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广播媒体陷入危机了吗——从“广播媒体弱势论”谈起
不管是从媒介发展的历史还是从曾经的影响力来看,广播媒体都可谓媒介种群中的“老字号”。传播速度快、感染力强、覆盖面广等优势使其一诞生就迅速成为主流大众媒介,推动人类进入了新的口语时代。无论是战争年代军中赖以传递信息、对敌开展“心理战”的电台,还是一度每天清晨伴随着许多人醒来、吃早餐甚至晨练的工具,无论是美国经济危机时期成就了“炉边谈话”、支撑了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收音机,还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农村用于上传下达的高音喇叭、接入千家万户的木匣子,对于广播媒体来说,这些如“永不消逝的空中电波”“围着火炉听演说”“一朵牵牛花,爬上大树杈”般的盛景,或许曾辉煌一时,却已永远不再。从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20年代广播诞生到四五十年代电视兴起,广播媒体都作为“最强势的媒体”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黄金时期”,甚至建构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然而之后,广播的发展道路可谓跌宕起伏、风波四起。
从20世纪40年代黑白电视问世、50年代彩色电视出现,直到80年代音乐电视诞生,广播便已经迎来了其生存史上的第一轮冲击,尽管没有“报纸消亡论”那般甚嚣尘上,但针对广播媒体的“末日预言”也由此开始。此后,城市化和私家车的兴起使广播媒体迎来了短暂的“第二春”,但很快,互联网的繁荣、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媒介生态变革又使广播媒体再度陷入危局。过去,唯一的竞争对手电视已经令广播“元气”大伤,而今,传媒的多样化发展又使得广播的竞争对手更趋纷杂多元,新媒体的侵袭,移动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给广播带来颠覆性震荡,日益蚕食和侵占着广播的领地；互联网以其高互动性、实时点播、易于保存等优势跃居领先媒体行列,横扫广播的受众市场；兼具个性化、自由性又贴近受众的手机等新媒体也逐渐对广播构成了瓜分之势。广播再次被推向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在此背景下,“广播媒体弱势论”大行其道。不少专家、学者开始对传统媒体的式微议论纷纷,认为其末日已经来临,广播媒体自然在所难逃,不是“正在消亡”便是“终将消亡”,其地位也终于由昔日的“强势媒体”跌落为“弱势媒体”甚至“边缘媒体”。
2010年,时任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首席执行官的薇薇安·席勒(Vivian Schiller）这样预测：“广播发射塔十年内会销声匿迹。”[1]
2014年,Netflix CEO 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在演讲中谈及Netflix在拉美的崛起时称：“广播电视只能持续到2030年。”[2]
2015年,挪威文化部部长索希尔德·韦德唯(Thorhild Widvey）宣布,挪威将在2017年1月17日开始正式终止FM 传统模拟信号广播服务,全国的电台都将采用数字音频广播技术。[3]
图1 财富网发布的挪威关停FM 广播服务的新闻
广播,真的要消失了吗？
的确,很多事实似乎都支持这一论断。
从传播效能上说,广播只有单纯的声音这一种传播符码,而电视则声画并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更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传播手段兼备。在当前这个“图片横行”“有图有真相”的“读图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以视觉符号呈现,更使得“只能听不能看”成为广播媒体的致命缺陷。
从受众规模及其媒介接触行为上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越来越多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人们对广播的使用行为持续减少。2015年发布的《全球传媒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主要国家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以及通过邮局发物品等的人数在整体上继续呈下降趋势,而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则在增长。此外,通过对12 个国家受访者获取新闻源的比重调研发现,整体上网络(含社交网络）已成为第一新闻来源媒体,平均比重达79%,其次是电视(76%）,而报纸和广播占比均在37%左右。[4]而根据2016年CSM 媒介研究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成都、重庆、沈阳、西安和长沙12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被访者中,每天都接触“电视(在家里）”的人数占比为73.8%,紧随其后并大幅度领先其他媒介接触行为的是“在家里上网”,每天都在家里上网的被访者占比为66.2%。其后依次是“户外广告”“在家或单位以外的地方上网”“在工作单位上网”,占比分别为31.1%、20.5%、15.0%。相较而言,“广播”的接触占比仅为12.1%,稍微领先于“报纸”的10.4%。[5]无论从受众的整体规模还是从媒介接触偏好上看,广播似乎都已经处于一种“鸡肋”的尴尬位置。
图2 被访者中不同媒介每天接触至少一次的人数占比
从广播所处的竞争环境上说,像报纸、电视一样,广播媒体面临的竞争也来自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竞争,除了广播电台内部不同频率在各项指标上的竞争外,还有中央台和地方台、省级台和地市台之间的竞争；外部竞争,则包括来自传统媒体的竞争和来自新媒体的竞争,就当前的媒介生态格局而言,来自后者的竞争压力更大。公平地说,新媒体的崛起冲击的不仅仅是广播,然而相较于报纸、电视,传统广播所面临的对手却更为纷杂、具体：可随时随地收听且自制节目的播客,诸如Pandora、SoundCloud、Spotify、Last.fm、AOL Music 等网络电台,诸如喜马拉雅、蜻蜓FM、TuneIn、Classic FM、Jazz FM 等移动音频App,形形色色的打车软件,未来通过移动互联连接智能终端的车载系统,等等。看起来,传统广播不但无力应付各色新媒体电台应用,而且在失去客厅之后,就连曾拯救自己于衰落的汽车也面临失守的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播媒体无论是产业规模、经营范围还是市场占有率、受众影响力等都好似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上网”“刷微博”“发微信”“刷朋友圈”等更为“时尚”的媒介接触行为,“听广播”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与此同时,风头正盛的新媒体不仅吸引了创业者、媒体从业人员等业界人士纷纷投身其中,也转移了大批学界研究者的注意力,在发展势头正旺的新媒体的诱惑下,愿意坚守在广播这块传统媒体阵地的人越来越少了。
然而,广播真如人们所说,是弱势媒体吗？它真的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危机吗？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何以存在百年？若答案是否定的,它又为何在人们心中的“存在感”如此之低？新媒体给广播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又或是怎样的机遇？在全新的媒介版图中,广播未来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宣布,将每年2月13日定为“世界广播日”(World Radio Day）,以彰显广播在信息传播、文化教育、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功能。从此,广播人有了自己的节日。这至少说明,时代没有抛弃广播；广播和广播人,仍被世界需要着。
图3 2019年2月13日是第8 届世界广播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致辞中道：“即使在当今数字通信的世界里，无线电广播能触及的人仍多于任何其他媒体平台。”
但即便如此,恐怕,对于“广播媒体弱势论”这一存在半个多世纪的议题,也还不能仅仅用“是”或“否”来回答——从发展历程上看,它曾经强势；从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看,它陷入过低迷；而从发展现状上看,它常常被人遗忘,有时种种表现却要好过报纸、电视,它似乎潜力无穷、机遇无限,却又的确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媒介融合:“危机”中的“生机”
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使这一年成为“媒体融合元年”,由此,媒体融合成了中国媒体界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媒介互动到媒介整合再到媒介大融合,人类需求的提高、技术的发展、政策法规的支持、传媒企业竞争的需要、媒介产品自身特性的完善等,无不使媒介间的融合成为现实。媒介融合成为媒介生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传媒人和媒介产业、事业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时代。
其实,放眼全球,媒体融合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经历了科学、气象学、数学、进化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嬗变,最终由“Convergence”(融合）发展到“Media Convergence”(媒介融合）。1978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媒介融合”的设想,用以表述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边界趋于重合的现象,“Convergence”终于开始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提出“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6]后经学者们不断阐释,媒介融合开始在学界和业界普及,其内涵也日趋丰富,并发展出技术融合、产品和系统融合、组织融合、业态融合等不同范式。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有理论分析、案例综述,还有现状访谈,且涵盖了媒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新闻传播实践与媒介经营管理等与媒介相关的方方面面,视角广及技术技能、文化、组织结构、所有权等不同的融合层面,以及媒介融合与人才培养等,成果颇丰,其中就包括了广播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表1 部分西方学者对“媒介融合”的阐释[7]
续表
①COLON A.The Multimedia Newsroom[J].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2000，39:24-27.
②JENKINS H.Convergence?I Diverge[J].Technology Review，2001，104:93-94.
③DOYLE G.Media Ownership: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nvergence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UK and European Media[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
④RICH GORDON.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 of Convergence In Kawamoto[M].Ed.Digital Journalism: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New York:ILowman &Litdefield，2003:57-73.
⑤DAILEY L，DEMO L，SPILLMAN M.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C].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Kansas City，MO，2003.
在我国,早在1999年开始就已陆续出现一些包含与“媒介融合”类似概念和词语的文章,大多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之争。2005年,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发表了《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并接连撰文介绍媒介融合,最早将此概念引入中国并加以阐释。此后,国内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不过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介融合”都还只是作为一个概念、一种理论停留在技术使用、学术研究层面,而它真正走向实践,引起普通信息使用者的广泛关注则经历了一个过程。2013年,“媒体融合”被首次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提及,并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8],由此,它终于由一个技术概念发展为一项国家战略、由市场自发转变为行业自觉,以其时代性、前沿性成为传播学框架下的一门“显学”,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动力。作为一种不可规避的大环境、大背景,它与媒体发展的关系也日趋紧密。
诚然,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格局的巨变给广播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也正是潜藏于其中的媒介融合潮流使长期在“夹缝”中生存的广播媒体迎来了突破和新生的机遇。从传播平台上说,媒介融合所孕育的崭新传输渠道为广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广播可通过与网络、手机等的融合超越半导体收音机,走出一条终端多元的道路,而这也将进一步延伸广播的整条产业链,使其获得新的利益增长点；从节目形态上说,媒介融合为广播节目形态的延展创造了条件,如依托于移动电台的广播脱口秀、广播真人秀,依托于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用户自制广播节目等；从互动方式上看,媒介融合使得各种技术在广播传播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广播媒体的信息操作、处理、运算能力得以极大改进和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互动响应时间的缩短、互动方式的创新与多元、可供互动的信息量的增多,这将使广播媒体与其听众之间的交流更加充分、有效。
上述事实无一不告诉我们：媒介融合之于广播媒体,不仅裹挟危机,更蕴含生机；不仅是大背景、发展观,更是大方向、方法论。而当前需要做的,便是发现“危机”中的“生机”,并加以充分利用。
三、广播媒体的研究进路回顾
广播媒体研究几乎与广播媒体的诞生、发展同步,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侧重,而由于国情、社会环境、传媒发展阶段、受众心理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国内外的广播媒体研究也表现出了迥异的特点。
（一）国外广播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广播诞生,西方便揭开了广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序幕。根据广播发展的情况,相关研究可划分为广播研究的起步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广播研究的低迷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广播研究的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后）三个阶段。
1.广播研究的起步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西方的广播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起步,从20世纪20年代后的经济大萧条到20世纪40年代电视兴起以前,广播的发展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广播研究也随之展开。众所周知,广播的诞生、发展离不开电磁波的发现和电子技术的创新变革,且与电报、电话的发明息息相关,因此,早期的广播研究主要以技术为中心,涉及无线电技术、广播技术、收音机技术等,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跨大西洋无线传输的一些最新测量》(Some Recent Measurements of Trans—Atlantic Radio Transmission）、《无线电短波长距离传播的理论》(The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Short Radio Waves Over Long Distances）、《无线电波的极化》(The Polarisation of Radio Waves）、《大气条件对无线电接收影响的可视化观测方法》(A Visual Method of Observing the Influence of Atmospheric Conditions on Radio Reception）,等等。
后来,随着广播技术的完善,加之独特战争环境的影响,广播突出的时效性及长距离传输优势使其成为社会宣传、政治传播的重要工具,广播的媒介功能得到发现、发挥,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一些有关广播媒体的宣传研究、传播研究,也有部分关于广播内容和节目形态的研究。例如：《有效广播演讲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Radio Speaking）、《作为教育力量的广播》(The Radio as an Educational Force）、《广播,一种新的宗教？》(Radio,a New Religion？）、《广播讲话的技巧研究》(Studies in the Techniques of Radio Speech）、《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广播节目》(Radio Progra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心理学与广播》(Psychology and Radio）、《作为政府引导手段的广播》(Radio as a Means of Instruction in Government）,等等。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经验学派传播效果研究盛行,1937年至194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下,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主持的“广播研究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较具代表性的包括赫塔·赫佐格(Herta Herzog）的日间广播肥皂剧研究、阿尔伯特·哈德利·坎特里尔(Albert Hadley Cantril）对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引起的恐慌反应的研究〔1935年,与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合著《广播心理学》〕、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流行与严肃音乐研究,以及拉扎斯菲尔德关于收听广播与阅读印刷品的比较研究等。[9]1944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关于伊里县项目的研究成果《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问世,首次将社会调查法应用于传播效果研究。此后,以实证方法为主的广播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广播节目的强大影响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约从20世纪30年代起,广播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极高利润的行业,商业电台兴起。1946年,威廉姆·佩克·班宁(William Peck Banning）的《商业广播先驱：1922—1926年WEAF的实验》(Commercial Broadcasting Pioneer：The WEAF Experiment,1922-1926）[10]一书问世,这是西方最早对商业电台模式的研究。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帕翠莎·肯德尔(Patricia Kendall）合著的《美国的广播收听》(Radio Listening in America：The People Look at Radio Again）[11]出版,报告了全国听众调查的结果；1949年,麦克劳林(W.Rupert Maclaurin）的《广播业中的发明与创新》(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Radio Industry）[12]出版,研究了技术在广播发展早期的明显控制性作用。这些成果显示出广播研究早期阶段偏重经验性实证研究和关注广播技术作用的特点。[13]
2.广播研究的低迷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在广播媒体的发展史上,电视可谓给予了其最为致命性的一击。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拉美地区的电视发展十分迅速,日益取代广播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此影响下,广播研究也陷入低迷,而对先前广播“黄金时代”的怀念和留恋也为研究者们开辟了另一视角的研究——广播史研究。1956年,西德尼·W.海德的《美国的广播》一书出版,提出在历史语境中认识和理解电子媒介的崭新角度。20世纪60年代末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巴诺(Erik Barnouw）接连出版了三部广播史：《巴别塔：1933年以前的美国广播史》(A Tower in Babel：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1933）、《金网：美国广播史(1933—1953）》(The Golden Web：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3-1953）、《想象帝国：1953年以来的美国广播史》(The Image Empire：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53）,[14]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广播电视史,以及广播电视在美国人生活和美国政治、商业、社会、宗教等事务中的作用,在广电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图4 埃里克·巴诺（Erik Barnouw）的三部广播史
3.广播研究的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后)
广播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风云中诞生、成长,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地球村”的逐渐形成和世界文化的多元融合趋势,广播的内容日益丰富,在政治中的作用也日渐加强,其影响力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广播研究由此又重新活跃、繁荣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领域丰富多元
这一阶段,广播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都有了较大提升,广播研究的论著和学术论文较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成倍增多。与此同时,学者们跳出了过去单纯技术研究、史学研究的窠臼,开始探寻更为丰富的内容,研究范围也进一步放宽,开始了由外向内、由宏观到微观的变化。
其一,广播新闻研究。其中,有对广播新闻节目制作技巧的研究,如美国维莱莉·盖勒(Valerie Geller）的《创造有影响力的广播》(Creating Powerful Radio：Getting,Keeping and Growing Audiences News）[15],该书据作者30年的广播制作经验写成,堪称广播从业者的“红宝书”。还有对广播从业者(包括记者、主持人等）的研究,学术性的往往取道历史研究,紧密围绕新闻报道者展开,如美国学者爱德华·D.米勒(Edward D.Miller）的《突发事件报道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广播》(Emergency Broadcasting and 1930s American Radio）[16],由广播灾难新闻报道案例切入构建学术框架,探讨早期广播的影响力；美国学者罗伯特·J.布朗(Robert J.Brown）的《控制苍穹：30年代美国广播的力量》(Manipulating the Ether：The Power of Broadcast Radio in 1930s America）[17],以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对广播的使用等为例分析了早期新闻广播的报道方式。传记体的则以口述史、广播主持人传记为主,出现了多种关于哥伦比亚广播电台主持人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18]、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约翰·瑞思(John Reith）[19]的传记。[20]
图5 维莱莉·盖勒（Valerie Geller）的《创造有影响力的广播》
（Creating Powerful Radio：Getting，Keeping and Growing Audiences News）
其二,广播娱乐研究。在广播诞生之初及其后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信息传递一直是其首要功能。而随着技术发展条件的逐渐完善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广播的娱乐功能逐渐形成,这也刺激了与广播娱乐相关的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广播音乐研究。广播音乐研究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广播古典音乐节目研究,代表是1946年吉尔伯特·切斯(Gilbert Chase）主编的《收音机广播中的音乐》(Music in Radio Broadcasting）和1947年恩斯特·拉普瑞德(Ernest LaPrade）的《广播音乐》(Broadcasting Music）[21]。20世纪90年代后,广播音乐研究进一步深入,出现了保尔·杰克逊(Paul Jackson）的三部曲：《周六下午老地方：大都会歌剧广播,1931—1950》(Saturday Afternoons at the Old Met：The Metropolitan Opera Broadcasts,1931 -1950）、《节目结束老地方见：大都会歌剧广播,1950—1966》(Sign-Off for the Old Met：The Metropolitan Opera Broadcasts,1950-1966）、《在新的地方开始：大都会歌剧广播,1966—1979》(Start-Up at the New Met：The Metropolitan Opera Broadcasts,1966-1979）[22]。此外,在美国播出时间最长的直播音乐节目《奥里·奥普瑞》(Ole Opry）也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1999年,查尔斯·K.沃尔夫(C.K.Wolfe）的《温厚的骚乱：伟大的奥里·奥普瑞的诞生》(A Good-natured Riot：The Birth of the Grand Ole Opry）[23]出版。
广播剧也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兴盛于20世纪40年代的广播娱乐品种,因此除广播音乐外,有关广播剧的研究也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广播剧演员的传记和有关广播剧创作者的研究,如：《弗莱德·艾伦：他的生活和智慧》(Fred Allen：His life and wit）[24]、《弗莱德·艾伦的广播喜剧》(Fred Allen's Radio Comedy）[25]；《诺曼·考温和广播：黄金年代》(Norman Corwin and Radio：The Golden Years）[26]、《诺曼·考温的环球飞行：最伟大的广播剧作家丢失的日记》(Norman Corwin's One World Flight：The Lost Diary of Radio's Greatest Writer）[27]。
其三,广播与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广播从过去单纯的“政治工具”角色中分离出来,开始承担更多的娱乐、文化、教育、服务功能,此时,西方学者有关宗教广播、公共广播以及广播与少数族裔、广播与劳工组织等的研究逐渐增多。较具代表性的有凯茜·M.纽曼(M.Newman）的《企业家的利润与骄傲：从假冒电台的吸引力到广播的灵魂》(Entrepreneurs of Profit and Pride：From Black appeal to Radio Soul）[28]、吉尔伯特·A.威廉姆斯(G.A.Williams）的《黑人广播的传奇先驱》(Legendary Pioneers of Black Radio）[29]、托娜·J.汉根(T.J.Hangen）的《电台的救赎：美国的广播、宗教和大众文化》(Redeeming the Dial：Radio,Religion,and Popular Culture in America）[30],班内特(Barnett）等的《BBC 的战争：英国广播业的阴谋？》(Battle for the BBC：A British Broadcasting Conspiracy？）[31]。
其四,广播政策研究。从总体的发展历程上看,西方国家的广播业经历过诞生之初的自由发展、中期的加强规制、八九十年代的商业化浪潮与放松规制等不同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公营台和商业台之辩愈加激烈,不少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案,由此,有关广播政策的研究也明显增多。包括：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的《电信、大众媒介和民主：1928年到1935年美国广播控制的斗争》(Telecommunications,Mass Media,and Democracy：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U.S.Broadcasting,1928-1935）、迈克尔·特雷西(Michael Tracey）的《公共广播的沉浮》(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32]、杰姆·C.福斯特(James C.Foust）的《空中巨响：广播频道争夺战》(Big Voices of the Air：The Battle over Clear Channel Radio）[33]、苏珊·L.布瑞森(S.L.Brinson）的《红色恐慌、政治和联邦通信委员会,1941—1960》(The Red Scare,Politics,and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1941-1960）[34]、安德鲁·格雷汉姆(Andrew Graham）的《广播的公共目标：资助BBC》(Public Purposes in Broadcasting：Funding the BBC）[35]、大卫·列维(David Levy）的《欧洲的数字革命：广播规章、欧盟和民族国家》(Europe's Digital Revolution：Broadcasting Regulation,the EU,and the Nation State）[36]、劳伦特·加赞尼提(Laurent Garzaniti）的《电信、广播和互联网：欧盟的竞争性法律和规制》(第三版）(Tele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 and the Internet：EU Competition Law and Regulation）[37]等。
其五,广播技术研究和史学研究。广播技术研究和史学研究都是广播研究中较早出现的分支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它们均进入了更深层面。技术研究方面,研究的侧重从刺激广播出现的关键技术发明转向了推动广播完善与成熟的技术进步、融合探究,出现了如苏珊·道格拉斯(S.J.Douglas）的《创造美国广播,1899—1922》(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1899-1922）[38]这样融广播技术史与经济制度史于一体的著作。此外,也出版了一些针对广播技术先驱者的传记,如《李·德福雷斯特：广播之父》(Lee de Forest and the Fatherhood of Radio）[39]。史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两大分支：一是广播史学研究深入到广播广告史、文化史、区域史等多个层面；二是一系列地方广播电台的个案研究出版。[40]代表性作品有阿萨·布里格斯(A.Briggs）的《英国广播史》(五卷本）(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five volumes）[41],比尔·亚克(B.Jaker）、弗兰克·苏雷克(F.Sulek）和彼得·肯瑟(P.Kanze）的《纽约的电波：1921—1996年大都会156 家调幅广播图史》(The Airwaves of New York：Illustrated Histories of 156 AM Station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1921-1996）[42]。
(2）有关广播研究的学术刊物创办
除了著作和论文外,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有关广播研究的学术刊物也相继创办起来。例如,1991年美国广播电视教育学会创办的《广播研究期刊》(Journal of Radio Studies）[43],刊登有关广播研究的成果,广及技术、政策法规、广播业务与管理、国际广播等领域,尤其重视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又如,在英国“广播研究网”与伯明翰城市大学于2003年合作出版的《广播杂志：广播和声音媒体的国际研究》(The Radio Journal：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roadcast &Audio Media）[44],专事刊登声频媒体研究的成果。这些学术刊物为广播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平台,促使其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纵观国外的广播媒体研究,有过高潮也有过低谷,其研究对象广及国际与区域广播、公营与私营广播、教育与娱乐广播、政治与商业广播、宗教广播、黑人广播等各方面,甚至对无执照的地下电台(Pirate Radio）、微波电台(Lowerpower Radio）等非主流的、面对小众进行传播的电台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45]不过,无论是从自身来衡量还是从与其他媒体研究(如纸媒研究、电视研究）对比的角度看,国外广播研究的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与广播媒体自身的发展情况有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制度、国情等原因,多数西方国家公私营广播机构并存,这使得在广播新闻、广播娱乐、广播技术、广播史、广播政策等既有研究领域之外,对广播社会角色和广播与人的关系的关注成为贯穿国外广播研究的重要线索,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广播公私体制的争辩、对广播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的讨论、对广播与人的关系的探究等仍在继续。
（二）国内广播研究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广播研究要早于广播发展。据当前可考证的资料显示,国内对广播的最早介绍始于1920年上海《东方杂志》的《科学杂俎》栏目陆续刊登的一批文章——《轻便无线电话机》(1月）、《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3月）、《空中传来之演说》(5月）、《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8月）、《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11月）[46]等,这可看作中国广播研究的起步。此后,国内对广播的研究便一直没有中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当前,学界倾向于按照时间顺序对我国的广播研究之路进行历史分期。2007年,赵玉明在其《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一文中将中国广播研究的历史划分为民国时期的缓慢起步、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前进、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恢复成长、90年代初至今的走向成熟四个阶段。[47]2010年,申启武、安治民在其合著的《中国广播电视研究90年》一书中,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按照媒介史分期应当抓住其本质变化及标志性事件进行阶段划分的原则,立足于中国广播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广播研究自身的本质变化,将中国广播研究划分为萌芽时期的广播研究(1920—1927）、缓慢发展时期的广播研究(1928—1949）、曲折前进时期的广播研究(1949—1976）、恢复与短暂繁荣时期的广播研究(1976—1990）、成熟与相对稳定时期的广播研究(1991—2000）、繁荣发展时期的广播研究(2001年至今）六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如表2 所示）。[48]
表2 中国广播研究史概略[49]
续表
① 张君昌.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发展轨迹:萌芽与起步阶段[J].北方传媒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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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大致归纳、总结了自1920年至今我国广播研究近百年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与国外相比,我国广播研究数量颇丰,基本与我国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的发展同频共振,体现出鲜明的国情特色,并有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平台逐渐增多、研究队伍日渐壮大等一系列可喜的演变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广播研究领域热点频出,特别是广播业务研究日益细化,研究视角也更加丰富多元,为我国的广播研究注入了活力。
2002年年底,我国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专门研究广播发展的全国广播工作座谈会,确立2003年为“广播发展年”,以此为起点,我国的广播研究走上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此时,广播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都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出现了诸如广播传播模式研究、广播受众研究、广播广告研究、广播品牌化研究等不少新成果。其中,早已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更是尤为引人瞩目,对交通广播、音乐广播等类型化电台的探讨也逐渐增多,大批学者围绕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的背景、动因、措施、必然性等展开思考,涉及移动广播、频率细分、广播服务等议题,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著作、专题文章、论文等,“广播频率专业化”也成为广播研究领域活跃至今的热点话题之一。
从广播自身的成长变革历程来看,它一直是受技术影响较大的媒体。进入21世纪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强势崛起,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成功获得了年青一代的注意力。于是,“新媒体冲击下广播媒体的生存之道”开始成为广播人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尤其是2005年以后,探讨广播如何借助网络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实现生存转型、寻求生机的文章增多,特别是2008年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ing,NGB）及初步落实的“三网融合”计划,也为广播的新媒体生存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和话题。
表3 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研究部分代表性论著成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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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我国早期的广播研究概括为“建设性”研究,那么21世纪以来我国的广播研究可以说早已超越了过去的修补、学术建构阶段,而是进入了“发展性”研究的新时期。纵观2000年至今的中国广播研究,可以看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其一,日益丰富、深入、细分、专业化的研究内容。随着研究团队的壮大和研究平台的拓展,2000年以后我国的广播研究可谓在各个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广播的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大量相关书籍出版,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文章成果细碎繁杂,表3 仅以论著成果为例,列出了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技术研究更为专业化,从过去简单的知识介绍发展为对某项技术的专业探究、趋势把握；史学研究更为系统化,综合性的专著取代了过去分散的资料整理和收集；业务研究也出现了更多细分领域,涵盖了广播的节目形态、体制变革、技术创新、发展趋势等方方面面,而每个方面又包含了无数细小的研究分支,如广播节目研究从本体方面又可以细分为节目构成要素研究、节目设置研究、节目生产与策划研究、节目创新研究等,而按照节目形态又可分为广播新闻节目研究、广播文艺节目研究等。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这里仅依照研究范畴的不同将其总结为以下四种：
一是以内容为中心的研究,包括广播新闻研究、广播剧研究、音响报道研究、节目策划研究、主持与播音研究等。这些研究一方面指出广播发展的重点在于频率细分,强调类型化广播的发展前景,认为交通广播、音乐频率的兴起是适应细分受众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强调广播节目形式创新的重要性,提出广播改革应该在节目设置、内容创新、风格转变等方面下功夫。
二是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包括广播广告研究、品牌建设研究、营销创新研究、广播活动研究等。强调政策制定、体制革新和广告经营对广播发展的作用,突出广播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性,主张实施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战略,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广播产业。
三是面对技术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是广播发展千载难逢的良机,数字广播和网络广播是新媒介生态下广播与新媒体融合的必经之路。但同时认识到广播的数字化并非一帆风顺,受众使用习惯不成熟、技术不完善、节目内容匮乏都是这一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难题。
四是以不同传播要素为主体的研究,包括广播功能研究、广播受众研究、广播传播效果研究等,认为广播的受众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广播应根据不同的细分人群重新考虑其频率划分,与此同时,广播还应该在常规的新闻报道之外充分利用其优势进一步发挥其服务功能,以更好地为其听众提供服务。
其二,出现了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话题和针对某些特殊现象的研究。前者如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研究、农村广播研究、广播产业化研究、广播的制播分离改革研究等,后者如“珠江模式”研究、交通广播现象研究,也包括部分学者对西方公共广播服务和某些典型性广播公司的专门研究。
其三,拥有了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广播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学、传播学的既有框架中,而是逐渐有了来自文艺学、文化学、叙事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关照,与此同时,学术争鸣和创新意识也不断加强。[50]
对比国外的广播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的广播研究从数量上来说无疑是丰富的,而且,在某些业务研究领域甚至要更为细致、深入。然而,与国外主线相对明晰、重点集中、理论与实践兼具的研究相比,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广播研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肤浅、重案例分析轻规律总结、学科体系建设不足、研究方法单一、各学科研究进程参差不齐、选题重复现象严重、原创的实证性研究少等弊病。更为遗憾的是,与国外的情况类似,由于过去曾一度受电视挤压,近几年更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我国学界和业界对广播的研究整体而言是冷落和衰弱的。以本书所类属的广播生存研究为例,据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的所见所得,目前绝大多数对于广播媒体生存策略的研究,都没有跳出节目、人才、技术、管理和资源频率等单一对策型研究的窠臼,很少有能将其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化的框架之中,去研究广播与其他媒体、广播与政治经济文化、广播与媒介制度和政策环境甚至广播与人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互动关系,同时业界与学界之间也缺乏足够的沟通,因此学界的推演对业界的指导作用有限。
而事实上,与任何其他媒体一样,广播也是大众传播媒介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具备独立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对于当前的广播媒体来说,在认真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要“登高望远”,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理论视野,又要“脚踏实地”,看清楚当前所面临的发展现实,才能为自身的生存空间寻求对策。
四、广播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媒介生态学
当前的时代是一个生态的时代。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科学催化剂,催生了学术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51]从学科范式和思维方式来看,运用生态学的学科视野去进行媒介研究,是今后传媒研究领域的大势所趋。
如果将广播媒体置于大的媒介生态系统中,会发现：作为媒介生态种群中的一分子,尽管广播与其他媒介有竞争,却既不会被所谓“强势媒体”吃掉,也不会自行消亡,而是不断调整自身的生态位和生存空间,确保媒介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一思路也的确在现实中找到了依据：自电视诞生以来,关于广播的“死亡预言”就接连不断,然而事实却是,尽管广播的广告份额和听众群体依然在被蚕食,来自电视和新媒体的两面夹击并未消除,它却并未在质疑声中销匿。相反,车载收音机、播客、网络电台、微电台等新的广播形式为广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就是说,新媒体使广播遭遇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它全新的互动方式和传播理念有望为广播的发展带来启发,拓展新的空间。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看：传媒的多样化发展给广播带来的最大改变其实是其微环境的改变,也就是广播所面临的传播生态领域的改变及其所处媒介生态格局位置的改变。当前不仅是广播媒体危机存亡的关头,更是其向更高阶段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的紧要时期。广播需要做的,便是适应瞬息万变的微环境,放眼整个宏观的传媒生态系统,去调整或改变自身的发展与竞争策略,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生机。媒介生态学恰好为“广播媒体生存空间”问题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框架。
首先,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包括媒介个体、媒介种群、媒介群落和媒介生态系统,这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区分。本书所指称的“广播”隶属于第二个层面,即整个广播媒介种群。媒介生态学将“种群”的概念引入媒介丛林中,这就暗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广播作为整个媒介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在媒介生态学中,广播媒体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出路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在现有媒介格局下与其他媒介展开竞争的过程,媒介生态学将“竞争”的概念界定为“生态相似性”(Ecology Similarity）[52],认为这是资源有限性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恰与各媒体之间对有限受众、广告资源等的争夺相吻合,无论在逻辑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具有可行性,且更有助于考察媒体与环境、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再次,广播是唯一一个纯粹“听”的媒体,属于“绿色媒体”,没有视觉污染；而绿色媒介生态也具有如下基本内涵：高效、低耗和高品、低密；无毒、无害和清洁、健康；预防、创新和循环、双赢。[53]将广播置于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某种巧合——它自身的媒介特性与媒介生态学所一贯倡导的绿色、和谐要旨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媒介生态位理论。“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生态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生态位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iche）是理论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范式。它所包含的众多有关竞争、共存与合作的概念和法则,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样具有适用性。其中许多观点与命题,都为制定广播媒体的生存策略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总之,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同时本书也将试图在理论层面构建一个媒体生存空间研究的阐释框架,形成对媒介生态学研究对象和应用视角的拓展以及对媒介生态理论的积累和丰富。生存空间作为一个生物地理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甚至政治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学。然而,在传播学和新闻学领域,对这一概念的应用还相对较少。结合媒介生态学中的相关理论与观点,将这一概念引入媒介研究领域,探求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各媒介种群的相互影响,并以媒介的生存空间为研究中心,无疑会大大丰富生存空间自身的相关理论,拓展其应用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实践层面看,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路也有利于启发广大媒体从业者的思考,帮助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制定科学、适当的发展战略,推动整个传媒业向前更进一步。
五、听觉生态位的超越:从广播媒体到听觉媒体
一直以来,媒介都习惯以其所依托的传播介质界定自身,这一点在传统媒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纸媒得名于其刊载信息的纸张；广播媒体得名于其传递信息的无线电技术(广播经历了有线广播、无线广播；最早经营广播业务的公司称为无线电通信公司）,也是凸显了电波“广为传播”的特点；电视媒体则取用了“以电子技术及其相关设备传送视像信息”之意。在漫长的媒介进化历史中,这些名称已然深入人心,并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日益深入的媒介融合发展趋势下,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边界正变得模糊,甚至逐渐消解,原来区隔明显的媒介种群开始往丛林化、一体化方向发展。从媒介未来生存的角度看,这些称呼也未免显得狭隘和不合时宜了。
在媒介融合所构建的全新媒介生态系统中,媒介的定位发生了两种明显的转向：其一,从传播者视角转向接受者视角(或称用户视角）,即更多地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赋予媒介产品意义；其二,从工具视角转向功能视角,即对媒介的关注脱离单一的大众传媒工具属性,而更多地延展其各项功能化服务。正是在这样的转向中,传统广播媒体在拥抱媒介融合所带来的诸多机遇之余,还有望经历一次听觉生态位的超越——未来,可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而广播媒体也不再叫“广播媒体”,而是与其他所有以声音为传播符号、致力于满足人们听觉需求的各种新媒体形态相互打通、一体化发展,成为新型的听觉媒体。
（一）数字技术拓展电波技术，带来跨渠道声音传递
一直以来,广播对技术都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广播”这一称呼,便是始于电子传播技术。而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广播不再仅仅依赖于电波、导线传递声音,集体收听时代的“广为传播”不再是广播唯一的传播方式。数字技术对广播传播渠道的拓展使其迈出了脱离收音机匣子的第一步,走向广义上的“听觉媒体”。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将声、光、电、磁等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使图、文、音频、视频等各种信息都能以“0”“1”信号的形式在网上处理、传输、存储。这种技术在传媒信息采集、加工、制作、播出中的应用,直接推动了各种形态数字媒介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广播也迎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以融合、共享为特征的传播领域：数字压缩和卫星传播技术克服了通过中短波和调频波沿地表传导的无线电广播模式进行区域性覆盖的诸多限制,解决了广播的广域覆盖和远邻近郊问题,同时提升了传播速度；数字化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音频广播让传统广播的传播真正走向了全球,成为继调幅、调频之后的第三代广播系统。
最为关键的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下,一大批新型音频媒体形态发展起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网络广播、手机广播、播客广播、移动电台等,还有依靠智能手机、汽车点烟器、车载智能音箱等实现的车联网广播,以及未来的可穿戴设备内置广播,它们都以声音为传播符号,主要诉诸人的听觉器官,却有着各式各样的传播载体和接收终端,传递出了过去只能从电波中传递出的声音。通过形形色色的设备,人们接收到的声音既是跨渠道的,又是超越渠道的,因为所有声音均被放置在“比特的世界”,是经过数字化处理之后再还原出来的声音,很难确切地说究竟是通过无线电、互联网还是手机或任何哪个固定渠道传出的,“最先的声音信息传送者根本不知道传送出去的‘声音比特’最终会以何种面目——CD 光盘、MP3,还是直接的网上链接——在接收端出现,决定权是你的,这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谓的真正‘数据播放(Datacasting）和比特播放’”[54]。
从技术的外延力来看,跨渠道的声音传递也在重塑着人们的听觉习惯。越来越多个人数字化收听工具的发展使私人听觉空间从公共听觉空间中分离,广播集体收听的历史被彻底改变,它不再是“广”播,而变成了“窄”播甚至是“点”播。“移动互联平台上的新型听觉媒介,从传播链条各环节来说都不能再以‘广播’而概括之。大众文化与新技术的结合使声音符号变得丰富且焕然一新,数字声音的来源之多元,创意之自由,内容之细分,选择之灵便,以传统广播难以企及的程度实现。”[55]一方面,数字声音世界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迎合了人类听觉的开放性和社会性,为人类创造、模拟出前所未有的敞开式的、与他人“共在”的收听场域；另一方面,数字化收听设备的普及为现代人赋予了独立、封闭化的听觉环境,私人听觉空间崛起,“倾听”日益成为一项私密的个人文化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于技术载体对媒介生态定位的划分已经不再合理,广播媒体更为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听觉媒体。
（二）享受需求叠加信息需求，倒逼复合型声音服务
在考察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影响时,媒介自身的维度往往比媒介消费者——受众的维度受到更多的关注。而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对各种新旧媒介施加影响的同时,也在重新构建着受众对媒介的消费需求。
“听”的需求仍然是人们在使用广播媒体时的最主要需求,这种需求是最为直接的信息需求,即听众听广播是为了获取新闻,增长知识,了解世界。自广播诞生以来,传递信息、提供资讯便一直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如今听众对这类内容的接触喜好有了一些变化,与以往的“大综合”相比,媒介融合时代广播所生产的内容也越来越具备了这样的特征：第一,碎片化的,或称快餐化的,即能在短时间吸引注意力；第二,可听性强的,即需求指向明确的,满足实用性、趣味性、贴近性或某一个性化需求；第三,互动性的,内容本身包含互动性元素或获取内容的过程具有互动性体验；第四,差异化的,与其他媒介种群或种群内部的其他媒体对同一内容的呈现形成区隔。
“用”的需求成为“智慧生活”中人们为广播媒体设定的必备需求,这种需求也可以称为服务需求,即听众对广播媒体的角色期待从单纯的内容媒体转向了“内容媒体+服务媒体”。具体而言,这种服务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实用信息的提供,在过去常规的天气预报、路况信息播报、生活小贴示等的基础上,提供更为细化、分众化的实用信息,为听众的生活实践提供决策指导、意见参考,如股市行情信息、教育培训信息、留学信息、旅游休闲信息等,当达到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成熟度之后,形成细分的专业化频率,如当前的对农广播频率、应急广播频率等；第二个层次,实用平台的搭建,借助于新技术的应用和与智能终端的结合,为现代人量身定制能使其生活更为便捷、智能的媒介产品,如基于移动端定位的店铺、停车位、加油站、银行等位置查找,基于特定场景的音频对接,与音频关键词链接的商家推荐、在线支付,与其他硬件设备配套的健康信息动态监测,等等。最终,依托于广播的各项优势,打造一个包括传统电台节目收听、移动端音频供给、个人应用、本地化服务、社交分享与社群活动、线下体验等在内的“生活形态圈”,深度触达听众。
“玩”的需求是在媒介融合发展的刺激之下人们对广播媒体的全新需求,这种需求也可以归纳为社交需求,即当传统广播媒体的听众转变为用户后,以广播为桥梁与其他听友进行交流互动、分享观点甚至参与节目生产的需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传播正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构建关系,“传播的本质是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的,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56]。在媒介融合的多股力量中,社交媒体的介入带来了一种被忽略已久的关系传播,使媒介的本质真正确立和表征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由此也催生出了人们借助媒介去建构、维护和延展社会关系的需要。在广播媒体中,这种需要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希望通过自主生产内容(即通常所说的UGC）在虚拟公共空间中彰显自己的价值,与他人建立连接,拓展自己的“圈子”；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们渴望将一些能够体现个性化特色的声音或自己喜欢的音频产品与他人分享,建构自己在虚拟公共空间中的形象。
相对于信息需求,服务需求和社交需求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享受需求,当人们对广播的需求从单纯的信息需求变为信息需求叠加享受需求,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广播不得不开始推出一系列复合型的声音服务,这实际上也揭示了广播媒体向听觉媒体转变过程中实质内涵的最大变化：从提供音频内容到生产音频产品；从声音传播信息到声音演绎生活。
（三）整合生态延展单一生态，促动多形态声音表现
作为一股强有力的媒介发展潮流,媒介融合可谓揭示出了媒介演进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一条规律,那就是并存、融合与共赢。并存,要求一种媒介能够充分认清自身和其他媒介的价值,承认其他媒介的价值,进而从其他媒介的价值中汲取养分；共赢,要求不同媒介能够在取长补短、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在竞争中推进对方的发展。媒介种群之间从并存到实现共赢,中间的桥梁就是融合,最为复杂的也是融合。融合并不是简单地“1+1”,不仅涉及观念融合、利益融合,还要涉及要素融合、资源融合、技术融合等方方面面,当这些逐步实现之后,就会呈现出一种新的“融合生态”,继而使每种媒介种群的生态状况都与融合前的单一媒介生态状况发生巨大变化。就广播媒体而言,尽管当前各项融合还有待继续,但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整合生态”。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整个广播媒体行业中,形成了诸多新的跨平台广播实践,它们使声音功能的开发从平面走向立体。在文化发展的“跨界融合”趋势推动下,内容、渠道、品牌、人力资源等多种文化市场要素加速聚集、整合,许多行业通过布局全产业链来提高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例如,传统的网络视频平台商涉足微电影、网络自制剧甚至电影,网络购物平台商涉足图书出版,影视和动漫游戏业则打通主题公园、音像图书出版、演绎展览等,通过开发内容塑造品牌优势,增强平台黏性的同时获得自主知识文化产权,实现多元驱动力的有效结合。在此背景下,广播作为手握内容优势的传统大众传媒,也开始更多地与平台相融合——与实时搜索平台的结合催生了具备多种互联网元素的广播全媒体产品,与打车软件的融合探索出全新的听友互动模式,与电商的融合则开创出全新的广播媒体经营模式。所有这些,都是传统广播所不具备的。
从微观层面来看,具体到广播媒体的内容生产,也出现了诸多“跨界”的混搭和融合,它们使声音的表现形式从规划、整齐走向创新、多元。得益于“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在各行业的应用,广播媒体也探索出自己的“+”模式：“广播+网络文学”成就了有声小说,“广播+电视剧”创造了广播微剧,“广播+相声”催生了掌上听书,“广播剧+新闻”产生了新闻广播剧,还有“广播+旅行”“广播+运动”“广播+演出”等,通过与其他各种要素的融合,广播媒体的内容生产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由此,当前广播所能触及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新闻、娱乐、财经、体育、教育等常规品类,广播媒体的声音表现形式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元。
当“跨界”所带来的丰富内容最终流向消费者之后,也进一步刺激消费者走向了产业势能的制高点,他们获得主导权,日益向生产过程渗透,创意的生发、集成、发酵越来越多地被分散到社交网络、网络广播社区、移动电台等虚拟空间的每个活跃个体上,他们又反过来成为新的声音创作主体,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他们所颠覆的,可能不仅仅是广播节目的声音表现形式那么简单,而是“报选题—做节目—看收听率—决定节目去向”的传统广播生态。
最终,得益于融合实践的启发和推动,广播理论和学科本身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外延。随着“场景化”声音服务的兴起,诸如“声事件”“声环境中的声事件”这种原属于声音生态学、声音景观理论的许多观点也开始受到关注,声音被放置到以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为着眼点的领域中去考察；与此同时,美学、传播学、物理声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相关知识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广播早已超越了原来简单的“声音信息播报”模式,而成为具备各种声音形式和多元声音生态的名副其实的听觉媒体。
（四）媒介记忆丰富媒介工具，形成社会化听觉文化
人类传播史同时也是一部媒介文明史、媒介文化史,媒介作为一种文化聚合、记录、传播的工具,通过各式各样的大众传播活动对社会和大众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化的熏陶,形成特定的媒介文化,如报纸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网络文化。广播的文化以独特的声音传播、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为标志,但更确切地说,这不仅是一种“广播文化”,更是一种“听觉文化”。
首先,广播媒体对声音的记录、书写使其脱离了简单的工具属性,而成为人类声音历史变迁的重要传承者。在人类能够用文字来记录、传授知识和思想之前的漫长历史阶段,担负着文化传承重任的就是听觉。20世纪,广播的诞生成为听觉文化史上颇具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它通过对不同时代大众生活、社会风貌、重要变革等的见证、记录,对不同时期珍贵历史原声的留存,以“媒介记忆”的方式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所谓媒介记忆,是指媒介保留某些信息的能力和属性,人类通过媒介可以将过去的事件和信息一如既往地在现实中再现和还原,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57]如果说,在过去,广播媒体的这种记录还是自发的,那么如今,当数字技术赋予了广播索引、存储、复制等更多的手段,广播媒体已自觉担负起“用声音记录历史”的重任。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声音中国年》《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有意识地去寻找、挖掘那些具有文化价值或历史价值的珍贵声音。
其次,广播媒体自身在从电子复制走向数字化的过程中,它所传递的声音也经历了不断地改造,继而大众的听觉习惯和文化经验也在被不断地重塑,由此生成了新的听觉艺术形态和听觉文化消费方式。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一支牵牛花,爬上大树杈”的农村大喇叭构成了那个年代乡村生活的特定图景,彼时,高音喇叭中传出的声音就是为当时人们所依赖、同时又广泛流行的声音；当汽车进入普通家庭生活后,边驾驶着汽车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旋钮成为更普遍、更常态的广播收听图景；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风起云涌,边跑步边戴上耳机收听iPod 或移动电台里的各类音乐则代表了当下更为时尚的声音文化消费行为。“听觉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断被文化建构的过程,包括了声音符号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声音的内容和听觉主体等。当听觉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后,听觉的变迁也自然包含了历史性和社会性,当下的数字听觉与传统的听觉和文化相比,也必然发生着根本的变化。”[58]
图6《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海报
再次,广播媒体本身也通过声音的传播、声音品牌的塑造构成了大众听觉记忆的一部分和特定时代听觉文化的显著标志。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所造就的恐慌标志了20世纪40年代广播媒体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民特定的听觉文化记忆,类似的还有经典的“炉边谈话”；开国大典上,毛主席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代中国人的深刻声音记忆；同样,提及广播,很多人都对每天清晨6 点30 分准时响彻在中华大地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伴随了近三代人成长的《小喇叭》等栏目记忆犹新,这些都是广播媒体自身所建构起的大众听觉文化记忆。听觉的文化与文化中的听觉相交织,推动着广播媒体走向一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听觉媒体。
图7 美国1953年上映的电影《火星人入侵地球》（Invaders from Mars）的海报
图8 罗斯福“炉边谈话”资料图
图9 1949年10月1日，齐越、丁一岚在天安门城楼开启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五）视听平衡取代视觉独大，回归现代化视听格局
人们依赖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对世界进行感知,获得对客观事物的直观感觉,继而形成对世界的认识。鉴于不同感官不同的感知模式,加之西方哲学早期文化传统[59]的影响,一直以来,在众多感官中,视觉和听觉都更受重视。但不幸的是,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自文字发明后,相较于视觉,听觉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被低估、被忽略的状态,作为“人的延伸”,像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许多现代媒介所延伸的也主要是人的视觉器官。以声音为传播符号、诉诸人的听觉器官的广播媒体,竟然成了唯一的听觉媒体。
但有利必有弊,当“图像至上”、视觉中心主义在我们生活中肆意张扬,“人类认知活动对图像刺激的过度倚重以及‘图像主义’对其他感知方式的挤压达到令人忧虑的程度”[60],当代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视觉文化,产生了如消费文化霸权、缺乏精神性维度等缺陷,基于此,听觉文化开始迎来了某种回归,这也为广播媒体创造了飞跃的机会。
在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三阶段演变划分中,听觉空间的回归更像是一种必然。在口语传播对应的“部落时代”,人们以“面对面”交流为主,因此这是一个听觉偏向的时代；在文字传播对应的“脱部落时代”,文字及印刷技术的发明使眼睛的作用被强化,人类的视觉被从其他感官中分离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听觉,听觉空间开始向视觉空间转换,后者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他感官功能也不再受到重视；而到了电子传播对应的“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人的感官得到延伸,视觉空间开始向听觉空间回归,与此同时,文字传播时代视觉空间下的单向传播再次恢复到听觉空间下的双向传播,“脱部落时代”中人们只动用单一某种器官进行信息接收的情况得到逆转,转向全息化、立体化,人们似乎又重新返回到了听觉空间的时代。顺应麦氏的媒介演变轨迹,我们会发现,尽管数字化传媒带来了更为自由、充分的媒介互动与交流,但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仍是个视觉偏向的时代,那么未来,更加全面、均衡地延伸人的各种感官也将是必然趋势。
从文化和社会的需要来看,听觉互动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观点认为,听觉能力使得孕育和发展社会情感结构的有声言语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当前,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往往诉诸数字化媒介,如微信、微博,很多时候甚至连文字都被各种表情符号所取代,更遑论面对面的交流和倾听。这使得传统的社会情感表达变得浅表化、可视化,趋向于一种“情感图像化结构”,即对各种情感进行类型化和符号化的扁平化组织和管理,对情感固有的多维性、心理复杂性、无意识性和不可言说性造成了挤压甚至排斥,从而把复杂的情感问题过度简单化了。[61]在此情况下,建立在听觉互动基础上的广播媒体,实则担负起了唤醒听觉、重新激发感性情感表达的使命。
即使是在媒介研究之外的哲学研究、文化研究领域,“倾听”都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感知维度,听觉也表现出了一种回归的趋势。从本质属性上说,视觉具有空间性,而听觉具有时间性,“听”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这使得听觉对存在和审美的理解蕴含了一种动态发生性的特点,与理性、同质性的传统视觉至上和象征感性欲望、消费主义的现代视觉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表现形态上说,听觉文化体现出了一种视觉文化所缺失的精神性维度,即柏拉图所谓的眼睛是现实世界的“肉体之眼”,而耳朵却是理念世界的“心灵之眼”；从听的结果来看,人们在“听”声音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个“听—感知—识别—感官反应—联想和想象—构筑图景—思维梳理—形成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这最终使得听觉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视觉独大的现状将被改变,视觉和听觉在媒介传播中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正在形成。一旦这种格局确立,广播媒体无疑将成为最重要的听觉媒体。
【注释】
[1]播客火了，广播会不会走向末日?[EB/OL].http://www.tmtpost.com/180007.html，2014-12-22。
[2]传统广播电视必死无疑[EB/OL].http://news.mydrivers.com/1/343/343121.htm，2014-11-29。
[3]存在了74年的FM 广播，要在这个国家消失了[EB/OL].http://www.ifanr.com/513506，2015-04-20。
[4]《全球传媒发展报告(2015)》发布[EB/OL].http://www.lieku.tv/topic/2943.html，2015-11-25。
[5]王平.谁在看电视?谁在听广播?[EB/OL].https://mp.weixin.qq.com/s/O1G3OJ-fJeFzf1oe0F_dVQ，2017-11-28。
[6]孟建.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J].国际新闻界，2006(7):24—27。
[7]本表参考: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J].中国记者，2007(1):80—82。
[8]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并将此写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9]转引自高金萍.20世纪西方电视理论研究述略[J].媒介研究，2007(2)。原文引自E.M.罗杰斯.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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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GILBERT CHASE，ed.Music in Radio Broadcasting(McGraw Hill，1946)，said by some to be the first book devoted to the topic;followed just a year later by Ernest LaPrade，Broadcasting Music(New York:Rinehart，1947)，both of which were almost totally devoted to classical rather than popular music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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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08年更名为《广播与声音媒体期刊》(Journal of Radio &Audio Media)。
[44]详见http://www.intellectbooks.co.uk/journals/view-Journal，id=123/。
[45]高金萍.西方广播研究的视角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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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本表根据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电视研究90年》中对我国广播研究史的阶段划分整理，部分内容参考哈艳秋《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 期)和张君昌《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发展轨迹:萌芽与起步阶段》(《北方传媒研究》2010年第3 期)。
[50]张君昌.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发展轨迹:发展阶段(下)[J].北方传媒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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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李念.数据传媒语境中的听觉文化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3。
[59]西方文化中将视觉和听觉列为高级感官，触觉、味觉、嗅觉则被归入低级感官。高级感官与思维和灵魂相通，而低级感官则和肉体、欲望难分。
[60]王馥芳.纠正“图像至上主义”偏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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