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遏制中国的铁门上撬开一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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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1952年是个重要年份，因为它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起始年。

这一年的5月15日，北京西郊机场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日本客人。他们是高良富女士，参议员（绿风会）；帆足计，众议员（日本社会党）；宫腰喜助，众议员（改进党）。由于当时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日本政府不允许日本国民访问“共产党中国”，他们是持前往欧洲国家的护照，取道巴黎、哥本哈根，到莫斯科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然后访问中国的。换言之，日本这三位国会议员是冲破日本政府不准国民访问“赤色中国”的禁令，来到新中国首都北京的。他们是战后日本人访问新中国的开路先锋，是首先推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的日方人士。

那时，我在家乡的大连日侨学校任教，还没有来北京工作，因而无从了解这三位日本客人的情况。后来我调到北京，认识了当时参与接待这批日本客人的孙平化、萧向前等人，才陆续地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和一些细节。

胡同里的小四合院

先说外宾到京后的住宿。

现在，北京的高级饭店和宾馆早已今非昔比，不仅档次高、整洁、舒适，而且分布在市内各个繁华地段，但那时全北京专供接待外宾用的高级饭店却只有一家——北京饭店的中间那座楼。由于北京饭店床位有限，无法安排高良富等人入住，因此，他们被安排住进了西城区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一座小四合院里的正房和西厢房。当时还请了一位热心而高明的厨师，换着花样，为客人安排一日三餐。据说，客人很满意，称赞大师傅的“水晶猪蹄”做得尤其好，味美可口。由于宾主同住一个院，过着家庭式的生活，人们就打趣说，这是跟日本朋友一道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

孙平化讲话一向风趣幽默，爱开玩笑，也许是自谦吧，他曾向我讲过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小插曲。他说，战前他虽然学过日语，但日本战败后一直未用，感到生疏，没有把握，当伊尔14小飞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后，他便登机，在舱内用了本来就不怎么好而又多年未用的日语向客人寒暄了几句，客人反映：“此人讲的日语，我们听不懂！”

不过，同去接机的冀朝鼎，不愧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表达：“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客人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客人此次来中国，除通过参观访问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外，主要目的是谈贸易——签订中日之间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深入了解一下这三位日本客人的身世。

高良富，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任日本女子大学等学校的教授。1932年1月曾来上海，经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鲁迅日记》1932年1月12日载：“夜同广平往内山君寓晚饭，同坐又有高良富子夫人。”她向鲁迅求过字。《鲁迅日记》1932年1月23日载：“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句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这首诗写于淞沪之战的前六天，当时中国正处于空前的危机中。诗的寓意是：中国在白色恐怖下，寒气凛冽，千里冰封，人民惨遭杀戮，血沃中原，但大地上到处依然是茁壮的劲草，盛开着灿烂的春花，而旧的统治者已露出腐朽病败的征兆，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高良富曾从事过反战和争取和平的运动。战后当选参议员，从事国际和平、妇女和文教等方面的活动，而且与印度圣雄甘地、大诗人泰戈尔结识，是一位善操英语的社会活动家。

帆足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曾任经济同友会干事、商工省参议、日本产业协议会专务理事兼事务局长。1947年参加绿风会，同年当选参议员。1950年加入民主党。1952年加入社会党，同年当选众议员。

宫腰喜助毕业于日本大学经济学院。1945年曾参加创立日本协同党，历任税理士、国民协同党副干事长。1947年至1952年当选众议员。来华时，他是日本改进党国会议员。

周总理运筹帷幄

高良富等三人之所以在1952年春赴莫斯科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并访问中国，是与周恩来总理请示毛主席后，精心筹划布置，并由廖承志、南汉宸等人具体落实、安排分不开的。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20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很多国家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使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新生的中国亟须打破“封锁”和“禁运”，扩大影响，恢复和开展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https://www.daowen.com)

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开会，决定在苏联举行一次国际经济会议。这一年的10月，苏联、中国、波兰、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印度、黎巴嫩等21国经济界人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国际经济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指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冀朝鼎出席了1951年10月及以后召开的历次筹备会议。

南汉宸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筹备会回国后，与廖承志谈了会议的进展情况，说1952年4月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将不讨论“世界陷于分裂的政治问题”，专门探讨“恢复与发展各国间的各种经济关系的可能性”，而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怎样，也不管与会人员的政治见解如何。不过，筹备会议没有日本代表参加，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与日本》一书介绍，廖承志听了南汉宸的叙述后，建议由他向日本经济界实力人物发出邀请，说明要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并作为中国的发起人之一，表示希望日本能派代表出席莫斯科会议，与各国代表共聚一堂讨论如何发展贸易，届时商讨中日之间的贸易问题，以打开中日民间交往渠道。南汉宸极为赞成，便向周恩来总理请示。

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召见即将前往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雷任民面授机宜。南汉宸作为会议发起人之一，于1951年12月8日向日本大阪商船公司顾问村田省藏等十位日本著名人士发出邀请，希望日本经济界人士、政治家和学者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各国工商界人士共聚一堂，讨论发展国际贸易问题。他还报请中央批准，成立了开展国际民间贸易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担负起落实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责任。

据传，中国发出邀请后，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全文刊登了中国的邀请信，日本政界、经济界的一些名人著文表示积极响应。石桥湛山、村田省藏于1952年1月组成了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日本各界著名人士踊跃参加。

日本政府担心美国进行阻挠

进入2月，大山郁夫、帆足计、宫腰喜助等19人向日本外务省申请办理前往莫斯科的护照，但外务省对美国的态度顾虑重重，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加以阻挠。因日本当局公然拒绝而形成的谴责当局无理行径的社会舆论，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4月3日开幕、12日闭幕，有四十九个国家的四百七十多人参加。高良富由于早就持有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签证，才得以成行，但她到达莫斯科时，会议都快要结束了。据传，日本首相吉田茂获悉高良富不听日本政府的“劝阻”，擅自访苏出席会议，大发雷霆。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二人则是在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假借“考察丹麦奶酪”为名，申请出国护照，并向外务省出具了“不去莫斯科”的“保证书”，才得以启程的。由于他们在途中耽搁了太久，4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会议早已闭幕。但是，根据周总理的安排，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雷任民会后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接待了日本代表。

雷任民跟高良富等三人在莫斯科就恢复中日贸易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然而是开拓性的商谈。接着，这三位日本客人受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于5月7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北京。

1952年5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见廖承志，说中央已经明确由廖承志负责有关日本的工作，并把接待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客人的任务，交给了廖承志和他的“日本小组”。

战后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廖承志与南汉宸研究决定，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谈判，中方由冀朝鼎、倪蔚庭主谈，孙平化、萧向前负责接待工作。

谈判一上来就遇到了困难。日本是由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规定，所谓的“战略物资”、重要商品、技术设备等严禁向“共产党国家”出口。除“巴统”外，还有一个专门限制对华出口的委员会，两者加在一起，规定有四百项技术产品不准向中国出口。这就大大限制了中日正常贸易的开展。日方表示对这一障碍无能为力，只能在“禁运”范围外提出一个分为甲、乙、丙三类的极为普通的商品货单，主要是农业机械等一般商品，没有我们需要的短缺产品。当时中国的经济处于恢复阶段，也只能出口一些矿产品、农产品以及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据当事者回忆，谈判虽然缓慢，但总的气氛是友好融洽的。双方都珍惜这个难能可贵的第一次交往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微细的联系渠道。每当谈判遇到困难，谈不下去时，冀朝鼎就找高良富，双方用流利的英语交换意见，彼此很容易沟通，找到共同语言，难题也一个一个被突破。

在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得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行动起来。5月22日，日本各界代表二百余人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集会，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并向在北京的三位议员发电，希望他们与中方缔结贸易协定。

在谈判过程中，廖承志征求南汉宸和冀朝鼎的意见，并达成如下共识：“这次谈判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和发展贸易。由于我们同日本代表已变成友人关系，应该从大局出发考虑事情。”廖承志还向周总理建议，同意日方代表提出的从可能成交的商品交换开始的意见，同时我们还要向日方表示：生产资料确确实实是和平物资，希望日方代表为这些物资能向中国出口尽最大努力。

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双方终于达成了战后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协议规定，双方的贸易额往来各六千万英镑。

“终于战战兢兢地从木桥上渡过了溪流峡谷”

签字仪式的地点，选在西交民巷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厅。这里，解放前曾是一家私人银行的建筑。1952年6月1日，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签字仪式。南汉宸代表中方，日方三位代表分别代表自己所在的三个民间贸易团体在协议上签了字。

中日双方代表热烈握手祝贺。南汉宸、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激动地发表讲话，共祝谈判成功和协议的签订。帆足计掏出他写的一首诗，交给廖承志，题目是《谁也阻挡不了春天的来临》。诗写得颇有感情，诗中说这是三位拓荒者的信念，也是他们的共同期望，今天通过双方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帆足计感慨地说：

“我们三个人终于战战兢兢地从木桥上渡过了溪流峡谷。”

廖承志称赞高良富等三位客人毅然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应邀访华，堪称开拓中日航道的先行者，又说他们是第一批不怕犯法，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廖承志认为，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所开列的向中国出口的甲、乙类物资，基本上都在美国对中国的“禁运货单”上，这撬开了美国封锁、遏制中国铁门的一道缝，而且在被美国军事占领的日本打开了“封锁、禁运”的缺口，堪称带有政治意义的协议，或者说是一个开启“二战”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活动的协议，它不仅拓宽了中日贸易的道路，而且也开辟了中日友好的道路，在战后中日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

高良富等三人回到日本时，简直就像凯旋将军，受到成千上万日本普通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到处做访华报告，给战后日本带去了被封闭的新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他们回国后，日本政府的态度如何？起初，日本当局声称要给高良富等三人处罚，指责他们“违反签证法”“胆大妄为”“让共产党中国‘洗了脑’”，扬言要给他们“法律追究”。但俗话说“雷声大，雨点小”，迫于社会压力，加之舆论与群众的配合斗争和支援，日本当局既没有“追究”，也没有“处罚”，最后不了了之——日本外务省和通产省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在战后中日关系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和周总理胸有成竹，运筹帷幄，廖承志站在第一线，努力贯彻执行——一句话，中央领导以巨大的魄力和勇气，抓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召开以及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三件大事。这三件事，打开了新中国对日关系的局面，应当说，这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