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之创造特点与解毒作用

我们明白，在这种气氛下，日常生活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你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当农夫、小白脸或酒鬼了。殖民体制的暴力和被殖民者的反暴力取得了平衡，并在非凡的同质性中互相呼应。这种暴力的统治将因为宗主国的大量移民而更加恐怖。在被殖民民众内部发展出来的暴力，和殖民体制所施展的那具争议性的暴力成正比。在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里，宗主国的政府是殖民者的奴隶。殖民者同时威胁被殖民者和他自己的政府。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同时对付两者。依云市市长被暗杀和阿里·布门杰尔（Ali Boumendjel）被谋杀，其机制和动机如出一辙[15]。

对殖民者而言，不是在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或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之间选择一个，而是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或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之间选择一个。剩下的都是废话或企图叛乱。殖民者的逻辑是不可改变的，人们只有在没事先了解殖民者的思想机制之前，才被殖民者举止中被解码出的反逻辑搞得哑口无言。一旦被殖民者选择了反抗暴力，警察的报复就在于机械性地称这些为民族势力的报复。然而，结果却不一样，因为机枪扫射和炮舰射击的威胁程度，是被殖民者望尘莫及的，他们根本无力应战。这种恐怖的来来回回，最终使得被殖民者中最被异化的那些人弄清楚了状况。他们的确发现，一大堆有关人人平等的卓越论述，也掩盖不了这个平庸的事实：七个在萨卡莫迪（Sakamody）山口被杀或受伤的法国人，激起了文明人的愤怒，然而，盖尔古尔（Guergour）的洗劫阿拉伯村落，对引发这次伏击的居民大屠杀事件，这些并不被当作一回事。恐怖、反恐怖、暴力、反暴力……这就是观察家们在描述阿尔及利亚如此明显、顽强的仇恨循环时，以尖酸的口吻所记录下来的。

在武装斗争中，有着一个我们可以称作无法回归的点。这几乎是一场大镇压，施行的区域囊括了被殖民民众的所有领域。阿尔及利亚在一九五五年被触及，在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死伤一万两千人，以及在一九五六年，拉科斯特（Lacoste）部署了城市和农村的民兵[16]。于是大家认为，甚至连殖民者也都认为：“不能重头来了！”然而，被殖民者不理会数字上的账面问题。他登录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像一种“必要之恶”那样。既然他决定以暴制暴，也就接受其所造成的后果。只是他要求，我们别要他去管别人的账面问题。对于“所有土著都一样”这句惯用语，被殖民者回答：“所有殖民者都一样。”[17]被殖民者，当他被拷打，妻子被强奸或遇害，他不会向任何人抱怨。尽管压迫人的政府每天任命一些调查小组或情报委员会，但在被殖民者眼中，这些委员会根本不曾存在过。而且，事实上，在阿尔及利亚的罪恶已经快七年了，却没有一个法国人因杀死阿尔及利亚人的罪名被起诉。在印度支那，在马达加斯加，在那些殖民地，土著始终明白，根本不必对另外一边有什么期待。殖民者的工作，就是使被殖民者连做做自由梦的可能都没有。被殖民者的工作，就是构想所有可能消灭殖民者的办法。在逻辑上，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导引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他们以“殖民者绝对邪恶”来回答殖民者的“土著绝对邪恶”理论。

从整体看，殖民者的出现意味着当地人社会的死亡、文化的麻痹、每个人变成化石。被殖民者认为，生命只能从殖民者正在腐烂的尸体中才能出现。这就是两个论证逐字逐句的对应。

对被殖民民众而言，这暴力，正因为它构成了他们唯一的工作，因而也就具有积极和创造的特点。既然每个人都变成巨大暴力的一环，对抗殖民主义暴力的伟大暴力组织的一环，暴力的实践就变成全体化了。各个团体互相承认，未来的国家已是共有的了。武装斗争动员了人民，即斗争把人民投入唯一的方向、一条单行道了。

在解放战争动员人民之际，这种动员把共同的利害、民族命运、集体的历史导入每个人的意识中。因此，进入第二阶段——建国——更由于有这种鲜血和愤怒的混凝土，而更加方便。我们因此更加理解落后国家所使用词汇的独特性。在殖民时代，我们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民族解放后，我们鼓励人民斗争贫困、文盲和落后。我们断言，斗争至今持续不断。人民证实了生活就是无休止的斗争。

我们已说过，被殖民者的暴力统一了人民。而事实上，殖民主义从其结构上看，是分离主义和地方山头主义的。殖民主义不仅不满足于观察到各部落的存在，还支援他们，分化他们。殖民体制维持各头领管辖区，并使老的苏菲教团复活。暴力的实践是全体化的、民族的。由此看，暴力在其私密处，是包含着对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的清除。那些民族主义政党对本地籍的司法行政官和部落首领，通常也是冷酷无情的。清除那些人是国民统一的先决条件。

就个人层次而言，暴力有解毒作用。它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绝望和无力的态度。它使人民变得大胆，亲眼看到自己恢复尊严。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即使人民由于迅速的去殖民而被解除动员，人民还是有时间说服自己，解放是大家的事业，而不是领袖的特别功劳。暴力把民众提升到领袖的水平。因此，一些年轻的政府面对繁文缛节的外交礼仪，总是表现出故意抹杀它的挑衅态度。当群众在暴力中参加了民族解放时，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自称“救星”。他们对于自己行动的成果，表现出像是一个嫉妒者般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把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以及祖国的前途，交给一个活上帝。昨天他们完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今天他们想理解一切和决定一切。人民的觉悟受到暴力的启发，反对一切和解。那些煽动家、投机者、巫师们今后任务艰巨了。群众投入绝望的肉搏战，这种实践更使他们嗜好具体事物。实际上不可能再长期运用神秘化的愚弄欺骗把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