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群众、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
如果认为可以不用人民插手，就完全可以领导国家；如果认为只要有人民在场，就会造成混乱、拖延事情的进行或由于其天生的无意识而破坏，那就不容犹豫，必须把人民推开。但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受邀来领导国家，并不延迟反而会加速国家的进展。我们，阿尔及利亚人，有幸在这场战争中接触到某些事情；在某些农村地区，负责革命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的确面对了一些情境，需要一些彻底的解决方案。以下我们将提及几个这样的情境。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间，法国殖民主义者封锁某些地区，严格限制人们在那些地区往来。农民于是不能再自由进城，添购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这一时期，食品杂货商大发横财，茶叶、咖啡、糖、烟草、盐价暴涨，黑市横行。不能支付现金的农民只能以自己的收成，甚至以土地抵押，或一块一块地割让土地；而在下一阶段，他们则沦为杂货商的佃农，开始在同样的土地上耕种。政治委员们意识到这种危险，立即作出反应，他们立刻建立起合理的粮食供应制度：进城的杂货商，必须要到国营批发商那里进货，这些批发商会开给他一张发票，上面详列商品的价格；零售商回到村子里，首先向政治委员报到，由后者检验发票，规定利润及售价；限制的售价贴在店内，由村里一个类似监督员的村民在场，通知农民商品的应售价格。可是零售商很快发现一个窍门，三四天后他宣布没有库存了，私底下他将货品在非法的黑市出售。军政当局立刻作出了彻底的反应：决定重罚违犯者，没收的罚款缴纳村里经费或委托成公款保管，或挪作社会救济、全村的公共工事之用。有时候，当局决定把犯法的商店关闭一段时期；如果再犯，则立刻查封，并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同时按月支付店主一笔钱作为补偿。
从这些经验出发，我们以一些具体情况为基础，向人民解释经济法则的作用。资本的积累不再是理论，而成为一个十分真实和当下的行动。民众懂得，从一家商店起，我们能够发财，把商店扩大，这时农民诉说这家杂货店放高利贷给他们；另外一些人则回忆，他如何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以及他们如何从业主沦为劳工的历程。人民愈理解事理，就愈加警惕起来，愈加意识到，一切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得救来自团结一致，在于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认清谁是敌人。人们终于明白发财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有组织、有庇护的盗窃结果。有钱人不再受尊敬，他们不过是躺在人民鲜血中的豺狼虎豹。在另一种观点下，政治委员必须决定，没有谁该为谁劳动，土地属于耕地者。这个原则，通过向人民讲解，形成阿尔及利亚革命内部的基本法则，聘雇农业劳工的农民，被迫把一部分土地交给他们过去的雇工。
于是，我们发觉，尽管在法国军队屡次进攻、轰炸和肥料供应困难下，土地产量依旧每公顷增加三倍。农民在收割时能估价和过秤获得的产品，他们想搞清楚状况。他们很容易发现，劳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奴隶状态不允许劳动，劳动是以自由、责任和觉悟为前提。
在这些地区，我们顺利进行这些可作借鉴的试验，我们目睹了革命组织对人的建设，农民清楚领会了这个原则：若要更能品尝工作的滋味，必须要能清醒知道努力付出为何。人们使大众理解到，劳动不是力气的消耗，或一部分肌肉的功能运作，而是在付出劳力和汗水的同时，进一步用头脑和心去工作。同样，在这些已被解放又同时被排斥在旧商业流通之外的地区，人们必得改变从前那种只能向都市和出口的生产方法。人们为民众和民族解放军安排消费物资的生产：小扁豆增产了四倍，并组织了木炭的烧制。新鲜的蔬菜和木炭由北方翻山越岭运往南方，而南方则向北方运送肉类。这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所决定的调配，设置了交通网。我们没有技术员，没有来自西方大学的计划工作者。但是在这些解放区，每个人一天的食物配给定量，达到当时未有的数字：三千两百卡路里。人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自己更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地区在解放战争前从没见过橘子，我们却每年向国外出口几千吨的橘子呢？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大多没吃过葡萄，而几百万串的葡萄却满足了欧洲人的口腹之欲呢？如今，人民对于属于他们所有的东西，有了十分清楚的概念。阿尔及利亚人民如今知道，除了他们以外，谁都不是他们地上和地下资源的主人。如果有人不懂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顽强地不容这些所有权遭受任何践踏，毫不妥协拒绝一切协调，那就必须记住，阿尔及利亚人民今天是个成年人，是负责的、自觉的人民。总之，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
如果我们列举阿尔及利亚为例来阐明我们的意图，丝毫不是为了赞美我们的人民，而是要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觉，在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清楚，其他人民也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更加认识到，武力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其他地区，通过政治斗争和党所进行的澄清工作，也引导人民达到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了解群众能够解决他们碰到的问题；经验证明，在一个低度发展国家，重要的不是由三百个人构思、决策，而是由全体人民在理解之后共同做出决定，即使代价是必须花上两倍、三倍的时间。事实上，用来解释的时间，用来使劳动者人性化所“损失”的时间，可以在实行中得到补偿。人们应该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为什么要去。政治家不该不知道，若人民的觉悟是粗浅的、不透明的、肤浅的，那么前途依旧会被堵塞。我们非洲的政治家，应该对民众的状况有明确的想法。然而，这种明晰必须是深刻的辩证；全体民众的觉醒不是一下子就促成的，他们在建设国家事业中的理性参与，是线性的；首先，因为沟通和传达的手段尚欠发达；其次，在时间性上，应该停止瞬间的、或者是下一次收成的时间性，成为世界的时间性；最后，因为殖民统治深植在脑海中的失望，总是会浮现出来。但我们不该不知道，任何的抗拒点，是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殖民统治的遗产，战胜它，是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回避的必要性。以殖民制度下的劳动为例，殖民者喋喋不休断言土著好吃懒做。今天，在某些国家里，人们又听到一些领导在重弹旧调。
事实上，殖民者要奴隶认真苦干。他想通过某种愚弄，使奴隶们相信，他们所耕种的是属于他的土地，损害他们健康的矿坑是他的，这显然是最卓越的异化手段。很奇怪，殖民者忘记他是靠奴隶的末日而发财的。实际上，殖民者对奴隶说：“累死吧，让我发财！”今天我们该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不该对民众说：“累垮吧，但让祖国富裕起来！”如果我们想提高国民收入，减少进口有害无益的若干产品，提高农业生产和扫除文盲，我们必须解释清楚，必须让民众理解他们下这赌注的重要性。公共事务应是万人的事务，因此有必要增加基层支部。我们的确经常满足设立一些全国性组织，例如妇女同盟、青年同盟、工会等等，并且总是设在首都。但是，如果人们想到设在首都的办公室后面找东西，如果人们经过存放档案的后厅，则会被空洞、虚无、虚张声势的情况吓一跳。我们需要基层，和确切提供内容和活力的支部。群众应该能够聚会、讨论、提建议和接受教育。公民应该有说话、表达自己、陈述意见、发挥创意的可能性。支部会议、委员会议是个礼拜性的仪式行为。这是给人听取和发言的绝佳机会。每次的集会都使头脑进行多重的联想激荡，眼睛则会发现一个愈来愈具人性化的相貌。
在落后国家，青年中很大一部分的人会向政府提出特殊的问题，重要的是，政府要能明确地谈这些。无所事事、而且经常是目不识丁的都会青年，尝遍了各种使人堕落的经验。先进工业国的各种娱乐，经常被提供给落后国家的青年。的确，通常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和物质的水准，和该社会自己赋予的娱乐消遣之间有同质性。然而，落后国家的青年拥有资本主义国家青年的那一套娱乐：侦探小说、吃角子老虎、色情照片、色情小说、十六岁以下禁止观看的电影，尤其是酒……在西方，家境、就学、劳动大众的相对高水准下，可以相对地充当起防御物，阻挡这些流毒。但是在一个非洲国家里，智力的发展并不平均，两个世界激烈的碰撞大大摇撼了老传统，并使认知的世界崩溃了，非洲青年的感情、感受性，完全受到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攻击所侵袭，他的家庭经常表现出无法以一种稳定和均衡的力量去对抗这种暴力。
在这个领域中，政府应当充当过滤器和稳定剂。落后国家的青年工作委员们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先进国家青少年委员会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他们总是谈论如何锻炼精神，使身体茁壮，提升运动素质，我们认为他们应当避免这种观点。一个落后国家的青年经常是游手好闲的，首先必须使他们有事干，所以青年委员会应当隶属于劳动部门。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劳动部门是不可或缺的，它和另一个必要部门——规划部——紧密合作，发挥作用。非洲青年不该被引向体育场，而是引向田间和学校，体育场不是设在都市的展示所，而是一个空间，坐落于我们开垦、耕作、献给国家的土地之上。资本主义的运动观念与落后国家的运动概念有天壤之别。非洲政治家不该操心去培养运动员，而是培养有觉悟的人，再者，有觉悟的人都是具运动精神的。如果体育没有纳入民族的生活中，即民族建设中，只是一味培养国家运动员而不是有觉悟的人，那么很快就看到体育被培养职业选手和商业化腐蚀。体育不该是城市资产阶级提供自己的娱乐和消遣，最重要的工作是，时时刻刻去理解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该培养出例外的人物，不该寻找英雄，领袖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应当激励民众，打开他们的视野，充实他们，对他们加以区别，使他们人性化。
我们再谈谈这个一再出现脑际的念头，我们想要非洲的政治家分享这个念头，即必须使民众的全体努力增光，使劳动光耀夺目，使其从历史的不透明中走出来。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负责人，就是要知道，一切归结于教育大众，取决于提升他们的思想，取决于人们性急地称作政治化的东西。
的确，人们经常以一种罪恶的轻率，以为使大众政治化，就是插曲般地让他们持有一些大论述即可。人们以为，只要领袖或一个领导人，以教训的口气就现实大放厥词，就尽到使群众政治化的当务之急。然而，政治化，是开放思想、启发思想、产生思想。诚如塞泽尔所指的“创造灵魂”那样，使大众政治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政治演讲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狂热地激发群众去懂得，一切都取决于自身。如果我们停顿，那是人民的错，如果我们前进，那也是人民的错，没有上帝，没有担负一切的伟人，上帝就是人民，魔法的手就是民众的双手。我们再重复一次，为了实现这个事实，为了使它真正具体化，必须极度排斥集中化。从上到下、由下而上的循环应该是个严谨的原则。不是出于形式主义的考虑，完全只是尊重这个原则才有解放的保证。使领导上层鼓足干劲，并辩证地使它能从底部产生新的飞跃力量。再一次吧，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就快要懂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上面的领导成员可以随便下达解放的命令。在阿尔及利亚是基层在战斗，而且这个基层不是不知道如果没有它每天英勇和艰巨的战斗，最高领导阶层是支持不住的。同样，基层也知道如果没有一个上面的领导，基层就不会统一且无秩序地瓦解。上层只有在人民进行斗争时才获得它的重要价值和牢固。严格说，是人民自由地给自己提供一个领导，而不是领导容忍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