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颇利农场经营中的几度改革
除了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姆颇利农场在经营中也遭遇了诸多难题。在农场经营过程中，中国和毛塔方面在经营理念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中国农业专家撤出农场前，中国农业专家能够主导农场的运营，但当中国农业专家撤离后，农场经营理念上的偏差便很快影响了农场的经营。1972年农场竣工移交给毛塔方面管理时，农场稻田总面积642公顷，农场的生产资料充足，土壤肥沃，制度严明，农场经营很快步入正轨，单产稳定在4吨/公顷以上，是毛塔粮食市场上的重要生力军。[32]农场建设完成且生产稳定后，根据双方合同，中方将农场交给毛方自主经营。
然而，在毛塔自主管理农场后不久，农场便因管理水平严重下降而出现了粮食生产严重减产的问题，导致生产难以为继。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农场的日常管理中，中国专家追求产量而不过多估算成本和拘泥于程序，但毛方管理人员不同，他们严格遵循先预算后开支的财务原则。经营农场需要进行详细的经费开支预算，从购买种子、肥料、农药到购买农机零配件、雇劳力、抽水等日常农事都要事先书面报告，待批准后才能在预算的限额内实施。因此，出现了农场需要与农场管理之间的明显断层，农场管理观念的偏差严重制约了农场发展的步伐。第二，中国专家撤走后，农场的机械设备逐渐老化，毛方的维护和管理无法跟上。姆颇利农场是一个机械化农场，水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施行大机器作业，但是，在毛方接管农场时，农场农业机械维护方面的本土专家并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当农机出现故障时，无论故障大小，本土的农业专家都无法自主排除，大量农机只好停止工作堆放在原地。很多机械因常年停止运转又无专人日常维护，在高温酷热中快速氧化、老化甚至损毁。第三，因农业经验不足，农场管理人员没有能力自主应对随时可能来临的自然灾害和突发情况，如降雨量的减少和病虫害等，最终导致农场运营日益艰难，难以为继。[33]以上农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让毛方管理人员应接不暇，无力解决和应对，农场出现了粮食产量的逐年下降、粮食种植面积的逐年减小等问题，随即开始出现严重亏损迹象。
毛塔政府强烈呼吁和请求中国农业专家重新回到毛塔，帮助毛塔维护和巩固姆颇利农场的援助成果。为响应毛塔方面的急切请求，中国方面积极回应。中国专家以参与管理，而非此前的协助管理的模式，重新进驻农场，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再次投入必要的资金和物资来配合农场的改革复兴，以解农场的燃眉之急。1981年，在中国农业专家的精心管理和维护下，姆颇利农场成功实现扭亏为盈，粮食产量再次提升至农场初建时的设计产量。[34]
然而，和其他中国专家参与管理的援助项目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这种援助项目的参与管理合作运营模式的弊病很快暴露，再次威胁到农场的生产和经营。中国专家参与管理虽然可以在当时解决某些管理中的问题，但没有能够解决姆颇利农场管理中的痼疾，农场严重连年亏损的局面再次出现。在管理合作中，虽然中国专家参与了管理，但是他们“并不具有农场的决策权，无法改变农场的资金管理体制，无法在短期内提高农场技术工人的技术素质，更无法更新改造农场老化的机械设备等，这个高度机械化的国营农场与当地较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严重不相适应，农场的衰落无法避免”[35]。最终，中国专家虽然通过参与管理的方式让农场起死回生，却没能帮助农场避开毛塔管理人员在决策中的误判和农业决策效率低下的厄运。1985年，农场的“亏损额高达1700万乌吉亚（相当于人民币85万元），不仅吃空了我国提供的生产流动资金贷款，而且固定资产折旧资也所剩无几”[36]。
正当姆颇利农场深陷亏损泥潭中时，中国国内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这给非洲农业援助项目的改革提供了改革的思路和启示，通过再一次全新的改革，姆颇利农场再次获得了生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取得成功，迅速解决了中国农村和农业中最为突出的吃饭问题。在这一经验的启示下，中国专家提出了一个关于姆颇利农场的大胆的改革设想，即将农场的土地全面整治后划为小块，分给当地农户自主经营。正在痛苦中摸索的毛方采纳了中方的建议，与中国方面达成双边协议，将小块土地分配给农户经营。姆颇利农场的这项改革实施情况如下。
第一步，整治农田，这项工作由中国方面提供。中国的农业技术人员全面整治和维修农场的水利灌溉渠道、农业机械器具、农田道路和各项生产生活设施。“按毛政府要求，把农田划分成每块不超过0.8公顷的田块；装修涵管、清淤加固，改善农田的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37](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步，由毛塔方面主持进行土地分配。1987年，经毛方农业部批准，由中方将农场土地由原来每块1公顷，改成每块半公顷，无偿分配给需要土地的农民耕种。[38]“毛方成立的姆颇利农场土地分配委员会负责制定土地分配方案和管理制度。经过分配，当地村庄、学校、部队，以及被精简的农场工人等共700户分得了土地，其中农民所得土地占81.7%，户均得地0.5公顷。”[39]
第三步，由中国方面跟踪管理和提供后续技术服务。土地分配给农民后，中国方面主要负责跟踪管理，并提供农业技术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中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当地农民如何在水稻地里种植水稻，他们主要通过田头指导，试验示范，技术培训及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等方式，全面跟踪农民种植水稻的每一个环节，为他们在种植上提供完善细致的生产技术方面的服务和现场指导。
经过全方位的改革，姆颇利农场成效明显，农场再次起死回生。姆颇利农场的经营发展实践表明，这项改革措施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改革后农场获得了良好而持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8年，农场的经营状况便全面回升，改革带动农场走出了经营亏损的低谷，一个已20多年的老援助项目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1988年，姆颇利农场的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场逐渐走出了经营困境。在农场第二区共有224公顷土地，这里的水稻当年总产量达795.2吨，平均单产为3.55吨/公顷，比上年增长11%。根据这一单产，扣除水费，机械收割费，运输费及种子、肥料购买费（第一年不收费）等开支后，尚有相当于人民币2240.55元的盈余。农场的丰收提高了农场的效益，成功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之前难以收回的排灌、机械、代耕等方面的生产费用均成功收回。[40]
经过此次整治，水利设施重新灵活运转，灌溉系统的排灌能力大幅提高，农田水资源的流失和浪费得到有效治理，水能使用效能全面提高。经过中国专家的维修和更新，各项农机具油耗大幅降低，效能明显提高，节省了农田和农业机械的日常开支。[41]
此次改革还帮助农场改变了经营管理观念，农场职能从农业经营管理向农田服务转变，不仅精简了农场职能和农场人数，减轻了负担，而且活跃了农场管理人员的经营思路，农场还增加了为农场外提供机械等有偿服务。农场场外有偿服务的拓展，为农场附近单位提供了修筑道路、建设水库、修筑地基和装卸货物等社会服务的大型机械，让农场的技术和机械效能充分外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姆颇利农场再一次迅速走出了低谷，在毛塔的土地上迸发出活跃的生机。[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