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和媒介文化的双重变迁
在对媒介生存空间的所有探索中,我们最应把握的一条重点是：它是动态发展着的。也正是媒介生存空间的这种可变性才使得当某种媒介面临竞争对手时,我们对其生存空间的维护、拓展、迁移甚至重塑等种种手段具备了可行性。前文的分析已经使我们明确：媒介生存空间是由一种媒介的物理空间、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关系系统相互作用而建构出来的,那么理论上说,要想调整媒介的生存空间,只要相应地去调整这些子系统中的各要素就可以了。而事实上,正如考察人类生存空间时不能忽略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一样,即便是再全面、完善的框架模型,也未必能涵盖与社会、与人紧密相连的媒介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去纠结某篇报道的策划、某档节目的编排等细枝末节,而置像媒介自身的发展规律、媒介与人的关系这种大线索于不顾,则未免显得避重就轻了。
如果抛开某种特定的媒介,站在媒介生存史的高度俯瞰,可以发现,在我们所构建的模型之外,对媒介生存空间同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便是媒介技术。需注意的是,这里的“媒介技术”并非如云技术、大数据技术一类单项技术——这些完全可以涵盖在资源系统的技术资源子项中——而是指贯穿于整个媒介形态更替的媒介技术链条。不甚严谨地概括,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媒介技术的进步史。人类的信息需求在社会的点滴发展中逐渐变大,由此,传受双方的时空关系就必须据此不断调整,而每一种媒介的兴起与普及,都离不开各具针对性的技术的支撑,这对于媒介初始生存空间的开拓具有深远和决定性的意义。表1-1 概略性地描述了媒介技术的演进对媒介生存空间的影响。
表1-1 媒介技术的演进与媒介生存空间变迁概览
续表
从表1-1 可以看出,从一项简单的技术发现或发明到一种媒介、一个行业、一种传播方式的诞生,技术对媒介生存空间的塑造无疑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但是,鉴于技术更新、迭代、升级的飞速与迅猛,这种塑造也只是停留在初始阶段。例如,电子技术塑造了广播的生存空间,但之后,网络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流媒体技术等逐渐取代电子技术成为传媒界的主流技术,此时尽管广播依然同与新技术协同兴起的新媒体共存,其生存空间却已不再是早先只有电子技术时所占据的部分,而是要相应发生迁移,媒介生存空间的研究要关注的便应当是这种迁移何时会发生、如何迁移、迁移到哪里去,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有关物理空间、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关系系统的解释路径外,媒介技术史便是一条重要线索。
在媒介技术之外,媒介文化提供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人类的文明进步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化的发展演化史。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从结绳记事到创造文字,人类在从野蛮步入文明、从蒙昧走向觉醒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着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通过文化将自身与周遭世界区别开来。文化与人共生共长,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特性,人也在人文相长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并完善起自己的本质内涵及类属,不懈地进行着文化创造。
在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拓展和延伸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便是媒介。无论是传播方式上从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网络文化的过渡,还是受众本位下由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嬗变,媒介的发展变迁与人类文明的演进相互渗透,文化的流变、更迭也始终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携手共进,文化的传播与传播的文化不断递进、叠加,共同构筑起人们日常生活及意识形态的图式和景观。
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仅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指引,也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着最基本的依据。媒介与文化的“联姻”自20世纪中期电子媒介引发文化形态和产业变局便已起步。以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媒介看作文化生产的机器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视大众媒介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大众传媒在文化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媒介文化也开始被当作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种新兴文化形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种媒介可以创造、引领一种媒介文化,而形成之后的媒介文化也可以对此前或后继的媒介产生影响。与媒介技术不同,媒介文化对媒介生存空间的塑造是修缮、拓展式的,也就是说,往往是先有了某种媒介技术,催生出特定媒介,才形成了某种媒介文化,然后这种媒介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媒介的生存空间,而且,这种影响作用力的施加往往在出现时间更早的一种媒介上更加明显。例如,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出微博、微信这类移动社交新媒体,由此形成社交媒体文化,社交媒体文化重参与、互动、分享的特征又反过来影响到早于微博、微信出现的广播媒体,使广播媒体开始转战具有社交分享、用户自制等功能的移动音频App,从而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