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苦大众治理民族政府

贫苦大众治理民族政府

集体利益的大工程应由新兵来执行。这是促进落后地区的生机,使最多公民知道国家现实的妙策。必须避免军队成为一个自立的集团,因为它迟早会由于无所事事和没有任务而开始“搞起政治”,并且威胁政权。那些在客厅的将军们,仗着出入权力机构的会客室,老是梦想搞政变。唯一避免这种事情的办法,就是使军队政治化,即成为国民的部队。增加民兵同样是当务之急,在战争情况下,是全民进行战斗或工作。不应该有职业军人,而且职业军官的数字应该减到最少。首先,因为军官经常是从大学内挑选的,他们在别的地方更有用处。对于国家,一个工程师比一个军官更加不可或缺。其次,因为必须避免特权等级意识的形成。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就是看到民族主义这一壮丽的歌声激起民众反抗压迫者,却在独立不久立刻分崩离析。民族主义不是什么政治理论,不是什么纲领。要真的避免国家倒退,避免这些停滞、这些缺点,那就应该迅速从民族意识,过渡到政治和社会的意识。民族是不存在的,假如它不存在纲领之中,这个纲领,由革命领导周详起草,之后由人民清楚且热情地接续。应该经常把民族的努力,置于落后国家的总体范围内。

在男男女女的头脑和肌肉中,应该不断存在饥饿和黑暗的战线,贫苦和初步觉醒的战线。群众工作和战胜灾难的意志——这些灾难,几个世纪以来,把群众排除在人类思想史之外——应该是所有落后国家的共同命运。第三世界人民感兴趣的,不是比利时博杜安(Boudouin)国王结婚,或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丑闻之类的新闻。我们想知道的,是阿根廷人或缅甸人在扫除文盲斗争方面的经验,或领袖们的独裁趋势,这才是加强我们、教育我们和使我们的努力更加有效的因素。

正如人们所见,一个真正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解放民众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纲领。事实上,必须有一个对人的观念、一个对人类前途的构想。任何蛊惑人民的那一套,任何与前占领者的共谋,都代替不了纲领。人民起初头脑不清,不久就愈来愈清醒,奋力要求这种纲领。非洲人,落后国家的人民,和人们习惯相信的正好相反,很快就树立起政治觉悟和社会觉悟;可能严重的是,他们往往在民族觉醒的阶段以前,就到达了这种社会觉悟。因此,常常可以发现,在落后国家里,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要求,恰恰是和原始部落制结合的。落后国家的人民有挨饿者特有的举止,这意味着在非洲吃喝玩乐的人的日子没剩多久了。我们想说的是,他们的权力不可能无限延续,一个只给群众民族主义这个粮食的资产阶级,当不能履行它的使命时,必然陷入一连串的灾难。如果不对民族主义详加阐述、丰富并深入,如果它不急速转变成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转变成人道主义,则将走入死胡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层把民族意识禁锢在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中。只有男男女女大量参加一些已经明确且充实的任务,才能赋予民族意识的内容和密度。那时,国旗和豪华的政府大厅不再是民族的象征。民族远离这些灯火辉煌和矫揉造作的地方,逃到农村,在那里重获生命及活力。生气勃勃表现民族的,就是全体民众跃动起来的自觉行动;就是男女一贯的、明确的实践。集体建造一个命运,担负适合历史的责任;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压迫、部落化政党的出现、联邦主义的出现。民族政府如果真是民族的,就该是由人民来统治和为人民而统治,为贫苦大众来治理并由贫苦大众来治理。任何杰出的领袖,也不能取代人民的意志。因此,民族政府在操心国际威信之前,应该先恢复每个公民的尊严,充实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双眼充满人情味,创造出一个有觉悟、有自主的前景。

[1]马马杜·迪亚,《非洲国家和世界团结》(Nations africaine et solidarité mondiale),PUF(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0年,页140。

[2]译注: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19世纪帝国主义大国把巴尔干半岛分裂成几个小国家,以便使其易于控制与制衡其他大国。

[3]马马杜·迪亚,《非洲国家和世界团结》。

[4]译注:1527年8月24日,法国新教徒在巴黎庆祝圣巴托洛缪节(Saint Barthélemy)当夜,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九世下令屠杀十万名新教徒。

[5]译注:尤卢(Youlou,1917—1972),刚果总统(1960—1963),1963年8月刚果爆发革命被推翻。

[6]译注:Deux ex machina,拉丁文,字面意义是借着某种机器从天降下的神。在古典戏剧里,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出面破解阴谋的人物。引申意为,当现实处境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适时出面解围的某个人或某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