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和解放斗争互为基础
第二届黑人作家暨艺术家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罗马，一九五九年
殖民统治因为太过于全面化和简单化，所以很快以惊人的方式把被征服者的文化生命摧毁。否定民族现实，全面植入占领国的新法律关系，把土著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排斥在殖民社会的周围，强占土地，有系统地奴役男男女女，这一切都导致文化可能被毁灭。
三年前，我在第一届会议上指出，很快地，在殖民地的状况下，态度的固化会取代积极能动性。于是文化领域被一些栅栏、路标所限制。这些都是最基础的防御措施。在许多方面和普通的生存本能相似。这个时期的关注点在于，压迫者竟然不再满足于认为被压迫的民族和文化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他们使尽一切气力，使被殖民者承认，他那已变成本能举动的文化的劣等性，承认他的民族的非现实性，甚至承认他自己的生物学结构的无组织能力和不完善的性格。
被殖民者面对这种状况的反应不一。在民众将那最异质于殖民情境的传统保持得完整无缺时，手工业则是愈团结在一成不变的形式主义中，知识分子狂热地吸收占领者的文化，同时刻意贬低民族文化的特点，或满足于详尽、有系统的、充满激情但又很快枯燥无味地列举这个文化。
这两种企图的共同特征，都是陷入难以容忍的矛盾。被殖民者不论是叛徒或实体论者，其努力都是无效的，因为确切来说，都未对殖民状况作严密的分析。殖民地的处境几乎全面中断了民族文化。在殖民统治范围内，不可能存在民族文化、民族的文化生命、民族的文化创意或文化的转变。有时，到处会冒出一些大胆的企图：重新发动文化活力、重新定位主题、形式和色调。然而，这种发作的行为，企图获得直接且具体的成效，证明是白费力气的。但是藉由追随其后果到极限，我们发现，民族意识的去晦暗化、压迫的重新被问题化、解放斗争的揭幕，这些正处于准备状态中。
在殖民统治下，民族文化是被否认的文化，而且继续受到有系统的破坏。这是个在压制下迅速转入地下的文化。这个地下活动的概念，马上在占领者的反应中被察觉到，占领者把对传统的偏爱，诠释为忠于民族精神和拒绝顺服。这种坚持殖民社会所禁止的文化形式，已经显示出一种民族意志了。但是，这种展示却指向一种惯性规则，没有进攻，没有重新确立关系。只剩下对一个愈来愈狭隘、愈来愈了无生趣、愈来愈空洞的核心泛起痉挛。
在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剥削后，造成民族文化全貌的极度憔悴。民族文化变成一种运动机能习惯、衣着的传统、被割裂的制度的库存。从中很少发现动力，毫无真正的创造性，没有激情。人民的悲惨、民族的压抑和文化的禁止是唯一共同的事情。在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人们发现一个极度僵化、被沉淀、被矿物化了的文化。民族现实的衰败和民族文化极度苦闷，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在解放斗争时注意这种关系的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否定文化、蔑视运动或蔑视情绪性的民族表达，把一切特殊组织非法化，这些都有助于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出攻击性的行为。但这是属于直接反射、未加分化、无政府状态的、无效的行为。殖民剥削、贫穷、地方性的饥饿，愈来愈把被殖民者逼上公开和有组织的斗争绝路。他们渐渐地感受到，决定性的对抗是有必要的。以前不存在的紧张增加了。各种国际事件、殖民帝国到处土崩瓦解、殖民体制固有的矛盾，都将导致并加强战斗性，提高民族意识并赋予它力量。
这些存在于殖民现实所有阶段中的新紧张，在文化层面上引起回响。例如文学相对的生产过剩。虽然当地人的作品只是统治者的次级复制品，但它指向有所区别和特殊化。在压迫时代，主要是消费者的知识阶级，如今变成生产者。这种文学首先往往局限在诗和悲剧类，之后涉及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杂文。似乎存在着一种内部组织，一种表现规则，它使得富有诗意的表现，随着解放斗争的目标和方法明确化后，会变得罕见。主题彻底改变了。人们发现，愈来愈少充满苦涩和极端绝望的抗议，愈来愈少绽放开来、充满声效的暴力，这些反倒使占领者安心。殖民主义者以往鼓励这些表现，使其容易存在。的确，占领者把尖锐的谴责、暴露出来的贫困和表现出来的激情，等同于一种净化作用。他们助长这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避免悲剧化，也为了缓和气氛。
但是，这种局面只是过渡。的确，民众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修正并确立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人民的继续团结，对知识分子而言，构成了一种邀请，要求他们要超越尖叫。从诉状到起诉，到上诉。下一个时期，命令出现了。凝聚起来的民族意识，将撼动文学体裁和主题，同时又创造一个全新的读者群。起初，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写作所针对的，单单只是压迫者，为了迷惑他，或是为了通过种族的或主观主义的范畴来谴责他，渐渐地，他开始采用向人们说的习惯。
只有从这一刻起，才能谈民族文学。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上，重拾和澄清一些典型的民族主义主题。这就是严格意义下的战斗文学，在这个意义下，文学号召全体民族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战斗的文学，因为它赋予民族意识一个形式，给出形式和轮廓，并且为它开辟了新生的和无限的前景。因为它担负责任，凝聚等待时机的意志，所以是战斗文学。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向被编成目录和冻结起来的口传文学、故事、叙述诗、民谣也开始起了变化。那些传述一些了无生气篇章的说故事人，开始将之生动化起来，并加进一些愈来愈根本的修正。企图使冲突现实化，使提及的斗争形式、英雄的名字和武器的形式具有现代风格。讽喻的方法愈加被使用。人们用更暧昧的字眼来替代“从前从前”这个用语，例如，“要说的事情，曾经在某个地方发生，但很可能今天或明天就会在这里发生。”就这一点，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起，那些一成不变和听来令人疲惫的讲故事的人，完全搅乱了讲述的方法和故事的内容。从前听众稀稀疏疏，如今人山人海。史诗，随着类别的典型化，又重新出现了。这才是个真正重新提升文化价值的景象。殖民主义者对此并非误解，从一九五五年起，开始有系统逮捕那些说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