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

对暴力的反省思考，使我们意识到，民族主义政党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差距和不同的节奏。在所有政治组织或工会里，群众和干部之间，照例总有一道鸿沟，群众要求立即并全面改善他们的状况，而干部则衡量资方可能制造的种种困难，限制并压缩群众的要求。因此，经常可以看到群众对干部根深蒂固的不满。在每日的请愿后，干部庆祝胜利，而群众则有完全被出卖的感觉。是透过请愿示威的频繁，工会斗争的增加，促进了群众的政治化。一个政治化的工会干部知道，一场地方冲突不会具决定性地阐明他和资方的关系。被殖民地的知识分子，研究他们所尊敬的母国之政党运作，谨慎组织相同的政党来动员群众，向殖民地当局施加压力。殖民地的民族政党与知识分子及商业精英的形成，是同时代的产物。精英们将赋予组织一个基本的重要性，而组织中的恋物癖成分，经常将走在对殖民社会理性研究的前头。政党的概念是从母国进口的，这个现代的斗争工具，紧贴在一个千变万化、不平衡的现实上，而在这个现实中，奴隶制度、农奴、以物易物、手工业和股市交易并存。

政党的弱点，不只在机械地利用一个原本是要带领无产阶级，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斗争的组织。这个组织受限于组织形态，本该进行一些创新和适应。绝大多数落后地区的政党最大的错误、先天的瑕疵，是依照传统图示，找最有政治觉悟的成员谈话，也就是那些代表不到百分之一居民的城市无产阶级、工匠和公务员。

然而，无产阶级尽管已经理解政党的宣传，读过他们的文件，但并未充分准备响应未来民族解放的残酷斗争。诚如我们几次指出，在殖民地内，无产阶级是被殖民者中最受到殖民体制爱惜的核心。城市里萌芽的无产阶级，相对获得优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没什么好失去的，还可能赢得一切。在殖民地国家，他却可能失去一切。的确，他是被殖民者中，那代表了就殖民地机构的正常运转而言不可或缺或无法代替的一部分：包括出租车司机、矿工、码头苦力、翻译、护士等等。这些人构成了民族政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由于他们在殖民体系内占特权地位，因而构成了被殖民者当中“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民族政党的支持者首先是城市居民，即基层管理者、劳工、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的思想类型，已具有比较富裕的技术环境的特征。在这里，“现代主义”是国王。就是这些同样环境的人士，要与厌恶开化的传统斗争，要改良习俗，并与构成民族底盘的旧基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