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殖民者的面貌

被殖民者居住地带与殖民者居住地带，并不呈现互相补充的状态。这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这样的对立不是为一个更高的统一而服务。这两个被纯粹亚里士多德逻辑所支配的地带，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则：无法和解，多说无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块和钢筋打造的铜墙铁壁，灯火通明、铺上柏油。而城里的垃圾箱总是塞满了从未见过，甚至是从未梦想到的、不知名的残渣。殖民者的双脚从不被人看见，可能只在大海里才展现；但我们从未足够靠近到可以看见它们。结实的鞋子保护殖民者的脚，城市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洞，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饱没事干又轻松的城市，肚子总填满了好吃的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的城市，或至少是土著的市镇、黑人的村子、阿拉伯街、印第安人保留区，则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人们在那里随意地、草草地被生了出来。随地、随便因某不知名原因死去。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人挨着人，小茅屋挨着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饥饿城市，渴望着面包、肉、鞋子、煤炭和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来的、屈膝的城市，一座躺卧着的城市。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以淫荡、羡慕的眼神望着殖民者的城市，梦想占有它。用尽所有占有的形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话和殖民者的妻子上床。被殖民者是嫉妒的，殖民者不是不知道，在他瞥见被殖民者那失控的眼神时，苦涩地见识到这点，但他始终保持警惕：“那些家伙想夺取我们的地位。”的确，一个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梦想处在殖民者的地位。

这被分割、被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住着不同类别的人。殖民地的独特性就在于：谈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模式极大的差异，都无法做到遮掩一个属于人道这个层次上的现实。当我们快速审视殖民脉络时，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这个世界的，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的事实。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结构同时也是上层结构，原因即结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成为白人。所以，每当讨论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总是应该稍微放宽些。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并没有到概念的层次上，我们在此也不是要去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农奴和骑士的本质不同，但两者都必须借助神权来使身份的不同正当化。在殖民地，从外地来的外国人，用枪炮和机械来强制统治。尽管他成功地制服和据为己有，他始终是外国人。首先构成了“统治阶级”特征的，既非工厂，也不是财产，亦不是银行里的账户。统治族群首先是外来的，那些不像当地人（autochtones）的，那些“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布局，不断地破坏当地人的社会形态，毫无保留地摧毁了经济、衣着和外表原先的参照坐标。然而，当被殖民者决定成为历史的舞台，奋力冲进禁区的一刻，被要求以及承受的，同样是这个暴力。炸毁殖民地世界，今后将是十分清楚的行动意象，非常可以理解，也能为每个被殖民的构成分子遵循。瓦解殖民地世界，并不意味着在撤废边界线后，人们会整治两个地带间的通道。摧毁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要取消一个地带，把它埋在泥土深处，或赶出土地。

被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世界提出的质疑，并非观点上的理性较量。那不是有关普遍概念的论述，而是一种把独特性提出，当成绝对的疯狂论证。殖民地世界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世界。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做肉体上的限制，也就是借由警察和宪兵，限制被殖民者的空间，这还不够。就好比为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主义特点，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种“恶的精髓”[2]。被殖民者社会不只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在被殖民者的社会中，这些价值标准不是被抛弃了，就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样说还不够。被殖民者被宣称为，对伦理学是抵制的，不仅缺乏价值，也是对价值的否定。他是，让我们敢于承认这点价值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绝对的坏。他是腐蚀成分，破坏一切接近他的东西，是扭曲成分，使一切与美或道德有关的东西变了形，是一切不吉祥力量的受托人，是盲目暴力的无意识及无法回收的工具。梅尔（Meyer）先生可以在法国国会上严肃地说，不应该让阿尔及利亚人进来国会殿堂嫖淫共和国。的确，自从和被殖民者接触过后，所有的价值就不可逆转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习俗、传统、神话，尤其是神话，就是贫困、体质败坏的标志。所以，这也就是为何，要把下列两件事放于同一平面上来看：用DDT消灭寄生虫、疾病的媒介，以及基督教在异端邪说、本能、邪恶等等还在萌芽的状态时就把它们给扼杀了。黄热病的消除和福音布道的进步，分属同一份决算表。但是，布道团的捷报实际上告诉我们在被殖民者内部引进异化酵素之重要性。我谈基督教，谁也没权利对此感到惊讶。殖民地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外国人的教会。它并不召唤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的道路、主人的道路、压迫者的道路。众所皆知，在这一历程中许多人被征召，却很少人入选。

有时候，这个善恶二元论竟然达到逻辑上的极端，将被殖民者去人性。确切地说，把被殖民者动物化了。因此，当殖民者谈到被殖民者时，他使用的是动物学的语言。他影射黄种人的爬行、土著住所散发出的气味、游牧部落、恶臭、大量繁殖、乱钻乱动、比手画脚。当殖民者想描述或找出一个恰当的字眼时，经常参考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欧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词。但是，领悟了殖民者计划的被殖民者，理解了人家对他兴讼的意图，立刻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爬升的人口统计图，这些歇斯底里的群众，这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面孔，这些胖得什么也不像的身体，这群没头没尾的人，这些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野孩子，这种摊在太阳下的懒散，这种植物般的韵律，这些都成了殖民词汇当中的一部分。不久就要涌现了，那些戴高乐将军讲到的“黄色人群”、莫里亚克先生（M.Mauriac）讲到的黑色、棕色和黄色群众。被殖民者知道一切，并且呵呵大笑，每当他们在他者的话语里发现自己成了动物。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动物。更确切地说，恰在他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同时，他擦亮武器，做好战斗准备，要让人性获胜。

一旦被殖民者开始捣乱，开始让殖民者惶恐不安时，我们就会派出一些善良的灵魂，在“文化大会”上向他展示西方价值的特殊性及丰富性。但是，每当话题牵涉西方价值时，立刻就会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一种僵直的肌肉痉挛现象。在去殖民阶段，被召唤的则是被殖民者的理性。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些确切的价值，充分向他们解释：去殖民不该意味着倒退，而是应该建立在一些经试炼过、牢靠、受评定的价值上头。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当一个被殖民者听到一段有关西方文化的论述时，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确保刀子在随手可拿到之处。白人价值之所以拥有优越性，是受到暴力的保证，白人价值在对决的过程中胜过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是浸满在侵略性中的。暴力、侵略性，透过复返，使得我们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这些价值时，不免换来冷笑。在殖民的脉络中，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被殖民者的攻击，除非被殖民者高声清楚地承认白人的价值优越。在去殖民时期，被殖民大众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蔑视并唾弃它。

这种现象通常被掩盖起来，因为在去殖民时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跟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对话关系。在这个期间，当地居民只被视为面貌模糊不清的群众。殖民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在各处认识的几个土著，不足在立即的感知上发挥作用，使得差异化得以产生。相反地，在解放时期，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热切地寻找与“社会精英”们接触。那著名的、针对价值的对话，是与这些精英进行的。殖民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在殖民地维持统治时，就决定进行文化、价值及技术各领域的后卫战。然而，绝不应该忘记的，是占绝大多数的被殖民民众，他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对被殖民者而言，最根本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最具体：土地保证了面包，当然，也保证了尊严。但这个尊严与作为具“人道的人”的尊严无关。这个理想的人，他从未听人说过。他在自己土地上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抓他、打他、使他挨饿，却不受惩罚；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伦理学教授或神甫，过来代他被打，并跟他分享面包。对被殖民者而言，作为一个伦理学家可以十分具体，就是使殖民者的傲慢噤声，使他行使的暴力粉碎，简单地说，就是直截了当地把殖民者从全景图中驱逐。人人平等这一著名的原则，在殖民地会找到对此的阐释，只有当被殖民者提出，他与殖民者是平起平坐之时。再进一步，他想要为超越殖民者而战斗。事实上，他已决定代替殖民者，并占据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见，整个物质和道德的世界崩溃了。一直在抽象普遍性方面遵从殖民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今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够在新世界和平共处而奋斗。但是，他没有看见，因为确切地说，那是由于殖民主义已经渗透到他所有的思想模式中了，他看不到一个事实，殖民者，一旦殖民的脉络消失，也就没必要与他们共存了。这个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判以前，欧洲少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清楚地表态：他们要求，不多不少，双重的公民资格。就是由于我们局限在抽象的层次上，才想迫使殖民者在未知中做一个十分具体的飞跃。让我们这么说吧，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浮夸的词藻也取代不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