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暴力和和平暴力之间
当我们得知，第六或第七舰队每三个月会驶向某个海岸时，当赫鲁晓夫威胁要用导弹来挽救古巴的卡斯特罗时，当肯尼迪提到老挝，决定考虑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时，被殖民者或新独立的人民会有一个印象：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自己都会被拖着狂奔。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行进了。我们举最近解放国家的政府为例：当权者把他们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监视四周，防止可能会有的威胁，只剩下三分之一时间为国家服务。同时，他们替自己找靠山。遵循同样的辩证法，民族内部的反对派蔑视议会，不走这样的路线。他们寻找答应支持凶暴骚乱的同盟者。暴力的气氛在渗透到殖民阶段后，继续不变地支配着国民的生活。因为，我们曾说过，第三世界并未被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它处在风暴的中心。所以，这也是为何落后国家的政治家在论述时，无止境地维持着攻击性和夸张的口气，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本应该消失。我们同时也理解到，这些新领袖的不礼貌是经常被注意到的。但人们较少注意到，他们对同胞或同志们过分有礼貌的另一面。不礼貌是一种行为，首先用来对付其他人，对待前来观察和调查的前殖民主义者。前被殖民者太常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这些调查的结论已被写好了。记者的采访是个证明。文章穿插照片，证明他在谈什么、到过哪里。调查意在证明一个事实：自从我们不在那儿后，一切都乱糟糟。记者通常埋怨没受到礼遇，工作条件差，更遭到冷漠或敌意的阻挡。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民族主义的领袖知道，国际舆论不过是西方新闻界制造出来的。当然，当一个西方记者向我们问问题时，很少是为了要帮我们。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那些最自由派的法国记者，不断使用暧昧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斗争的特点，当有人责备他们时，后者却信誓且旦地说自己是客观的。但对于被殖民者而言，客观性总是被用来反对他们。同样地，我们也明白，一九六〇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出现的新国际外交口吻，对殖民地各国代表是挑衅的、粗暴的、过激的，但殖民地民众并不认为他们太过分。非洲代言人的激进主义使伤口化脓，让大家更加看清楚，大国的否决权和彼此间对话的本质，以及第三世界微不足道的作用。新独立人民所开创的外交，不再是微妙的言词、话中有话和催眠诱导。这是因为，他们的代言人受人民的托付，要同时捍卫国家的统一性、发展群众福利和人民拥有自由及面包的权利。
这是一场在行动中轰轰烈烈的外交，与殖民化的停滞、僵化世界形成奇特的对照。当赫鲁晓夫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着他的皮鞋，并拿它捶桌子时，没有一个被殖民者、落后国家的代表对此笑出声来，因为赫鲁晓夫向看着他的殖民地国家展示出，他，这个俄罗斯农民，可是拥有火箭，他如此对待资本主义的可怜虫，那是他们应得的。同样，穿军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卡斯特罗，也不会引起落后国家的议论纷纷。卡斯特罗所展现的，是他意识到暴力统治继续存在。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没带机关枪进联合国；但有人会反对吗？农民暴动，绝望的行动，用短刀或斧头武装起来的集团，他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对立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国籍。
一九四五年在塞提夫死去的四万五千人，不会被注意；一九四七在马达加斯加死去的九万人，可能只占报纸上一则简短的报道；一九五二年在肯尼亚遭到镇压牺牲的二十万人，可能遭到相对无动于衷的对待。这是因为国际矛盾还不够明显。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已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尤其是布达佩斯[10]和苏伊士运河事件[11]，构成了这种对立的决定性关键时刻。
被殖民者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的支援，用他们的武器冲向殖民主义不可攻克的堡垒。如果说这个堡垒是用大刀和赤手空拳攻不破的，那么，当人们决定考虑冷战的形势时，它就不再是铜墙铁壁了。
在这新形势下，美国十分认真地扮演守护国际资本主义的角色。最初，他们建议欧洲人为了释出善意而实行去殖民。后来，他们就毫不迟疑地大声宣布：先是尊重，然后是支持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原则。今天，美国不怕公开正式宣称，他们是桿卫人民享有自己统治自己权利的卫士。门农-威廉斯先生[12]最近的旅行，只是表明美国人意识到第三世界不该被牺牲。因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被殖民者的暴力，只有在把它抽象地同压迫者的军事机构相比较时，才是绝望的。相反地，如果把这种暴力放在国际力学上，人们就会注意到，它对压迫者构成可怕的威胁。农民暴动和茅茅团骚乱的持续不息，打乱了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平衡，但并不危及宗主国。而就帝国主义之眼看来，比较重视的，是社会主义宣传渗透大众并感染他们的可能性。在冷战时代，这已是个深刻的危险了，如果引起热战，这个被谋杀人命的游击战所摧毁的殖民地，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时，资本主义意识到，它自己的军事策略在面对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有全盘皆输的危险。在和平共存的架构内也是，呼吁让所有的殖民地消失，更加极端地，呼吁起资本主义要去尊重的中立主义。因为，不管怎样，首先要避免的，是战略上的不安全，即大众向敌对的学说敞开大门，点燃几千万人根深蒂固的仇恨怒火。被殖民的民众完全明白这种支配国际政治的强制必然。这也是为何，即使那些怒斥暴力的人，也势必依照这个全球暴力来做决定和付诸行动。今天，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存，在殖民地国家中维持暴力并挑起暴力。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殖民地全面解放后，这个暴力区域将移往他处。也许我们会看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将浮出。少数民族当中一些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早已毫不踌躇地赞美暴力了，我们说，美国的黑人激进派民兵会武装起来并非偶然。如果在所谓自由世界中，有保护苏联犹太人少数民族的委员会，并且，戴高乐将军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对受共产体制压迫的几百万穆斯林洒下几滴眼泪，这也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深信，反种族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纯粹是从“外部”酝酿、遥控的动乱。因此，他们决定用这种有效的战术：自由欧洲之声，支援被统治少数派的委员会……他们搞反殖民主义，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司令那样，指挥特种空中勤务（SAS）或心战课，进行颠覆性战争。他们“利用人民反人民”，其结果众所皆知。
这种暴力和威胁的气氛，这些挥舞着的火箭，吓不倒被殖民者，也没有使他们迷失方向。我们看到，他们在整个最近的经历中，得以“了解”这个形势。在当代世界沉浸其中的殖民暴力及和平暴力之间，有一种共犯的对应关系和同质性。被殖民者适应了这种空气，总算是跟上了时代。有时，人们惊讶于，被殖民者不肯买一件裙子给自己的妻子，却宁愿买个半导体收音机。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被殖民者深信他们时来运转了。他们生活在世界末日的气氛下，认为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注意。这也是为何，他们很了解老挝的富马（Phouma）和富米（Phoumi）、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和冲伯（Tschombé）、喀麦隆的阿希乔总统（Ahidjo）和穆米埃（Moumié）、肯尼亚的肯雅塔（Kenyatta），和那些定期被推到前面取代他们的人。他们十分清楚这些人物，因为他们揭露了其背后的运作势力。被殖民者，落后国的人，是今日最具全球意义的政治动物。
独立的确带给被殖民人民道德上的补偿，并建立了他们的尊严。但是他们还没有时间建构一个社会，建立和肯定一些社会规范。尚未存在一个炽热的泉源，使得公民和人类能在其中开展出愈来愈广阔的领域，并能从中获得发展与滋养。由于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这些人轻易地相信，所有的一切将在他处被决定，同时替所有的人决定。而政治领袖们面对这种形势时，先是犹豫不决，然后选择中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