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境关系学说中的“环境决定论”
从学科渊源上追溯,“生存空间”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的动物性生活,学会使用工具,并逐渐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而从人类的主体意识产生到更为高级的文明到来之前,他最容易关注的便是自身所处的周遭世界,与自然环境有关的问题是原始人思考的起点,“人与许多其他动物认定地球表面某一个地段作为他的生存空间；并且,和其他动物一样,他对别人的生存空间内的草可能长得更绿些会觉得羡慕；好奇心驱使他去探究他所看到的远处山丘以外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1]。因此,对环境的思考构成了人类哲学思维的第一步,这也间接促使“人—境关系”成为地理学研究由史至今的重大主题。
在“人—境关系”的视角下,自然环境与人文世界是严格区分开来的,而地理学所研究的,便是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在对“人—境关系”的种种探索中,“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种思想。它倾向于从地理环境中去寻求人的面貌、体质及各种行为,认为文化甚至社会的差异都是地理环境的不同使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同,人们对世界与环境的认识也就存在着差异,环境决定论的表现也因此多种多样。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系统论述。管仲及其弟子所撰《管子》一书中就详细列述过齐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齐晋之水、燕之水、宋之水的不同造成的各地人民性格、善恶和精神面貌的不同。与此类似的,还有《礼记》中关于水文决定论的记载、《大戴礼》中关于土壤决定论的记载、《周礼》中关于地形决定论的记载,等等。
西方的环境决定论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从罗马时代即被尊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中通过其游历及地理考察经历探讨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提出“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2],将地理概念看作“历史的仆从”,主张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
另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学科视角给予了环境决定论自己的解释。首创医学地理学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其《论空气、水和地方》一书中提出气候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人的身体条件、精神状态、性格等差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受其思想影响,进一步指出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及精神面貌差异,正是由于其身处的纬度即气候条件的不同。与他们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赫卡泰(Hecataeus）、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波里比阿(Polybius）、庞蓬尼·麦拉(Pomponuis Mela）、托勒密(Ptolemy）等,他们大多都赞同将地球划分为不同的居住地带,并认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可居住地带在政治、历史中有更大的重要性。柏拉图(Plato）则是“海洋决定论”的拥趸,认为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的、虚伪的性格。这就使得不仅在他们的市民之间,而且在他们与别人交往时变得不可信和敌对”[3]。
中世纪之后,环境决定论又有了新的发展。艾伯塔斯(Albertus Magnus）将星占学与环境决定论相结合,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在看到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同时,也承认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作用。15世纪之后,欧洲探险活动的增多以及地理大发现的鼓励,使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再次成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热衷于争论的话题,而环境决定论也有了更多来自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解释。
近代以来,孟德斯鸠(Montesuquieu）作为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精神面貌以及法律性质、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此后,地理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日益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许多学者都从各种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弘扬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如黑格尔(Georg Wilhelma Friedrich Hegel）专门在其《历史哲学》中展开“历史的地理基础”研究,超越生理和心理层面,认为地理环境是通过生产力尤其是通过社会组织对人产生着影响；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明确指出“社会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4]；巴克尔(Henry Thomas Barke）坚信气候制约政治行为的重要性；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则认为“气候不仅决定健康水平、活动、粮食生产水平以及其他资源可能获得的程度,还决定各国人民的迁徙及种族遍婚”[5]。此外,哈兴额的《历史之地理基础》、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地理概述”章等也都阐述了类似的思想。
尽管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许多思想尤其是自然环境对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略显“粗暴”,但应当承认的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环境决定论确与人地关系协调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它也是过去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朴素“联系观”的体现,最为可贵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环境的、地理的因素去审视事物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