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战争和心理失调
但是战争仍旧继续下去。我们还要再继续包扎那因为殖民主义翻腾而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各种伤口，有时候这些伤口是无法抹去的。
今天，帝国主义为反对人的真正解放而战，到处抛下那会萌生腐败的芽，以至于我们应该毫不留情从我们的土地上和脑海里，将之连根拔除。
我们在这里讨论，产生自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心理失调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觉得，把这些精神科的病例笔记搬到这本书里不甚恰当。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这场战争中，由不得我们的是，精神医学的现象、行为和思考上的失调，对那些执行绥靖者或“被安抚”的居民身上产生重大影响。事情的真相是：殖民化在本质上所展现的，就已经是精神病院的一大供应商了。一九五四年以来，在种种学术论文中，我们要法国和全世界的精神科医生注意到，当他们要去正确“治愈”一个被殖民者——就是使他彻底同化到殖民地类型的社会中——所会遭遇到的困难。
因为殖民主义是一个对他人的系统性否定，一个疯狂的决定，拒绝给他人的所有属性，它逼得被宰制人民得不断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从被殖民者和殖民体制暴力对决中产生出的防御态度，形成一个结构，显示出被殖民化的人格。要理解这种“敏感体质”（sensitivité），只要研究和衡量一下，在殖民体制内生活一天中，被殖民者所遭受残害之深度和数量就够了。无论如何必须牢记，被殖民的民众，不单单是被统治的民族。在德国占领下，法国人还是人；在法国占领下，德国人也还是人。在阿尔及利亚，不仅有统治，还有那严格意义下，一种就是只占领土地的决心。阿尔及利亚人、包裹着纱布的妇女、棕榈树林和骆驼，构成了画景，法国人存在的自然背景。
恶劣、倔强、非常难应付的自然，殖民地实际上被再现为偏僻荒漠、蚊子、土著和热病。当整个不驯服的自然本性终于被制服时，殖民化就大功告成了。贯穿荒漠的铁路、沼泽地的干涸、土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存在，这些实际上是一回事。
在殖民未受到武装抗争的那个时代，当有害的、刺激的总量超过一定的界限，被殖民者的防御阵地垮了，后者于是大量出现在精神病院。因此，在这殖民化成功的平稳时期，有着一个重大、规律性的精神病理，因压迫而直接产生出来。
今天，由阿尔及利亚人民领导的历经七年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它对人民而言是属于整体性的战争，于是成了一块利于心理疾患破壳而出的土壤[1]。以下我们提供几个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病例，他们都经过我们的诊疗，对我们而言，这些病例似乎特别能说明问题。用不着多说，但是，我们提交的并不是一份学术科学工作。我们避免一切关于征候学、疾病分类学或治疗的种种讨论。在这里使用的几个专门术语仅仅充当参考。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两点。
按一般规则，临床精神医学把我们病人所表现的种种不同失调，归结在“反应性精神病”（psychoses réactionnelles）这个范畴内。在这么做的同时，被优先重视的是引发疾病的事件，尽管多少会提及本身场域（主体心理、感情和生物学的历史）或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对我们而言，在这些病例中的肇始事件，似乎主要是冷酷无情、血腥的气氛、普遍化的不人道行为，人们目睹了可怕末日般的事情后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系列A中，第二号的病例是典型的反应性精神病病例，但是，系列B中的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号病例，由于在因果关系上呈现较松散的状态，我们无法真正去谈一个特定具引发性的事件。这里所谓的具引发性的事件，指的就是战争，这场经常带有真正种族灭绝面貌的殖民战争，这场终究撼动也粉碎世界的战争。我们使用反应性精神病这个既有的标签，同时是要特别赋予这场具全面性与特殊性的殖民战争一个优先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刊物探讨在被征召作战的军人、遭遇集体逃难或轰炸的老百姓身上产生的精神病理症状。但是，这里提到的一些前所未见的精神疾病类型，证实了——如果还需要证实的话——这场殖民地战争，甚至它所分泌出来的病理学，绝对是独特的。
另一个牢固的既有概念，认为这些反应性失调症，相对来说算是轻微，这个观念在我们看来，值得让它稍微灵活些。当然，我们可以描述一些属于次级精神病（psychotisations secondaires）的状态，但总之是在很例外的情形下，也就是一些整体人格彻底崩溃的病例。相反地，对我们而言，在此似乎有一个通则，即病理过程经常往恶性发展。这都是持续数月之久的失调，在自我遭受严重袭击的情形下，几乎总是留下虚弱这个后遗症，一般肉眼即可辨识。很显然，这些病人的未来极困难。一个例子将说明我们的观点。
在一个已经独立好几年的非洲国家里，我们有机会对一位爱国者——前反抗分子进行治疗。这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向我们咨询，要求纾解病痛，因为每年的某段日子将近，他就会陷入失眠，伴随着焦虑不安的状态，并固定出现自我毁灭的念头。关键日期那天，他曾在地下组织的命令下，在某个地方放置了一枚炸弹，炸死了十个人[2]。
这位战士在任何时刻都不打算否认自己过去的行为，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为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临界的病例，提出了革命的架构中的责任问题。
我们在这里所列举的观察，涵盖的时期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某些病人是在阿尔及利亚接受诊疗，不是在当地的医疗中心，就是在我的私人门诊。其余的则是在民族解放军的卫生队里被治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