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空间理论的框架模型

公正地说,尽管对环境的作用给予了特别强调,但拉采尔并非就认为这种作用是绝对性的,而是同时承认了人类集群活动和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性,并“特别注明某些地区文化的差异,比自然特征的差异更为重要”^[11]。而且从另一角度来说,他将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的研究中,试图用自然科学知识去解释国家政治行为,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具有学科启示意义的。在他的反复论说中,也逐渐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概念——“生存空间”：“活的有机物在其范围内发展的地理区域。”^[12]

归根结底,拉采尔是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他所要研究的是人类的迁移、文化借鉴和人地关系,而他的生存空间论则显示出,在对人类地理学的研究中,他关注的不仅是地域,还有与地域相关的空间复合体,即作为一种空间组织的人类社会与其复杂的物质背景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之间的交织与连接正勾画出了生存空间理论的框架模型。

在拉采尔之后,包括他的学生埃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 Semple）等在内的很多人又对他的学说进行了发展、完善或延伸。与此同时,生存空间的概念也受到地理学家们的重视。他们有的将生存空间做了进一步划分,有的着重探讨环境与生存空间的关系,有的着眼于各种现象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及演变发展。尽管这些研究始终围绕着国家、民族、人类生存这些核心点,但也可以从中抽象出一些基本规律：其一,生存空间概念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其二,该概念描述的是一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其三,该概念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

人类生存问题素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视角也五花八门,却少有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系统阐释,“生存空间”概念的出现促使部分学者开始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将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各要素纳入其中,对人类的生存问题进行总体审视,从而给予了“生存空间”一个崭新的定义：“生存空间是指一定时期内能够维持具有一定生活水准、一定质量的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多维要素整体,它是人类群体对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的有效占据。”^[13]与此同时,一个生存空间的基本模型也被构建出来,曾本祥、王勤学、封志明、石俊敏在其《生存空间理论探讨》^[14]一文中,将该模型的要素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理空间，指人类赖以栖居的三维几何空间，具体表现为不同人类群体栖居地的一定地域划分、层次划分等，它往往作为研究不同人类群体的生存空间的一种直观的区位指标；

第二，资源系统，指人类物质资料的来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包括生物、水文、气候、土壤、矿产等几大类资源，各大类资源中又包括多种具体资源形式；

第三，环境系统，指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的非资源化的其他自然要素，如废物聚集等；

第四，关系系统，指生存空间中各种硬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包括各系统内的，如资源系统中生物资源与土壤资源的关系，也包括系统间的，如环境系统与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与物理空间系统的相互关系等。

这一模型意在显示,人类生存空间是物理空间、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及其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函数,它表示的是人类有效占据极限空间的既有部分。而所谓“极限空间”,则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一个最大生存空间,它是在人类的智力水平下使物理空间、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等都达到一种最大开展状态,同时相互关系达到一种最适状态时的生存空间大小,人类的全部努力就是使生存空间尽量去接近这个极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