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众的作用
民族政党里头的压倒性多数，对农民群众十分不信任。这些群众的确带给他们惰性和无所事事的印象。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包括城市劳工和知识分子），很快就给予农村负面的评价，就跟殖民者一样。但是，如果想了解政党为什么如此蔑视农村群众，就必须考虑这个事实：殖民主义经常借由将农村僵化，来强化或巩固它的统治。由于农村到处都是苏菲教士、巫师和部落头目，群众仍旧生活在封建时代，有着殖民主义的行政长官或军人所维持的中世纪全能统治。
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要跟这些封建领主在各方面竞争。苏菲教士和巫师阻止病人去找医生，长老会议的判决使律师无用武之地。当地籍司法行政长官和政治势力，可以开办一宗买卖或一条运输线，部落头领可以借宗教和传统名义，反对引进新贸易和新产品。
新兴的被殖民商人和贸易商阶层，为了发展，必须冲破种种限制的栅栏。当地土著顾客群，代表着被保留给封建主的猎物，多少被禁止买新产品，他们因此构成了一个大家竞争的市场。
封建领袖，在西化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和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每当精英们朝农村群众做出努力时，头领、共同体的大佬、传统权威人士就会出面警告、威胁并把他们逐出团体。这些被占领国所认可的传统权威人士，很不高兴看到精英们企图渗入农村去发展。他们深知城市的人所引进的思想，会对封建制的永久性原则提出否认。因此，他们的敌人不是占领权力；总之，他们跟占领者是和睦共处的，而这些具有现代观念的人打算瓦解这个原始社会，并从他们的嘴里夺走面包。
西化分子对于农村群众，体会到一些令人联想到在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内部所发现的感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显示了农村大众经常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工业国家的农村群众通常是最不觉悟的、最无组织和最无政府主义的一群。他们所表现的特征是：个人主义、不守纪律、贪财、易怒又容易心生气馁，这一切定义了一种客观上的反动行为。
我们之前了解到民族主义政党模仿西方政党模式和主张，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会向农村进行宣传鼓动。事实上，如果对殖民地社会进行合理的分析的话，如果这个分析被做出来的话，就会向他们指出，被殖民的农民生活在一个结构依旧完整无缺的传统环境，而在工业化国家里，工业化的进步使这个传统环境产生裂缝。在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内部，人们可以发现个人主义的行为。由于抛弃了农村，因那里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挤在贫民窟里，力图渗入由殖民者建立的港口和城市，构成了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étariat）。广大的农村群众则是继续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环境，而剩余的人口没有其他资源，只好涌向城市。待在原地的农民顽固守住自己的传统。在殖民地社会，他们代表维持共同体社会的守纪律分子。的确，这种一成不变、僵化又萎缩的生活，可以穿插出一些宗教狂热的运动或部落战争。但是农村群众自发的守纪律和利他主义，个人在共同体面前消失了。
农民不信任城市人。城市人穿得像欧洲人，讲欧洲人的话，跟欧洲人一起工作，有时还住在欧洲人区。农民把他们当作抛弃民族遗产的叛徒。城市人是“叛徒、变节者”，他们似乎跟占领者和睦相处，并在殖民体制下努力奋斗成功。所以人们经常会听到农民说，城市人没有品德。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面对城乡之间的典型对立。这是被排除在殖民主义利益之外的被殖民者，和利用殖民地剥削、从中分一杯羹的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
殖民主义者更利用了这个对立，来与民族主义政党斗争。他们发动山上人、乡下人反对城市人。他们挑动内地反对沿海，好让部落重新复活。所以，看到卡隆吉（Kalondji）加冕为卡赛（Kasaï，位于刚果的一个省份）国王时，就像几年前看到他在加纳首长会议时顶撞恩克鲁玛（N'Krumah）那样，不必大惊小怪[1]。
政党并未在农村建立它的组织。这些政党，不去利用现存的结构，为这些结构注入民族主义或是进步的内容，却企图在殖民体制的架构内推翻传统的现实。他们相信能够使民族这条船扬帆，然而，殖民体制的锚链却仍沉重。他们不去会见群众，不把自己的理论知识为人民服务，却企图根据先前的方案把民众框起来。从首都到农村，他们到处安插一些无名小卒或太年轻的人，打算让这些中央机关授权的领导像指挥企业里的基本单位那样，去领导村子或村落。传统的人受到忽视，甚至刁难。未来的民族历史，应该是把村子的历史，把民族和部落的传统冲突历史，写进号召人民、决定性的行动中，然而，这些历史却被随便践踏成地方小传记，也就是只有国家新闻是重要的。在传统社会中备受尊敬和无可置疑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却当众受到嘲笑。占领者地方当局不会放过利用这些积怨的机会，并随时了解这个可笑的权力机关所通过的各种决定。建立在精确情报基础上的警察镇压、突袭奏效了。从中央派下来的领导人和新评议会的成员统统被捕。
这些遭受的失败，证明了民族政党的“理论分析”正确。这些因企图吸收农村群众而产生的乱七八糟经验，加深了他们的不信任，并凝聚了他们对这部分人民的攻击性。甚至在民族解放斗争胜利后，又重蹈覆辙，使得去中央以及自治倾向得以滋养。殖民地时代的部落主义，让位给民族阶段的地方主义，并制度化成一种联邦主义。
农村的群众虽然没受到民族主义政党多大的影响，但他们无论是在民族意识成熟的过程中，或是接力民族主义政党的行动，或更少见的纯粹为了取代这些党的贫乏，都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
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总是在农村群众的内心得到回响。在农村，人民不忘记反殖民时代的种种。妇女们依旧在孩子耳边哼着曾经伴随战士们抵抗征服的歌。村童在十二三岁就知道那些参加过最后几次反抗的老人的名字。他们在村子里做的梦，并不是城里孩子所做的那种奢华或考试及格的梦，而是梦见自己成为战士，这些战士的壮烈牺牲故事，至今仍令人感动流泪。
当民族主义政党企图组织城市萌芽的劳动阶级时，我们在农村参与了一场表面上几乎不可理解的爆发。例如，一九四七年在马达加斯加那场著名的起义。殖民当局十分制式化，把它视为一场农民暴动。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事情更加复杂：大型殖民公司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增加势力，并且夺占了全部闲置的土地。在同一时期，人们谈到可能将犹太难民、卡比利亚人（阿尔及利亚的山上人）、安的列斯人移民到岛上，还纷纷谣传，下一步是南非的白人和殖民者共谋要占领本岛。因此，战后民族主义者的候选人纷纷当选，并立即组织了马达加斯加革新民主运动党（MDRM）的各支部。殖民主义者为达目的，使用最传统的手段；大量逮捕、在部落间进行种族主义的宣传、扶持一个无组织的流氓无产阶级建立新党。这个所谓“马达加斯加穷人党”（PADESM）的致命性挑拨，正好带给殖民当局维持秩序的合法保证。然而，这种事先准备好清除一个党派的行径，在这里却造成大幅影响。农村群众三四年来一向采取守势，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死亡边缘，就决定狠狠抗击殖民主义的武力。人民手持标枪，大多时候拿石块和棍子，投入民族解放的大起义，我们知道结果如何。
这些武装起义，仅仅代表了农村群众介入民族斗争而使用的手段之一。有时候，农村接力了城市的骚动，接力了城市中成为警察镇压目标的民族政党的动乱。消息过分放大传到农村：领袖被捕、机枪滥射、黑人血溅城里、小殖民者大肆屠杀阿拉伯人。于是仇上加仇，激烈的仇恨爆发了，邻近的警察局被包围，警察被拉扯，教师遇害，医生因不在而幸免等等。绥靖部队大批出动到现场，飞机出动轰炸。于是，叛乱的大旗展开了，战争的老传统又出现了，妇女们鼓掌，男人组织起来并在山上占领阵地，游击战开始了。农民自发制造普遍的动乱不安，殖民者怕了，陷入要战争或谈判的困境。
对于农村群众在民族斗争中这种关键性的闯入，那些民族政党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看到，大部分民族政党没把武装行动的必要性列入宣传里。他们并不反对持久的起义，但也只是满足于去相信乡下人的自发性。大体上，他们把这一个新因素当作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向上苍祈求继续搞下去。他们利用这天赐的饼，但并不试图去组织起义。他们并不派干部去农村使农民政治化，去启迪觉悟，提高战斗水平，他们只希望这些群众乘势追击，不要慢下来。农村的运动没有受城市感染，而是根据自己的辩证法去发展。
民族政党并不尝试对乡下人下达明确的命令，尽管后者已完全准备听令。他们没向群众提出目标，只期待这种运动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以及轰炸机不要平息这场运动。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民族政党也没有利用这种可能性把农村群众拉进来，使他们政治化，提高他们的战斗水平。他们对乡下保持不信任的犯罪立场。
政治干部躲在城里，让殖民者明白他们和造反者没关系，或跑到外国去。很少看到他们去山上见人民。例如在肯尼亚，在茅茅团叛乱期间，没有一个知名的民族主义人士宣称他归属于这个运动，或试图捍卫这些人。
多样丰富的解释并没有出现，亦无民族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质。而且，由于独立是发生于农村民众被镇压之后，殖民主义和民族政党和解后，我们会发现，这种不理解更加剧烈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结构改革方案，甚至是进步的社会革新，都抱持保留态度。因为，体制目前的负责人，在殖民地时代，确实从未向全体人民说明政党的目标、民族的方针、国际问题等等。
殖民时代，农村居民和封建领主对民族主义政党的不信任，则让对这些政党的仇视，在民族时期继续下去。殖民主义者的秘密机关并未在独立后解除武装，这让不满继续维持下去，而且给年轻政府制造各种麻烦。总之，政府只有为自己在解放时期的懒惰和经常蔑视农村而付出代价。国家可能有一颗理智的甚至是进步的头脑，但庞大的身体仍旧虚弱、倔强和不合作。
于是，将出现一种尝试，即试图通过中央集权和加紧控制人民，来摧毁这个身体。这就是人们常听说，在落后国家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裁的理由之一。领导不信任农村群众。例如，某些政府在民族解放后很久，仍旧把内地看作不安定地区，除非在军队演习时，否则政府首脑、部长们不敢冒险深入内地。内地无异是陌生国度。吊诡的是，民族政府对待农村群众的某些行为态度，令人联想到殖民政权。“我们不太清楚这些群众会做出怎样的行动。”年轻的领导人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个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用棍子。”可是，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政党在殖民时代对农村群众的为所欲为态度，只是损害民族统一、损害民族的加速启动。
殖民主义有时候刻意要分散和瓦解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地方当局并不挑唆酋长和长老们反对城里的“革命家”，而是把部落和一些团体组成政党。面对城市政党开始“体现民族意志”，并开始对殖民体制构成危险时，一些小集团诞生了，一些基于各种倾向、各种地方主义和族群的党派出现了。一个部落形成一个政党，并由殖民者在背后做顾问。圆桌会议可以开始了。统一主义党派被许多潮流淹没了，部落政党反对中央集权，反对统一，责备统一党的独裁。
后来，这个策略被民族内的反对派所利用。占领者在两三个进行解放斗争的民族政党中作出选择。选择的方式是很典型的：当一个政党达到民族一致的支持，并以唯一的对话者姿态要占领者接受时，占领者就玩弄手腕，尽量拖延谈判。拖延，被用来分散这个党的要求，或将其中某些“极端”分子排斥在领导中心之外。
相反地，如果没有一个政党具压倒性，占领者就优先照顾那个他认为最“理智”的党派。不能参加谈判的民族主义政党，于是谴责另外那个党和占领者的协议。从占领者那儿取得政权的党，意识到竞争对手蛊惑人心和混乱的立场所构成的危险性，企图摧毁这个对手，并宣布其非法。受迫害的政党除了躲到市郊和乡下地方外，没其他办法。这个党就开始煽动农村群众起来反对那些“海边地方的卖国求荣者、首都的堕落分子”。他们利用各种借口：宗教的理由、新当局那种创新并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措施；人们利用农村群众那种厌恶进步开化的倾向。所谓革命的主张，事实上是建立在农村群众的落后、激情和自发性的基础上。人们到处谣传山里骚动、农村不满。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在某个角落，警察向农民开枪、派兵驰援、现存体制就要垮了。反对党没有明确的政纲，除了取代现在的领导小组外，别无目的，他们又重新把命运交给自发的、暧昧不清的农村群众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