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声音变迁中的文化空间

声音的接收依赖于听觉,因此,声音的空间特性也便决定了听觉的空间特性。由于耳朵是开放的、发散的,因此麦克卢汉眼中的听觉空间是有机的、流动的,并通过电子媒介的放大、加工、复制、扩散与现代文化空间相互交融,这也成为我们对听觉进行文化解读的绝佳注脚。当代法国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通过研究表明：“历史性与社会性不是游离于听觉本体之外的外壳,而是听觉变迁的内在原因,因为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的,包括声音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声音的内容和听觉的主体。”^[11]

人类传播的历史表明,是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造就了信息,而大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激发了传播活动,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传播活动和传播媒介的进化发展,反过来,传播活动和传播媒介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一个时代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文化和精神世界。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12]来定义听觉文化：一方面是我们要把听觉作为文化调整的媒介,确确实实要把它当作一个新文化中的主导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限制在现存的文化内部,来改善听觉的条件,后者对于一个事实上剥夺听觉权利、听觉衰退的文明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可见,所谓听觉文化,不仅包含了声音本身,而且关注了声音与社会、声音与人的关系。

在现代听觉空间的变迁中,广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举足轻重的。诞生之初,它更多作为一种通信工具而存在,声音可以不受天气影响、不受时间限制地实现长距离通信；战争来临,广播声音传播的快捷性、声音号召的感染力、听觉接收的浸入感等优势又分别在重要信息传递、战时动员演说及类似“炉边谈话”的传播活动中得以充分发挥；当真正的广播业建立起来,报纸开始与其展开“对战”时,广播又凭借其与新闻报道规律不谋而合的天然优势在新闻报道领域大放异彩；电视诞生后,广播则在其冲击之下开发出更多娱乐功能,并将声音从客厅转移到车厢。广播的整个发展史,便是一直在尝试采用不同的听觉手段实现现代社会的“重新部落化”。如今,媒介融合为广播带来了更多的声音接收终端,现代人对听觉空间的需求更加私密化且更具流动性,“现代社会的听觉空间变成了越来越复杂的交互式结构,它一方面一如既往地服务于个体所需要的自我身份塑造辨识,另一方面不断以虚拟的和实际的方式重塑听觉社区,使个体经历着比传统听觉社区更复杂的选择和更多重的身份”^[13]。在广播与新媒体、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背景下,听众在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和心态收听广播？声音符号应如何予以更好地解读和阐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声音与社会、声音与人以及听与被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些都将值得广播媒体深入探索。

新技术总是为人们带来惊喜,然而并非所有与新技术的嫁接都能带来生命力,无论对广播媒体还是对其他任何媒体来说,能够保证其长久生存下去的关键还在于人,即是否满足了人的需求。“只听不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自然的、‘前科技’的人类传播模式,然而只看不听则不然……广播存活下来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正是由于它从最开始就满足、接近、涉及一个基本的人类传播模式。”^[14]声音之于广播,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只要有人类的听觉需求在,广播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而媒介融合时代广播媒体若想拓展自身生存空间,自然也应当以声音这一本质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