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犯罪天性”？
殖民主义所建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特点中，我们将讨论“可怕的犯罪天性”这一条。一九五四年以前，法官、警官、律师、记者、法医学者都一致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是个问题。他们断言，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犯罪者。一种理论被制造，赋予种种的科学证据。这个理论，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大学里被传授。阿尔及利亚的医科学生不知不觉接受这种教学，那些社会精英也一样接受殖民主义的洗礼，认定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先天缺陷。阿尔及利亚人天生懒惰，是天生的说谎者、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犯罪者。
我们打算在这里陈述这个被公认的学说，重新提出它的具体基础和科学论据。接着，我们要重述事实，并赋予其他的解释。
“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杀人”，这是个事实，法官们会对你们说，五分之四的预审案件和伤害有关。他们主张，阿尔及利亚高居世界犯罪率最高国家之列，没有轻度犯罪的存在。当阿尔及利亚人，在此适用于所有北非人，做犯法之事时，总是达到罪大恶极的程度。
“阿尔及利亚人杀人相当野蛮”，首先，他们喜欢选择刀子作武器。“熟悉这个国家”的法官们，就这问题创造一个小小的哲学。例如，卡比利亚人喜欢手枪和步枪，平地的阿拉伯人偏爱刀子。某些法官会自问，阿尔及利亚人是否有着没有见到血腥就不罢休的冲动。他们会对你说，阿尔及利亚人需要感受热血，沐浴在受害者的血泊中。这些法官、警察、医生认真论述穆斯林的灵魂和鲜血的关系[18]。有些法官甚至会说，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杀人的话，首先并特别是会割断对方的喉咙。阿尔及利亚人的野蛮，表现在多重伤口上，有些是死后才带上的不必要的伤口。尸体解剖无可辩驳地验证了这件事：尸体上有太多的伤口，证明了杀人者非但欲致其于死地，而且还连续砍杀。
“阿尔及利亚人无缘无故杀人”，法官和警察面对杀人动机经常是目瞪口呆：任何一个动作、一个影射、一句暧昧的话、因一棵共有的橄榄树而起口角、一只在八分之一公顷土地上瞎逛的家畜……面对这种杀人，有时候是双重或三重的凶杀，动机、理由追究起来，实在是平庸得令人绝望。由此我们经常会有种印象，好似这个社会团体隐藏真正的动机。
最后，阿尔及利亚人偷东西时，总是透过破坏、或有或无地引发谋杀，同时，在所有的例子里头都有对业主进行攻击的行为。
所有这些围绕着阿尔及利亚人犯罪性的元素，似乎足以将其独特出来，甚至可以建立系统化。
类似的观察，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曾出现过，虽然较无深远寓意，但北非人的犯罪性愈来愈成为问题。在阿尔及尔大学精神医学教授波罗（Porot）超过三十多年的指导下，有好几个小组明确标定出犯罪性的各种表述模式，并对此提出一个社会学的、功能的和解剖学的解释。
我们在此引用阿尔及尔大学精神医学大师们对这问题所作出的主要成果。让我们再次提醒，这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结论，是精神医学资深教授在大讲堂里的授课内容。
就这样，阿尔及尔大学毕业的阿尔及利亚医生们，听到和学到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犯罪者这样的说法。而且，我想起我们当中某人十分认真地陈述这些学说，并补充说：“尽管难以下咽，但这在科学上是确立的。”
北非人是罪犯，他掠夺的本性众所皆知，他的巨大攻击性更是有目共睹。北非人喜欢极端，因此绝不能完全相信他。今天是最好的朋友，明天就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懂分寸，对笛卡尔主义根本一窍不通，平衡感、沉着冷静、中庸感，这些观念和他内心深处的秉性相抵触。北非人是粗暴的，遗传下来的粗暴者。他不可能守规矩，无法疏导自己的冲动。是啊，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冲动者。
我们明确指出，这种冲动非常具攻击性，而且，一般而言，是杀人的冲动。这样，人们才得以解释有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不符合常规的行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精神科医生，面临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医师在面对忧郁症的病人时，通常害怕他自杀。然而，患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却杀人。这个始终伴随自我谴责、自我破坏倾向、道德意识之病，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却具有毁灭他人的形态。患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并不会自杀，而是杀人。这就是经波罗教授的研究，并在他的弟子蒙塞拉（Monserrat）论文中所述及的“杀人的忧郁症”（mélancolie homicide）。
阿尔及尔学派又如何理解这种异常呢？首先，阿尔及尔学派说，自杀是回归自己、凝视自己和自我反省。而阿尔及利亚人抗拒内在生活。北非人没有内心生活可言；相反地，北非人将烦恼丢到周围，以此来摆脱烦恼。他不作分析。既然忧郁症确实是一种道德意识的病，那么很显然，阿尔及利亚人就只能产生假的忧郁症，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及利亚人意识不稳定，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我们参照法国作者所提倡的两种因果关系的话，阿尔及利亚人对形势进行分析的无能，以及对组织一个心理综观的无能，可以完全被理解。
首先是关于智力方面。阿尔及利亚人是头号的弱智者。如果想理解这些事实，首先得指出阿尔及尔学派所建立的症候学，其中提到的土著所表现出的特征如下：
·没有或几乎没有情绪性；
·轻信且容易受暗示；
·难以根除的固执；
·心理幼稚，不如西方小孩有好奇心；
·容易发生意外和易得暗示病。[19]
阿尔及利亚人感知不到整体。他总是问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并排除一切整合的工作。点彩画派（Pointilliste），对物体紧抓不放，在细节中迷失，对观念无动于衷，抗拒概念，口语表达降到最少，举止总是冲动和挑衅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能从整体出发来解释细节，他们把个别因素绝对化，并把部分当作整体。因此，他面对很小的刺激会有全面的反应，像是对一棵无花果树、一个手势、在他土地上的一只绵羊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天生的攻击性自行寻找出口，哪怕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也能借机发泄。这是一种攻击性的纯粹状态[20]。
阿尔及尔学派放弃了描述的阶段，开始进入说明阶段。波罗教授于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布鲁塞尔法语圈的精神科医生与神经学家的会议上，明示了他的学说的科学根据。在讨论巴鲁克（Baruk）关于歇斯底里的报告时，他指出：“北非土著的大脑皮质性的高级活动几乎没有进化，而是一个原始人。他们的生活是植物性的本质，本能地受间脑的控制。”
为了正确评估波罗教授此一重大发现，在此必须先提醒大家，在比较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时，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即是大脑的皮质化。间脑是大脑中最原始的一部分，人是受大脑皮质支配的脊椎动物。
波罗教授认为，北非土著的生活，是受间脑的要求所支配的。这等于说，北非土著没有大脑皮质。他并不回避这个矛盾，并于一九三九年在《南方医学和外科》（Sud médical et chirurgical）刊物上和他的学生，也就是现任阿尔及尔精神医学教授叙泰（Sutter）合作，明确指出：“原始性并非缺乏成熟，并非心智生活发展中显著的停滞。它是一种臻至演化终点的社会状态，它以一种逻辑的方式，适应于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生命。”最后，教授们提到学说的根据：“这个原始状态，不只是特殊教育下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它有更深层的基础，我们甚至想，它的根本基质该是位于神经中枢结构上，至少是神经中枢动力分层化上的特殊体质。”正如我们所见，阿尔及利亚人的冲动性，他杀人的次数和特征，其永久的犯罪倾向和原始状态，绝非偶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协调一致的行为，一个可以用科学解释清楚的一致的生活。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大脑皮质，或者更精确地说，简直就像低等脊椎动物那样受间脑的控制。即使有大脑皮质的存在，也是十分脆弱的，几乎未被整合在动力学当中。因此，既不神秘也无矛盾。殖民者对于将责任委托于土著一事有所保留，这不是因为种族主义或父权作风的关系，而单纯只是一种对于被殖民者生物上的局限所做出的科学判断。
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卡罗瑟斯博士（Dr.A.Carothers）请教有关非洲的结论，可以用来见证此一回顾。这位国际专家将他的观察之重点部分，都集结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书中[21]。
卡罗瑟斯博士在中非及东非行医，可是他的结论却印证了北非学派的结论，这位国际专家认为，非洲人很少运用前额叶。非洲精神医学的特殊性，可以归结于额前头部的机能低下[22]。
为了使别人明白他的结论，卡罗瑟斯博士作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较。他提出，正常的非洲人是个“脑叶切除了的欧洲人”。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派曾认为，对一大部分大脑施行切除，是某些严重型精神疾病的根本疗法。此方法经证实，会出现严重的人格肢解现象，于是从此被放弃。根据卡罗瑟斯博士的看法，正常非洲土著和动了脑叶切除手术的欧洲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研究了一些非洲行医者的不同著作成果之后，卡罗瑟斯博士向我们提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奠定了一个关于非洲人的统一概念。他写道：“这都是无关欧洲人的资料。它们是在东非、西非、南非的不同地域被收集到的，而且总体上，作者们彼此很少或完全不知道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些成果根本上的相似性，完全是值得注意的。”[23]
在结束前，让我们指出，卡罗瑟斯医师把茅茅团的叛乱，定义为欲求不满的无意识情结的表现，经过一些巨大的心理调适后，可能可以在科学上避免这种情结再度出现。
因此，像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行为：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性的犯罪，不值得一谈的犯罪动机，总是带有高度血腥味以及致命特质的吵骂打架，对观察家们构成问题，被当成了教材的解释，似乎可归结为：北非人的大脑结构，可同时阐述土著的懒惰、智力上及社会性的无能，以及接近动物般的冲动。北非人的犯罪冲动，是在行为的层次上，表现出神经系统的某种交错配列。这是一种在神经学上可被理解的反应，这反应是属于事物的本性，即那些以生物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事物。额叶在大脑活动中的未统整，说明了懒惰、犯罪、盗窃、强奸、说谎。而结论，是一位郡长——现在的省长给我的，他说：“必须用严格和无情的架构，去对付这些盲目听从自己本性法则的自然人。必须驯服本性，而不是去说服。”使之守纪律、矫正、制服，以及现今会谈到的绥靖，这些是殖民者在占领地上使用最频繁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