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起，民族倾覆

这些被夺去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习惯生活在斗争和敌对的狭隘圈子里的人，即将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下，清洁和净化民族的地方面貌。在一场真正的集体狂喜下，一些敌对的家庭决定抹去一切、忘记一切，和解情况倍增。重新勾起深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是为了能确实消除它。民族获得承认，促进了觉醒。民族的统一，首先是集团的统一和团结，是消除旧的纷争，和最终泯灭宿怨。同时，净化包括一些当地人，他们因某些活动，因勾结占领者而损坏民族声誉。相反地，叛徒和卖国贼将受审讯和惩罚。人民在制定法律的持续步伐中，发现自己在当家作主。从殖民沉睡中醒来的每一点，在这种无法忍受的气温下生存。村子里盛行吐露真情、惊人的慷慨、使人无法生气的善意、永远坚定不渝的为“事业”而死的意志。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共同体、教会和神秘的信仰。没有任何一个当地人，不被这带动国家的新节奏所感动。一些密使匆匆赶往邻近部落。他们组成起义的第一个联络体系，并带动尚无动静的地区活动和发展起来。一些著名的顽固敌对部落，兴高采烈，并且流着热泪放下武器，发誓鼎力相助。人们如兄弟般亲密地在武装斗争中，跟昔日的宿敌重逢。民族的范围扩大了，这是迎接新部族上场的陷阱。每个村子发现，自己是革命的绝对代理人和行动的中继站。部落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一致，表示民族的团结一致，首先在增强打击敌人方面看出来：每个组成的突击小队、每次爆发的新战火，表明每个人在围捕敌人、迎击敌人。

这种团结一致，在以敌人发动的进攻为特色的第二期里，表现得更加清楚。在爆发后，殖民地兵力又重新集结、重新组织，并开启了对应于起义性质的战斗方式。这种进攻，再度把第一期那种令人惬意的、极乐的气氛问题化。敌人发动进攻，并把重兵放在一些定点上。地方突击队很快被包抄。尤其，当他们倾向同意正面作战时，更容易被包抄。第一期流行的乐观主义，使突击队不屈不挠，甚至失去判断力。他们深信，山顶即是国家，不接受撤退，不容边打边撤。出现多起失败之后，他们也开始怀疑自己；因为突击队最终还是受到地方袭击的考验，此刻正如同整个国家的命运就在这里上演。

但，我们懂得这种企图和殖民体制算账，立即结清自己命运的狂热意志，被谴责为速食主义般，是一种自我否定。最日常的、最实际的现实主义，被昨日情感的抒发所取代，也被永恒的幻觉所取代。事实的教训，被机枪扫射的尸体，引起对事件的重新解释。残活的简单本能，支配着一种更加游移不定、多变的态度。这种战术的改变，是安哥拉人民解放战争最初几个月的特征。我们记得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两三千名安哥拉农民的突击队冲向葡萄牙军的阵地。男女老幼、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勇敢亢奋的、密密麻麻的人，一批接一批冲向殖民者、士兵和葡萄牙国旗的统治区。一些村子、机场被包围，被无数次攻击，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遭到殖民主义者的机枪扫射。安哥拉起义领袖不久就懂得，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国家，就得另外找办法。因此，几个月来，安哥拉领袖奥尔登·罗贝托（Holden Roberto）在考虑不同的解放战争模式和利用游击队战术后，重新组织了安哥拉国民军。

在游击战中，事实上，战斗不再是人们所在之处，而是人们前往之处。每个战士，在赤脚之间把行走过的一部分卷入战争。国民军不是跟敌人一决死战的军队，而是向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移动，向森林撤退，当瞥见敌人在纵谷中掀起一片尘土时，就高兴得跺脚。部落开始移动，人民大搬家，更换阵地；北方人向西移动，平地人上山，没有一个战略位置属于优势位置。敌人自以为在追击我们，而我们始终能设法处理，遁入敌人后方，就在它认为我们被歼灭的时候攻击它。此后，是我们在追击敌人。敌人用尽一切战术和火力，给人的印象是不知所措和陷入困境。我们唱歌，高声唱。

在这段期间，起义叛乱的领袖，理解到必须启蒙团体、教育他们、灌输理论、组织军队和集中权威。这个分散的民族，武装起来的民族，必须修正和超越分散的状况。曾经逃避城市那种徒劳无益的政治气氛的领袖们，又重新发现，政治不是作为麻痹和蒙骗的手段，而是作为加强斗争和把人民准备好，使他们朝往国家这个清晰方向前进的唯一方法。领袖们意识到农村起义，不管它多么崇高伟大，也需要加以监督和引导。领袖们被带往去否定农村起义这种运动模式，并把它导向革命战争。他们发现，斗争的成功，必须以目标明确、方法明确为前提，尤其，农村群众必须对他们努力的暂时动力有所认识。利用大众心中的怨恨，我们可以坚持三天，必要时坚持三个月，但我们无法因此就在民族战争中获胜，无法使敌人恐怖的机器垮台，如果我们忘了提高战士的觉悟，就不能改造人。壮烈的勇气、漂亮的口号是不够的。

此外，解放战争的发展，给领袖们的信念决定性的一击。事实上，敌人改变了战术。在粗暴的镇压上，结合了伺机放松的姿态、分裂阴谋及“心理战”。敌人成功地到处利用挑拨离间者，进行反颠覆活动，使部落斗争死灰复燃。殖民主义为了实现它的目标，雇用两种当地人。首先是传统的合作者，长老、首领、巫师等等。我们之前看到，农村群众规规矩矩地沉睡在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继续尊重宗教领袖、贵族的后裔。部族像单一个体那样，遵循传统长老所指示的道路。殖民主义借助于教士的高位，以大量的金钱，让这些心腹为自己服务。

殖民主义也会在游民无产阶级中找到一大群差遣部队。因此，任何民族解放运动都不可忽视游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总是会响应起义的号召，但如果认为忽视他们就能起义，那么，这群饥饿的和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不会投入武装斗争，而且是站在压迫者那一边。压迫者绝不会错失时机，去挑拨黑人互相吵架，欣然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头脑不清和无知的毛病。如果起义部队不先把这支预备队尽速组织起来，它将重新站在殖民者那一边充当佣兵。在阿尔及利亚，提供保安队和梅萨里主义[2]的，是游民无产阶级；在安哥拉，是他们充当葡萄牙军队的开路先锋；在刚果，在开赛省和加丹加省的地方独立主义示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游民无产阶级；而在利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他们则受到刚果的敌人利用，组织一些反卢蒙巴的“自发性”集会。

敌人分析叛乱势力，愈来愈仔细研究由被殖民的人民所构成的全部敌人，意识到其中某些阶层的意识形态弱点和精神不稳定。敌人发现，在一个严格的、组织十分严密的起义先锋队旁边，有一大群人，因为他们习惯于生理的悲惨、卑屈、不负责任，他们对叛乱的参与，经常会萌生很多问题。敌人就利用这些人，不惜代价，敌人用刺刀或惩一儆百来刺激自发性。美元和比利时法郎流入刚果，而在马达加斯加则增加了反霍瓦族[3]的暴行，阿尔及利亚征募一些新兵——名副其实的人质——补充法国兵力。起义领袖完全看到了民族正在倾覆。一些部落，全体组成保安队，而且配备了现代武器，出发作战，并侵入划为民族主义环境的敌对部落。起义开始时那种壮大的一致性变质了，民族的团结瓦解了，到达决定的转折点。于是，群众的政治化被认为是历史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