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化的去殖民

于是，被殖民者发现他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一样。他更发现殖民者的皮肤不比自己的皮肤值钱。这一发现引起世界的大震撼。被殖民者一切新革命的保证由此而起。如果我的生命确实和殖民者的一样重要，那么他的目光就不再令我觉得咄咄逼人，令我颤栗，他的声音不再令我发愣了。我不再面对他而不知所措，实际上，我已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只在他面前，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而且我正为他布下一个陷阱，使他除了逃走以外没有别的出口。

我们曾经说过，殖民脉络的特征是强制世界一分为二。去殖民把世界统一起来，透过一个激进的决定，根除世界异质性的部分，借由在国家的基础上，有时是在人种的基础上，将世界统一。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爱国者所说的一句恶毒的话，当他们提起总统桑戈尔（Senghor）的手腕时：“我们曾经要求指导层非洲化，而现在，桑戈尔使欧洲人非洲化了。”这意思是说，被殖民者绝对有可能直接地洞悉去殖民是否发生，因为后来者居上是最起码的要求。

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给这一请愿带来不同的变奏，事实上，他似乎有很好的理由：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专家是必要的。然而，被殖民者却把这些破格的优待，诠释成同样是破坏的手段，而且，随处都会听到一个被殖民者宣称：“早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必独立……”云云。

在那些真正进行过解放斗争的被殖民地区，在那里，人民流淌过的鲜血和武装斗争的时间，促使知识分子涌回到广大民众根基之处，在那里，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铲除工程，将知识分子所汲取自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根除。在他自恋的独白里，殖民主义资产阶级通过那些教授的中介，的确使被殖民者深信，本质是不朽的，尽管所有的错误都该归咎于人。那当然就是所谓的西方的本质。被殖民者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基础，人们可以在他脑子的一个褶子里发现一个警惕地捍卫希腊拉丁根基的哨兵。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殖民者重新接触他的子民，这个装模作样的哨兵就粉碎了。所有地中海的价值，人道的、光明、美的胜利，都变成了没有生命和褪色的小玩意。所有这些华丽词藻似乎成了空洞的堆积。这些似乎使灵魂高贵的价值黯然失色，因为它与人民投入的具体斗争完全无缘。

首先是个人主义消逝了。被殖民知识分子从他主人那里学到，个人必须受到彰显。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用棒槌把个人社会的想法打入被殖民者的思想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关在自己的主观里，财富就是思想的富有。而在解放斗争时期，有机会逃到人民当中的被殖民者，将发现这个理论的错误。斗争的组织形式将向他提供不同的词汇。兄弟、姐妹、朋友是被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所放逐的词，因为对他而言，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钱包，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手段。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类似火刑中，参与了所有偶像的毁灭：自私、傲慢的辩驳，老是要驳倒人的幼稚愚蠢。这个受殖民主义文化烧伤的知识分子，也将发现村民大会的组织内容密实，人民委员会密布各地，地区或支部会议超乎寻常地频繁。个人的事务今后不断地成为众人的事务，因为具体来说，大家全都将被外籍兵团发现，可能被杀或得救。在这个脉络下，“摆脱困境”（démerdage）这种无神论的救赎方法是被禁止的。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自我批评我们谈得很多：但，我们可知，这首先是一个属于非洲的机制？无论是在北非的村落里，或是在西非的集会里，传统的做法是，当一个村子里爆发冲突时，必须当众辩论。当然是集体的自我批评，但带点诙谐气氛，因为大家都很放松，因为所有的人最终期待相同的结果。随着他投身于民众之间，知识分子渐渐放弃算计、异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暗中耍小聪明、秘密等等。我们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层次上，团体已然胜利，它发散出自身的光芒，分泌出自己的理性了。

但是，有时候去殖民也会在一些尚未被解放斗争充分撼动的地区发生，我们又可以重新见到同样机灵、狡猾、奸诈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完整无缺地重新找到他们与殖民主义资产阶级交往过程中，捡拾得来的举止和思考形态。昨天他们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今天又摇身一变成为民族权威的骄子。他们组织了某些掠夺国家资源的活动，冷酷无情地通过手段或合法的窃取爬上高位；滥用国家当前的贫困，大搞进出口、开股份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权。他们再三要求商业国有化，即把市场和良机独独保留给民族主义者。在理论上，他们急切地要把从国家偷来的赃物国有化。在这个冷酷的国家时期，在所谓严峻阶段，他们掠夺的成功迅速引起人民的愤怒和暴力。在非洲及国际的当前情况下，这个贫困和独立的人民，快步迈向社会意识的觉醒。这一点，那些小个人主义者不用太久的时间就明白。

为了吸收同化压迫者的文化并且在其中冒险，被殖民者必须提出一些抵押品。其中，他必须要把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思考模式变成自己的。这点，我们可以在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没有对话能力中看出来。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个对象物或观念时，不知道去让自己成为不重要的。相反地，当他在民众中积极活动时，他将惊讶连连。他完全被民众的诚实和正直解除了武装。一个在暗处窥伺着他的、一直会有的危险，是搞民粹主义（populisme）。他变成一个随声附和的人，同意民众的每一句话，并当作格言。然而，农民、失业者、挨饿者并不企求真理；他们绝不会说自己就是真理，因为他的存在就是真理。

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表现得宛如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般客观，事实上他没停止耍手段。对人民而言，问题从不在于去拒绝知识分子，或使他走投无路。人民要求的是把一切弄成是共同的。被殖民知识分子在人民大潮里的融合，将会出现推延的情形，因为他对细节的存在带着一种古怪的崇拜。人民并非抗拒分析。他喜欢人家向他解释，喜欢明白论证的逐条陈述，喜欢看方向往哪边走。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当他和人民相处之初，老是计较细枝末节，甚至忘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是斗争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被席卷在多元形式的斗争当中，他倾向着重在地方性任务，大搞特搞，总是过于一本正经，却看不到全局。他把规律、专长、领域各种概念导入人民革命这台可怕的混合搅拌机器里。由于投入在一些确切的点上，他有时候会忘记运动全局的统一性，并在局部性失败时，禁不住开始怀疑，甚至灰心气馁。相反地，人民一开始就采用了全体性的立场。土地和面包：如何能获得土地和面包呢？人民所采取的这个表面上局限和狭窄的位置，追根究底，是最具丰富性和最有效的操作模式。

真理的问题同样令我们非注意不可。在人民之中，任何时候，真理只归于与国家相关的那些。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关于精神具透明性的论述，可以粉碎这一立场。被殖民者用同样的谎言，来回答殖民地状况的谎言。他们对自己的人坦率，对殖民者在态度上则是收敛和模糊不清。加速殖民统治崩溃的那些，就是真的；促进国家出现的那些，就是真的，保护土著，击溃外国人，这些是真的。在殖民脉络中，没有什么真实的行为准则可言；所谓好的，只不过是伤害“他们”的那些。

因此，我们看到支配殖民地社会的原始善恶二元论，在去殖民时期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殖民者一直是敌人、对立者，更确切地说，是必须被推翻的人。压迫者在他的辖区里进行统治、剥削和掠夺；而在另一个地区里，被殖民之“物”是被猎杀、被掠夺的，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供养着压迫者，无须过渡地直接从殖民地的岸边到“母国”的宫殿和码头。在这被固定住的地带，表面平静，棕榈树在云朵下摇曳，海浪拍打着鹅卵石，原料来来往往，殖民者的存在同时被正当化。而被殖民者仍旧蹲着，半死不活，永远做同一个梦。殖民者写历史。他们的生平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历险记。他是绝对的肇始者：“这片土地，是我们造就它的。”他是持续的理由：“如果我们走了，一切都完蛋，这片土地将回到中古世纪。”在他面前的，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他们打从内心受到狂热与“祖先的习俗”纷沓困扰，面对殖民唯利是图的新动力，他们构成了一个几近矿物般坚硬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