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
同样，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国家犯下严重的错误和言语难以形容的不义，如果它们只局限于撤军、把发现和开采财富，并把这些财富送回国的行政机关撤走。民族独立的这个道德补偿并不能蒙住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养活我们。帝国主义的财富也是我们的财富。从世界的层次来看，我们感觉到，这个断言绝对并不意味着我们感觉到西方的技术和艺术创造与我们息息相关。十分具体地说，欧洲由于拉丁美洲、中国、非洲殖民地国家的黄金和原料而过度地自我膨胀了起来。几百年来，钻石和石油、丝绸和棉花、木材和外来的产品都从这些大陆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今天，同样的这个欧洲在这些大陆的对面竖起奢华的巨塔。欧洲完全是靠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把欧洲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财富，是从落后国家人民掠夺过来的。荷兰的港口、利物浦、波尔多和利物浦专门贩卖黑奴的码头，更由于几百万被放逐的奴隶而声名远播。因而，当我们听到某个欧洲国家元首手按在胸口声称他应该帮助不幸的落后国家人民时，我们并不感到皇恩浩荡。相反地，我们会告诉自己：“这是对我们的合理补偿。”因此，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对落后国家的“慈善事业修女”的援助计划。这种帮助应该是双重的觉悟：被殖民者意识到这是他们该做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认识到他们应该偿还[22]。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够聪明——我们姑且不说他们忘恩负义——而拒绝补偿，那么，他们自己制度不容改变的辩证法，将使他们窒息。这是事实，年轻国家很少吸引私人资本。有许多理由为宗主国的保留态度作辩护和解释。当资本主义者一知道他们的政府准备去殖民，而且显然他们是最先得知风声，他们就急忙从殖民地抽走所有资本。如此壮丽的资本大逃亡，是伴随着去殖民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私人企业要在独立国家投资，会要求一些根据经验根本难以接受或无法实现的条件。资本家坚守盈利的原则，从一开始进出“海外”，就对长期投资保持慎重态度，他们有时候会抗拒并仇视新政府的计划纲领。在万不得已下，他们会自动借钱给年轻国家，但条件是这些贷款用来购买成品和机器，其作用是使母国的工厂得以运转。
事实上，西方金融集团的不信任，表达了他们不肯冒任何风险的顾虑。他们也要求政治稳定和明朗的社会空气，一旦考虑到刚独立后全体人民的悲惨状况，这种要求就完全不可能了。因此，在寻求旧殖民地不可能履行的保证时，他们会要求保留某些驻军，或要求年轻国家加入一些经济或军事条约。民间企业向他们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在这些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并随时保护他们的利益。最后，这些公司要求他们的政府担保他们所欲从事的对某落后国家区域的投资。
很少有国家达成托拉斯和垄断集团所要求的条件。因此，失去出口的资本就冻结在欧洲动弹不得。尤其因为资本家拒绝在本国投资，使这些资本更加不动如山。在这种情况下，盈利是极低的，而监督逃漏税更令最大胆的资本家裹足不前。
从长期看来，形势是灾难性的。资本不再流通或极度减缩。瑞士银行拒绝资本，欧洲喘不过气来。国际资本主义尽管大把大把地耗尽在军事开支上，终究还是陷入绝境。
然而，另一个危机更加威胁着国际资本主义。西欧各国发挥自私和不义，迫使第三世界实际上被抛弃或倒退，被迫停滞不进，因此落后国人民觉悟要发展集体的自给自足体制。西方产业将很快失去海外出口，机械如山堆积在仓库里，欧洲市场即将展开一场金融集团和托拉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工厂倒闭、解雇和失业将导致欧洲无产阶级发动一场反资本主义统治的公开斗争。这时垄断集团才会觉悟到他们的利益就是帮助、大量帮助、不附太多条件地帮助落后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世界年轻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献媚乞怜是错误的。我们有自己的权利而壮大，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告诉资本主义国家并向他们说明，当前的根本问题不是他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战争。应该立即结束这场不该到处进行的冷战，停止世界的核武化准备，慷慨地投资和技术援助落后地区。世界的命运有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此外，在面对无数有色人种、饥饿人群时，资本主义制度若不试着让社会主义制度对“欧洲命运”感兴趣的话，也不行。加加林上校（Commandant Gagarine）的功业，尽管不会让戴高乐将军感到不悦，但毕竟不是一个能“荣耀欧洲”的壮举。近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文化人士对苏联抱持矛盾的态度。他们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而联合起来，现在觉悟到必须重视这个制度。于是他们变得和蔼可亲，增加诱惑手腕，并不断提醒苏联人民他们是“属于欧洲”的。
若将第三世界视为威胁着要去吞没欧洲的洪流，那将使其动荡不安，无法将那导引人类走向幸福的进步力量分流出来。第三世界并不想组织一个庞大的饥饿十字军来反对整个欧洲。第三世界对那些几百年来使自己沦为奴隶的人所期待的是：他们援助第三世界，恢复人性的尊严，使人类在各地一劳永逸地胜利。
但很清楚的是，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通过欧洲政府的合作和善意，这就会达成。这件再把人类、完整的人类引入世界的巨大工程，将在欧洲群众决定性的协助下完成，他们必须认识这项工作，他们之前在殖民地问题上，经常是归顺于我们那共同主人的立场。为此，首先，欧洲群众必须决定觉醒，动动脑筋，停止再玩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
[1]译注：“Les derniers seront les premiers.”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6节。
[2]我们已在《黑皮肤，白面具》书中描述过这种善恶二元论的世界。
[3]译注：居伊·摩勒（Guy Mollet，1905—1975），曾任法国总理（1957—1958）。
[4]Mau-Mau，肯尼亚吉库龙人的秘密团体，1952年至1956年间以恐怖手段攻击英国人，争取民族独立。
[5]恩格斯，《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第二部，第三章“暴力的理论”（Théorie de la violence），Éditions Sociales，页199。
[6]译注：摩萨台（Mossadegh，1882—1967），伊朗民选首相（1951—1953）他宣布伊朗石油国有化，被英美间谍联手收买叛徒将他推翻，美国石油集团因此得以控制伊朗的石油。
[7]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1905—1993），科特迪瓦1961年独立后的首任总统，连任7届，直至去世，在位长达33年。
[8]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领袖真正作为被殖民群众的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主义将利用他被拘禁的状况，从中获益，并试着产生出新的领袖。
[9]译注：1960年3月21日，在南非沙佩维尔，白人警察对和平示威的黑人开枪，杀害69人。当时南非仍然实施种族隔离，黑人抗议“通行法”（pass laws）制度。联合国大会接着宣布3月21日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号召国际社会不只是纪念这场悲剧，也要消除种族歧视与种族主义。
[10]译注：1956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开始时是以和平的方式诉求政治上的民主，最后却形成武装冲突。新政府总理纳吉·伊姆雷（Nagy lmre）要求苏联军队撤军，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并退出华沙协议，请求联合国的协助。同年10月，苏联军队重新攻击匈牙利。
[11]译注：1956在英、法、以色列出兵占领被埃及国有化的苏伊士运河，引起阿拉伯国家与苏联集团的强烈抗议，联合国安理会也因受到英、法的否决权而无法做出任何决议，战争形势紧张，可能一触即发而扩大为战争。后由加拿大外长呼吁各方停火，并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部署在苏运士运河区域，以监督英、法、以军队从埃及撤出。
[12]译注：门农-威廉斯（Mennen-Williams，1911—1998），美国民主党政客，当过密西根州州长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13]很明显的，这种以清空为主的扫荡，会摧毁本来想要拯救的事物。这正是萨特所说的：“总之，通过重复（有关种族主义思想）这个事实本身，人们揭示出所有人团结起来对抗土著是不可行的，它只是恶性循环，况且，这种团结的凝聚，只有在屠杀被殖民者时才会形成，这也是移殖民者一直有的荒谬企图。何况，如果这种团结同盟能够实现的话，它最终一下子就会消灭殖民主义。”（《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 raison dialectique〕，页346）。
[14]塞泽尔（Aimé Césaire），《诸犬禁声》，收于《神奇的武器》（Les Armes miraculeusse〔Et les chiens se taisaient〕）。Gallimard，页133至137。
[15]译注：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法国政府在依云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召开停战预备会议，而当地的极右派法国殖民者则暗杀法国市长。阿里·布门杰尔是阿尔及利亚人律师，1957年2月被捕，43天后当局宣布他已“自杀”。2020年3月，法国政府首次承认阿里·布门杰尔是被法军折磨致死。
[16]必须再回到这个时期，来衡量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这个决定的重要性。1957年3月28日《阿尔及利亚的抵抗》第4期上，我们可以读到：“应联合国大会所望，法国政府最近决定在阿尔及利亚成立都市民兵。联合国曾经说：‘流太多血了’而拉科斯特回答说，让我们组织民兵吧！联合国建议停火。拉科斯特则叫嚣说，我们必须把民兵武装起来！联合国建议敦促交战的双方开始接触，商讨一个民主及和平的解决方案，拉科斯特则宣布，从今天起每一个欧洲人都要武装起来，并应该向任何一个他认为可疑的人开枪。于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家同意必须由当局制止野蛮、极不公平的、近乎种族灭绝的镇压。拉科斯特回答说：我们要有系统地镇压，有组织猎杀阿尔及利亚人。他象征性地把文官的权力交给军人，把军人的权力交给平民。范围被圈死了，圈子的中心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解除武装，忍饥挨饿、被追捕、被殴打、不久又被怀疑而遇害。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没有一个法国人不被准许，不被说服使用他的武器。在联合国呼吁停止纷争的一个月后，没有一个法国人不被允许而且有义务去寻找、挑动和追捕一些可疑分子。
“在联合国投票决定最终提案的一个月后，在阿尔及利亚，现在最骇人听闻的大杀戮，没有一个欧洲人可以逃脱关系。民主方式的解决？拉科斯特让步，同意：我们从灭绝阿尔及利亚人开始。为此，我们必须武装老百姓并放手让他们去干。巴黎的新闻界总是有保留地接受成立这些武装团体。有人说，这是法西斯战斗队，说得好。但在个人及人权的水平内，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传统殖民主义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又算什么呢？有人提过‘体系合法化和受嘱托的暗杀’，但是一百三十年来，阿尔及利亚人的皮肉不是带着愈来愈公开、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刻的创伤吗？人民共和国（MRP）的代表肯纳-维涅（Kenne-Vignes）建议说，当心，在建立这些民兵时，我们是否会陷入阿尔及利亚两个共同体之间的深渊呢？对。但是殖民的法律不就是有组织地奴化全体阿尔及利亚人吗？阿尔及利亚革命正好是对这种奴化和这个深渊明显的不满。阿尔及利亚革命对占领国说：‘拔掉你们留在阿尔及利亚人伤痕累累皮肉上的那些獠牙！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发言权！’
“有人说，建立这些民兵部队可以减轻军队的任务。这将使一些负责保卫突尼斯和摩洛哥边境的部队得到解放。一支六十万大军，几乎是海、空军的总数。一支庞大的、快速的、具有使人畏惧的光荣榜样，吸收了那些曾经拷打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的施暴者的警察部队。具有十万兵力的本土保卫军。必须减轻军队的负担。我们要组织城市民兵。拉科斯特那歇斯底里的罪恶的确蒙蔽了许多人，甚至连有远见的法国人也上当。事实是，建立民兵的正当化当中，即具有其本身的矛盾。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限的。从今以后，我们将他的目标锁定在封住阿尔及利亚人的嘴，并把通向未来的大门永远封死。尤其我们禁止自己去分析、理解、估计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深度和密度；区长、岛长、街道主任、大楼楼长、每一层的头头……。今天，在平面上的分区控制上增加了立体的分区控制。
“四十八小时内就有两千个人应征登记了。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立刻响应拉科斯特的杀戮号召。从今天起，每个欧洲人都应该清查自己区域内残存的阿尔及利亚人。提供情报，对恐怖活动迅速反应，拘禁可疑分子，清除逃兵，增加警力。但是，必须减轻军队的任务。在平面的扫荡上加上立体的扫荡。今天，在家庭手工业式的杀戮上增加计划经济的杀戮。联合国曾劝告停止流血，拉科斯特反驳说，要达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不再有血可流了。阿尔及利亚人民被交给马肃（Massu）帮后，又被托付给城市民心好好照顾。拉科斯特决定建立民兵部队，明白地表示他不会让别人碰他的战争。他证明了无限腐败的存在。当然，现在他自己成了形势的囚犯，但使所有人跟他一起完蛋是多么的快乐啊！
“阿尔及利亚人在每一个决定之后，增强了自己的肌肉挛缩和对斗争的强烈程度。阿尔及利亚人在每次这种被唆使、有组织的暗杀后，更加强他的觉悟和巩固他的抵抗。对，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限的，因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团结更是无止境的。”
[17]所以，在战争初期没有俘虏。由于地方干部的政治领导，才使群众接受：来自宗主国的人不见得都是自愿兵，甚至是厌战的；现阶段斗争的利益，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尊重某些国际协定；一支俘虏敌人的部队就是正规部队，不再被当作一群拦路土匪；在任何情况下，抓俘虏是为了保护我们那些被敌人囚禁的战士的一种不可轻忽的压力手段。
[18]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资本主义并不用经济封锁来对付那几个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美国反卡斯特罗的行动，却在拉丁美洲开创了人类艰难解放史的新篇幅。由一些在联合国占有席位并铸造货币的国家形成的拉丁美洲，对非洲是个教训。这些旧殖民地从它们解放以来，就在恐惧和匮乏下忍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苛刻法则。
非洲的解放和人民自觉的发展，使拉丁美洲人民能够和那些换汤不换药的一个个独裁体制决裂。卡斯特罗夺取了古巴政权并把权力交给人民，使美国佬对这个异端感到大祸临头似的，组织了一些反革命军队，炮制一个临时政府，烧毁甘蔗，最后决定残酷地扼杀古巴人民。但谈何容易？古巴人民蒙受苦难却终将胜利。巴西总统夸德罗斯（Janos Quadros）在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声明中断言，他的国家将使尽一切手段拥护古巴革命。甚至美国也可能在各国人民的意志面前退却。到那天，我们会举旗祝福，因为那是世界上男女的决定日子。总之，只是靠着分布在全球——在中东的油井里、在秘鲁或刚果的矿坑里、“联合水果公司”种植园或法雷斯通（Firestone）种植园里的奴隶，才能确保的美元，将停止强而有力的控制那些自己继续饿肚子和脑袋空空还以自己的养分滋养美元的奴隶。
[19]一些受惠于庞大的欧洲人移民的国家，独立后拥有房屋和宽阔的街道，倾向忘记内地贫困、饥饿的一面。命运的讽刺，通过一种共谋的沉默，使得这些国家仿佛以为它们的城市和独立是同时产生的。
[20]译注：阿德诺（M.Adenauer，1876—1967），1949年起连续担任西德总理艾希曼（Eichmainn，1906—1962），纳粹德国的黑衫队（SS）头子，1941年起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灭绝任务，战后他逃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绑架回以色列接受审判，1962年判处绞刑。
[21]然而，真正的情况是，德国没有完全补偿战争罪行。受害的各国并没有向战败的德国要求全部的赔偿金，因为这些国家把德国纳入反共的防卫体制内。正是这一考虑，促使殖民主义国家，在未被纳入西方体制内的情况下，企图获得前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和奴隶。它们一致以北大西洋公约的名义和自由主义的名义，忘记向德国要求赔偿。我们看到德国（西德）源源不断得到美元和机器，一个复兴的强大德国对西方阵营是不可或缺的。所谓自由欧洲的利益要求一个繁荣与重建的德国，能够充当第一道抵挡红色联盟的防护壁垒。德国充分利用了欧洲的危机。因此，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面对这样一个德国时——昨天跪下来，今天在市场上却同他们无情地竞争——体验到一丝合情合理的苦涩。
[22]“把欧洲社会主义的建立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好像我们跟第三世界只有外在的关系似的）彻底区别，这是明知或不知不觉地将处置殖民遗产优于解放之上，这是想在帝国主义掠夺的成果上建立一个奢华的社会主义——就像强盗集团内部多少有点公平的分赃，哪怕是用好心的形式分一点给穷人，而忘了这些都是从穷人那里抢来的财物。”马塞尔·佩瑞（Marcel Peju）（“为戴高乐而死？”（Mourir pour de Gaulle），《现代》（Temps modernes）第175—176期，1960年10月—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