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交织下的“生存空间论”

可以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揭示了“生存空间理论”的“史前史”,而真正使“生存空间”概念生成并发展为一种理论的是生物学视角的加入。

早在1850年12月,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出版了《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一书,最早将进化论的视角引入社会学的研究中。后来,斯宾塞也深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认为同生物生态系统一样,社会的进化过程也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要素构成的结构性体系,若要其正常运转,其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他也被后世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6]一书出版,进化论的问世掀起了一场重要的认识革命。“它赋予自然以创造的使命,从而一切从环境中寻找动因就成为一个合理的逻辑。这种环境决定论的因果逻辑与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的进步哲学观念合流,其结果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7]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核心概念——生存竞争所带来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大到国家、民族之间,小至人与人之间,都存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律。微妙的是,这一思想对于生存竞争的强调与当时所处的时代恰恰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自然界中个体通过竞争来获取进步的观点被鼓吹斗争的工业家们不加修饰地移植到人类社会中,达尔文主义先是被看作个体斗争的隐喻,继而被延伸到国家和种族之间,成为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的说辞。此后,“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观点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地缘政治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观点。

如果说斯宾塞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么拉采尔便是一位典型的地理达尔文主义者。在他的众多学术思想中,较为光彩之一的便是将达尔文的生物概念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他给予我们的假定性推理是：人类集群和动植物等生物有机体一样,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生存竞争。在接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基础上,1897年,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学说,认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他从生物地理学的角度理解,认为国家也不过是地表上生物分布的一种形式,地球上人类分布的特殊的诸法则对国家的分布也同样适用。^[8]在提出了这一学说后,他继而意识到,既然国家是有机体,那么正如生物有机体的成长需要阳光、空气、水分等一样,国家的发展也离不开特定环境的支持。于是,他继续论证道：“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的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止不前。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9]实际上,这便是所谓的“生存空间论”。拉采尔试图以自然科学的知识去解释国家的政治行为,认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就像树木生长要扎根土壤,国家作为一个“空间有机体”也要进行领土扩张,从而增强力量,适应环境。之后,拉采尔又将国家的扩张从单纯的领土拓展到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但他仍不忘强调,在外部刺激的推动下,对那些最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领土进行扩张会持续激发一个国家的活力,一国想要繁荣强盛就必须去吞并他国,反之就会由于衰落而消亡,最后被另一个更为成功的国家兼并。“获得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整个过程,不仅使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更强盛,而且将使其人民更坚强、更富于进取,这样才能适应于统治这个不断扩大的领土。”^[10]这一论说后来被希特勒歪曲利用,将领土扩张、吞并弱国、殖民统治、掠夺和宰割所谓“劣等民族”等视作国家权力增长的必然规律,借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