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正当性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分析一个我们认为的根本问题：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要求，它的正当性为何。我们必须承认，动员人民的政党几乎不关心这个正当性的问题。那些政党从现实出发，并以这个现实为名，以这个压在男男女女现在以及未来的现实为名，做出相符的行动。政党懂得用动人的言语来大谈民族，但它感兴趣的是听它说话的人民，假如他们期待的仅是要能生存、能了解参与战斗的必要性。

今天我们知道在民族斗争的第一个阶段，殖民主义企图通过经济主义来抚平民族的要求。从一开始，殖民主义假装理解、装模作样地虚心承认经济的严重性，以及需要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努力。

事实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出现若干令人侧目的措施，或有些已停工的工地再开工，这使民族意识的凝聚延迟了几年。但是，殖民主义迟早会发现，它不可能实现一个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充分满足被殖民土著的渴望；甚至在填饱肚子方面，殖民主义也证明是先天无能的。殖民主义国家很快会发现，想在纯粹经济范围中解除民族政党的武装，就等于是在殖民地做它不愿在本国所做的事。如果说卡蒂尔[2]主义在今天盛行，绝非偶然。

面对法国固执地要博得一些它该养活的人的好感，而那么多法国人却生活在拮据当中，卡蒂尔有着一种醒悟了的苦涩，这足以说明殖民主义不可能转变成推行超越利害、大公无私的援助计划。所以，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重复宁可挨饿也不愿失去尊严的空话上。相反，应该深信殖民主义不可能为殖民地民众带来一些物质条件，让人足以忘却与尊严相关的烦忧。一旦殖民主义懂得它的社会改革策略会将它带往哪个方向，它就会恢复过去的反应，加强警力，急派军队，建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利益和自己心理的恐怖统治。

在政党中，通常是在它的外侧出现一批有文化的被殖民者。对这些人来说，要求民族文化，肯定这个文化的存在，代表一场优先的战役。当政治家把他们的活动定位于现实之际，文化人却置身于历史的框架之中。面对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挑战殖民主义视殖民前为野蛮时代此一论调的决心，殖民主义很少做出反应。尤其因为被殖民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展现的思想，已由宗主国专家们广泛公开主张过，殖民主义对此更少有反应。我们的确看到几十年来，许多欧洲的研究者，在总体上使非洲、墨西哥以至秘鲁的文明重获尊重，这太平常了。人们可能对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狂热的捍卫民族文化的存在，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谴责这种极端狂热的人，却奇怪地忘记了他们的精神机制、他们的自我，舒适地躲在久经考验且无人加以否认的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的背后。

我承认，在存在的层次上，过去存在一个阿兹特克文明这件事，对当今墨西哥农民的饮食生活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改变。我承认，可能有资料显示，曾经存在一个令人惊叹的桑海文明[3]，但这并不能改变今天桑海人营养不良、文盲、头脑空空、两眼茫然的事实。但是，我多次提到，这种追寻殖民时代以前已经存在的文化的热情，其正当性取自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一种忧虑，想要退一步看西方文化，免得沉沦其中。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迷失自我，也就是说，对于人民来说，对于这群发狂、怒火中烧的人来说，他们是迷失了，于是得发愤找回人民最古老的、最前殖民时代的活力。

推得更远一点来说，可能维系或者使之导向这种热情和疯狂的是一个私下的希望，希望在当前悲惨、对自我鄙视、否认和放弃之外，还能发现一个十分美好和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使我们在面对自己以及面对他人时，恢复自身的荣光。我决定进一步说，无意识里，可能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与他们被压迫民众目前的历史交欢，更不能对现今的野蛮历史感到赞叹，于是决定走得更远了，更往下坡走，兴高采烈地发现一个毫不羞愧，而是有尊严的、光荣的和庄严的过去。对于过去民族文化的要求，不只是使未来的民族文化获得尊严，也不只是在于使未来文化获得正当性。从精神和情感的平衡上看，这还引发了被殖民者的重大变化。人们可能还没充分指出，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把它的法律强加于被殖民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把人民锁在铁网里，不满足于只是清除被殖民者脑袋里的一切形式和内容。殖民主义透过一种逻辑上的变态，指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将之扭曲、毁容、消灭。这种贬低被殖民者以前历史的企图，在今天则具有辩证的意义。

当人们思考那些为实现殖民时代特有的文化异化而展开的努力时，就会明白，一切并非偶然，是殖民宰制所追寻的大体上的结果，使土著相信殖民主义应该会把他们从黑暗中拉出来。在殖民主义有意识的继续下，一种深植土著脑中的想法：一旦殖民者离开，他们将重返野蛮、堕落和兽性。在无意识方面，殖民主义并不力图让土著感到它是保护孩子、防范周围敌对环境的慈母，而是扮演一个阻止罪大恶极的孩子自杀、阻止他发泄凶残本能的母亲。殖民地母亲保护孩子、防备他自己，防备他的自我，防备他的生理及生物的现实，防备他那本体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