整合进国家整体当中，它总是被安排在跟各个不同的宗主国的补充关系中。殖民主义几乎从未开发整个国家。它满足于发掘天然资源，开采这些资源并向宗主国的工业输出，因而可以使殖民地部分的部门相对富裕，而其他部分则继续落后与贫困，或加深这种现象。
独立不久后，住在比较繁荣地区的人会意识到他们比较幸运，并且出于内心原始的反射作用，拒绝扶助其他地区的国民。盛产花生、可可、钻石的地区展露优势，面对着构成国家其余部分普遍空荡荡的全景，这些地区的人民，仇恨地看着其他地区那些能引发他们妒忌、欲望和杀人冲动的人民。殖民地化以前的宿仇意识、种族之间的旧恨又重新挑起。巴鲁巴人（Balubas）拒绝供养卢卢阿人（Luluas），喀坦加（Katanga）建立国家后，阿尔贝·卡隆吉（Albert Kalondji）立刻给自己加冕为南开赛（sud Kasaï）国王。
非洲统一是一个含糊的口号，但是非洲男女热烈支持这一口号，并且运用它，对殖民主义施加可怕的压力，揭示其真面目，并在同一个民族内粉碎内部的地方部落主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急于捍卫自己眼前的利益，目光如豆，显露出它无力实现单纯的民族统一，无力把国家建立在牢固且丰饶的基础上。曾经击败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解散了，日趋衰败，浪费了他们既往的胜利成果。
种族和部落所进行的残酷斗争，企图占领外国人离开而腾出空位的好战心，这些同样也导致一些宗教上的竞争。在农村和偏远荒区，各种小教团、地方宗教、伊斯兰教的仪式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也重新开始逐出教门这个阶段。在大城市里，在行政部门层级上，我们看到两大启示宗教正在对决：伊斯兰教跟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