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构成
“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信任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其他的词，如规范或者义务也经常被提到。”[20]因此，笔者赞同帕特南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资本构成的理解，即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1]。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则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特有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基础之上，蕴含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区别于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社会资本，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参与网络同样构成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动力，也是民族地区稳定脱贫的重要社会性资源。
（一）信任资本
信任是连接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正如福山所说：“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22]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依据便是社会信任。信任资本由此成为社会资本理论最强调的价值特征，不仅促进各主体自发的横向合作网络和互惠规范的形成，而且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进而为精准扶贫注入强大的精神支撑。[23]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低信任度社会。当然，在不同面向上，社会信任的表现形式亦有差异。在家庭和邻里层面，基于血缘和族缘基础，人们彼此信任，关系密切。但是对于关系相对较远的人则信任度降低，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取认同和接纳，这也导致社会信任资本的规模和增长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在族际层面，不同民族之间彼此尊重，在承认民族文化差异前提下能够做到和谐共处。而在国家层面，即使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普遍抱持较高信任度。[24]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传统信任体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观念等因素冲击，基于共同血缘、族缘建构起来的人际信任关系逐渐受到挑战，经济利益之争被无限放大，传统人际互信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也随后者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而出现波动。一般来说，民族地区政府层级越低，相对贫困人口对其信任程度越低。如果放任社会信任资本流失，也就无法激发相对贫困人口的参与热情，进而影响脱贫成果的巩固。这对民族地区干部更是一大考验。即使在分配资源上努力做到公正，但不同民族成员总会有不同看法，诸如救济款等物质性扶助政策一旦分配不均，极易造成民族村落社会关系紧张，进而加剧少数民族相对贫困人口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
（二）规范资本
作为一项社会资本，规范主要是指人们依据共同认可的行事规则、道德习俗和价值理念去处理日常生活，体现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规范依据其对人们行为的支配和制约程度不同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国家法律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强制性硬规范，另一类是以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非强制性软规范。[25]民族地区两种社会规范兼而有之，尤其是后者，是推动民族地区稳定脱贫的重要社会资本。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共有的始祖崇拜和习俗信仰，会使民族成员遵循共同的利益行事，进而沉淀为大家共同遵循的生活准则。民族地区的非强制性软规范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规范，指少数民族群众所信守、约定俗成的，用于调整个人、部落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工具。[26]在民族地区，基于民族习惯、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产生的习惯法连同成文的村规民约同样具有约束力，其内在的价值标准、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对于少数民族相对贫困人口维护风俗习惯、保护个人财产、调节社会关系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节点正在失序脱落，乡邻之间直接交往和相互依赖减少，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弱化。还需注意的是，虽然在理想条件下，强制性硬规范和非强制性软规范实现良性互动是最合理的治理路径，但在实践层面，常会出现两者冲突的现象，即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软规范与法规制度等为主的硬规范之间发生冲突。在一些民族地区，因为清真饮食习惯等常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纠纷。
（三）社会关系网络资本
西班牙学者佛丹纳将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网状（web-like）与柱状（maypole-like）两种。这种分类主要依据社会或组织结构特点，即呈现横向结构特点（开放）和纵向结构特点（封闭）。前者又被称为“水平”结构，体现为对称的横向联系，后者则被称为“垂直”结构，体现为等级制的纵向关系。[27]而在帕特南看来，横向关系网络创造了社会资本的基本部分。这类网络越密集，公民就越有可能实现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28]换句话说，横向关系网络容易产生合作，提高效率和推动创新。相比于横向网络，“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维持了每一个集体内部的合作”[29]，却不利于形成全社会的信任与合作，也无助于治理目标的达成。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络。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成为维系少数民族个体成员间互动关系的纽带，更具有实现地区间资源交互、优势互补的重要功能，同样也是构成社会信任和规范资本的重要载体。
当前，制约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基于共同族缘和地缘形成的传统农村关系网络自我封闭，以及由于空间阻隔导致的资源和信息流动受阻。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匮乏，没有形成广泛的横向关系网络。除家族之外，来自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非常有限，面对困难时得不到外在网络的有效帮助和支持。
以少数民族初次外出务工求职途径为例，笔者曾对辽宁省大连市内100名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低收入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少数民族相对贫困人口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依托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制度化就业途径成效不大，仅有13.1％的贫困人口依靠政府组织、劳动力市场与职业中介机构等。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组织、信息、观念等方面相对落后。二是被调查者主要依靠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求职。亲戚介绍是他们就业的最主要途径，其次是基于族缘和业缘的老乡、朋友或同学介绍。因此，在就业方面对少数民族相对贫困人口来说，社会资本匮乏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无法通过外在关系网络获取可靠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