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和式基辛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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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治力量相继组团访华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日本，你会强烈地感到围绕着中日关系，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纷纷亮相，努力发挥自己的影响。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民党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于1970年4月携藤山爱一郎等十二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是松村战后第五次访华。他前四次访华中的三次，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我曾担任过翻译。松村坚信中日关系正常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周总理在会见松村一行时，严厉批判佐藤政府复活军国主义、推行反华政策，指出中日关系“仇恨宜解不宜结”。

这一阶段，日本在野党——社会党、公明党以及民社党，也为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公明党的情况。

公明党早期的对华态度

日本公明党派团访华，是1971年6月的事。

公明党的母体是号称拥有一千万户会员的创价学会，它是战后新兴的政党，开始时只在参议院中有为数不多的议员，但到了1967年大选时，就有了自己的众议员，而且其力量发展得很快。

据当时在日本的观察，在中国问题上公明党的主张和它所持的态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初期，公明党在工作方针中尽管主张中日两国应当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还不能明确地提出“一个中国”的主张。到了1971年公明党参加参议院选举时，在《重点政策》中明确提出了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认为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样，对于公明党来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日蒋条约”。到了这一年的6月8日，竹入委员长正式表示，公明党主张废除“日蒋条约”。

此前，1971年3月，公明党领导人通过来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王晓云——当时在日本掀起了“王晓云旋风”——表示希望派团访华。就在公明党公布它主张废除“日蒋条约”的翌日——6月9日，竹入收到了中方的邀请电。尽管当时日本参议院的选举战已经开始，但竹入仍亲自率团访问了中国。从当时日方的报道来看，会谈持续了将近十天，双方谈得很艰苦。虽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双方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复活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较大。

周总理打开僵局

就在双方会谈陷入僵持状态时，周总理于6月28日会见了竹入委员长率领的代表团。据《读卖新闻》1971年6月30日报道，周总理在会见竹入等人时说：“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你们是公明党，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不能因为双方的原则和立场不同，就妨碍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但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必须指出存在的危险性。”周总理还从日方代表团在会谈中表述的关于打开中日关系的主张里，归纳出五项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是侵略行为，美国必须撤出它的全部武装力量。五、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机构，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内的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公明党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没有异议。双方会谈从此迅速取得进展，对于“复活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存在分歧的问题，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采取并列双方主张的形式写进“共同声明”，达成了协议，并于7月2日公之于世。

古川万太郎在《日中战后关系史》一书中说，中国方面和日本公明党发表的这一“共同声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过备忘录贸易公报、中国与社会党的共同声明，直到这一次中国与公明党发表共同声明，完全明确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条件。换言之，通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各种交流，在日中双方之间用积累方式形成的恢复日中邦交的共同纲领，在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前，集中到了一点，即以‘废除日蒋条约’为支柱的形式，结出了果实。”

9月，公明党在东京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发现，公明党吸收了这次访华的成果，工作方针有了重要变化，它决定根据上述五项原则开展日中复交运动，在国会内外，同其他政党和团体开展联合斗争。这对于公明党来说，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从此，公明党的活动具有了群众性。

竹入义胜被刺

就在这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竹入义胜委员长从大会会场返回东京信浓町的公明党总部后，刚下汽车，就在许多保镖的眼皮下遭到潜伏着的一名暴徒刺杀。竹入的肠子被切断，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这是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知道的。这一事件，使我们立刻想到十几年前浅沼稻次郎被日本右翼分子行刺的情况。日本警察当局看来有意缩小事态的严重性，对外公布说：“这是精神状态和日常行动都异常的、对创价学会抱有反感的青年犯下的一种发作性的罪行。”中国记者团当即派《北京日报》记者王泰平到医院去慰问了竹入义胜。

不消说，日本各个在野党和有识之士的上述这些努力，都对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和中日复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时，凡是重要代表团访华以及围绕中日关系的动态和反应，我们作为驻日记者都密切注意、细心跟踪，并选其要者，及时写成消息或参考消息，报回总社。那一段时间，为了接送代表团和参加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及时掌握和了解新情况，不知跑了多少次羽田机场。

进入1972年后，这一方面的活动显得更加频繁。日本工会和农民、青年、妇女、旧军人以及各种友好团体相继派团访华。政界的著名人士，如上述的藤山爱一郎、社会党的冈田春夫、自民党顾问三木武夫也纷纷访问中国。他们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2年，从在野党方面来说，有两件事要特别提到。一件是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的访华，另一件是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公明党代表团的再度访华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佐佐木更三要求田中打保票

先谈佐佐木更三的访华。在佐佐木决定访华时，田中内阁已经成立。而这时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也已表示，如果田中内阁承认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那么社会党将予以支持，表明在改善中日关系上要推进超党派外交。佐佐木更三想，既然他本人赶上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访华机会，就应当了解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真正底牌，以便在中日两国首脑中间斡旋。据当时透露出来的情况，佐佐木启程前会见田中角荣时，问他究竟打算怎样对待复交三原则，特别是怎样对待废除“日蒋条约”问题，因为这是核心的核心。田中回答说：“接受这些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处理台湾问题，有绝对的把握。我承认复交三原则。”佐佐木不放心，又叮问一句：“如果周总理问到，可否这样回答？”田中斩钉截铁地说：“我说话算数。”

佐佐木更三到北京后，周总理会见了他两次。他向周总理介绍了田中跟他谈话的内容，并保证说：“如果是田中搞，我可以打保票。”周总理当即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并说田中首相来华时可以直飞北京。关于这一点，田中首相7月22日在听取佐佐木更三介绍访华情况时在场的田中秘书早坂茂三留下的记录是这样写的：“周总理问我（指佐佐木）：‘田中首相是否可以信赖？’于是，我说田中虽然是岸信介、池田和佐藤三代内阁的重要阁僚，但他现在是田中、大平联合军的头头。田中现年五十四岁，提出的口号是决断与实行，他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不会撒谎。我（指佐佐木）向周总理说，如果田中认真地搞（日中）邦交正常化，我们就协助田中。周总理说，好。周总理还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问中国。’”

据佐佐木更三的同行者透露，周总理在会见的最后还说了如下一段话：

因为社会党没有外交权，当然我们要同有外交权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这一形势的出现，是日本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对于日本人民创造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样的形势，表示感谢和敬意。回去后，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周恩来感谢他们。

佐佐木插话说，我们对周总理给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关照，表示感谢。周总理说：不，不要把这说得太重。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过去的事，不要太纠缠，应当向前看。总之，要以诚相待。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和一亿一千万日本人民的握手，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将来永久的和平友好。

竹入义胜带回中国方案

佐佐木回国后，竹入义胜便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他多次会见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了解他们对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复交三原则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日美关系等问题的见解，并整理出二十几条，于7月25日携公明党政策审议会会长正木良一和副书记长大久保直彦前往中国。竹入在启程前，有一天晚上，秘密地访问了田中首相的私人住宅，再一次确认田中本人和大平是否会亲自到中国去谈判复交。(https://www.daowen.com)

竹入原想采取秘密方式访华，但怕引起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便改为公开，于7月25日启程。

对于公明党的这次代表团，中国方面给予了从未有过的高度重视。根据中方的周密安排，代表团一到香港，便被用小轿车从机场直接送到深圳，然后转乘专列，到广州。在广州机场等候的一架专机又把他们直接送到北京。上午10时40分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于当天午夜0时20分到达北京，前后只用了十四个小时，在时间上，打破了取道香港前往北京的新纪录。

周总理同公明党代表团总共谈了三次，近二十个小时。竹入向周总理说明了田中和大平的见解，并如实而又坦率地谈了日本政府能办到的事和办不到的事。据正木良一回忆，竹入义胜当时向周总理是这样讲的：

第一，如果是缔结和平条约，就难办。（日本）与台湾地区之间已经有“日蒋条约”，如果再缔结和平条约，外务省和自民党的多数人会顽强地反对。因为这将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据，说明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要强烈反对。因此，希望条约以友好为主，并采取继承的形式，否则不好办。第二，从目前的日美关系来看，田中首相一定会在事前去美国进行商量，以求得美国的谅解。这一点，请中方默认。第三，听说中方不打算要求赔偿，这一点，也希望予以确认。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日美安保条约》问题。如果触及它，自民党内阁就难办了，因此，要求中国不要触及。正木回忆说，此外还提出了十几项要求，包括若干细小的问题。

据透露，周总理听了竹入的想法后，在最后一次会谈时，拿出了一份打好字的联合声明的中方方案，而且上面还有毛泽东看过后的签名。当时，周总理说：“这，已经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然后，周总理念，竹入等人拼命记录。全部记完后，竹入又复述一遍，进行了核对。竹入边记边感到，中方的方案充分地照顾了日方的立场，比较接近日方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方案，估计田中和大平会做出决断。

8月3日，竹入等人回到羽田机场。我们参加了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竹入根本没有涉及上述中方方案的事，只是笼统地说：“中国方面已经就日中复交，完全做好了准备。”

后来，据透露，翌日竹入在首相官邸会见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时，把那份后来被人们称为“竹入笔记”的记录交给了他们二人。田中一目十行地读完，情不自禁地说：“周总理是一位明事理的人。这个方案，可行！”平时沉默寡言的大平外相也对竹入说：“你辛苦了。感谢你，真感谢你！”说罢，拿着那份记录，就直奔外务省。

当时，对于田中首相来说，还有一件要做的事，那就是调整对外关系和自民党内的意见。因此还不能立即公布是否访华以及访华的日期。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很希望尽早知道田中对中方方案的反应。竹入如果用电报或电话联系，又怕走漏了风声。关于这一点，竹入离开北京时，就跟中方约定好，如果田中看了中方草案，下决心访华，就请竹入通过中国驻东京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通知日方“接待单位”：原定访日的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推迟访问，并将此事对外予以公布。当然，“接待单位”不知其中奥秘。其实，这是双方已经约定好了的暗号。

竹入是否是日本的“基辛格”？

应该说，竹入义胜这次访华带来的信息，对田中最后下决心访华以及对后来的中日复交，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日本传说竹入是受田中的委托到中国去的，他扮演的是“和式基辛格”即“日本的基辛格”的角色。当时，我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

事隔二十五年，张香山回忆并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尽管文字稍长，请允许我引用如下：

“在这里还必须谈到的，有两件事，特别是后一件，对田中首相决心访华起着很大的作用。第一件，是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第二件事，是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和式基辛格’来华访问。开始提出派‘和式基辛格’的是公明党的二宫文造。（1972年）5月（按：当时田中角荣尚未出任首相），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在北京同周总理会谈时，二宫问，田中当了首相后希望为恢复日中邦交谈判而访华，中国是不是欢迎？总理说，如果这次实现了，那就表明日本打破了吉田、岸信介、佐藤这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中国，当然欢迎，不会拒绝的，不然就不公道了。周总理还表示如果你们的委员长或副委员长能见到田中先生，可以把我的意见告诉他。总理还说，在日本只有大学毕业的，而且大学还要帝大（东大）的，连早稻田都不行，还有军人，才能当首相。如果田中那样出身的人当首相，也打破了你们官僚政治的老传统。二宫真有本事，当时对总理说，你如果有话要我捎给田中的话，我愿把话传给田中。并且说，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是不是要派一个‘和式基辛格’来中国。总理回答得很妙。总理说，这个事不是我能够替代说的，是由你们日本来决定的。因此，二宫回去后，把这个话传过去了，并说总理欢迎田中访华。周恩来总理确实希望有这样一个‘和式基辛格’来中国，以便事先拟就一个联合声明或公报的草案，等两国总理会面商谈时，就容易达成协议。当时，在自民党内对日中复交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在这种情况下，找一个自民党内的人确有困难，如果说不要这么一个人，由外交机构来搞，那就很难保密。为了防止好事多磨，田中首相就选了一个他信得过的、非自民党的好朋友竹入义胜，而这个人也是中国信得过的。竹入曾提出过恢复日中邦交五原则，他还为日中友好受刺负伤，而且他同田中私人关系是很好的，所以周总理很欢迎这位‘和式基辛格’。竹入来华后，在同周总理的谈话中说，向总理提出了不客气的要求，有些问题是公明党不应该提的。总理回答说，你这次是站在朋友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公明党的立场来讲话的。当然，你也是站在公明党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立场上替田中先生传话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公明党的立场是不矛盾的。总理同竹入进行了三次会谈，在第三次会谈时周总理提出了经过主席批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默契，请竹入转告田中首相，竹入把三条和八项一一记录下来。竹入义胜回国后，于8月4日向田中首相转达了中方对中日复交的态度，并将‘竹入笔记’交给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样，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了解了中方谈判复交的底牌，就决定访华。”（请参阅《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竹入否认他受田中委托传话

在这一段回忆中，张香山明确地说是田中首相选了他信得过的竹入义胜，请他到中国来充当了“和式基辛格”。但是，同样在事隔二十五年之后，竹入义胜本人却做了不同的证言，他第一次公开通过媒体否认他当时是受田中首相的委托到中国去传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纪念中日复交二十五周年，《朝日新闻》记者专门采访了竹入义胜，并将他的谈话加以整理，发表在1997年8月27日的《朝日新闻》上。以下是《朝日新闻》报道的竹入谈话：

周总理边看稿子边开始读日中关系正常化联合声明的中国方案，并说“这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

1972年7月29日在第三次会谈时向我提示的，就是后来被称为“竹入笔记”的内容，即八条条文、三项默契。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完全空白了似的。我想，对这个方案如果田中角荣首相下不了决断，那我就得剖腹了。中国方面看来误认我是首相的特使……

这次访华，是继去年之后的第二次。7月25日由东京启程，当天就安排我们到了北京。这种优厚的待遇是破格的。我深深感到中国方面所寄予的期望。那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仿效美中建交，对于（推进）日中关系来说，也需要“和式基辛格”。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哪里是什么“和式基辛格”？不是那样堂而皇之的角色。我同中国方面所谈的事，完全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保证。（在此之前）我曾在饭店里与大平外相会见过四五次。他始终闪烁其词，说：“我们跟中国之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接触，搜集信息。只要你到中国去，就会知道了。”无奈，我在访华的前两天晚上，去了（东京）目白的田中家。田中与半个月前刚当首相时比，态度已令人惊讶地变得慎重起来。

田中说：“竹入君，我现在既没有时间去考虑日中问题，也不想现在就搞。（党内的）台湾派很强，如果现在着手搞日中问题，首相的乌纱帽就得摘掉。田中内阁才刚刚成立，那是做不到的。”

“那么，请你写一句话，说竹入是我的好朋友。”

“那也不行。”

看来，他怕被中国方面理解为我是田中的代理。

从田中家出来后，我跟正木联系。商量的结果，我们认为如果不带着日方的想法去中国，就毫无意义。最后决定不管怎样，自己动手写出个方案来。我们写了二十来项，什么继承“日蒋条约”、容忍《日美安保条约》等等。由于那些主张都只是从日本方面考虑的，太任性，所以正木不无担心地说：“这样写，行吗？”到北京后，立即交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方案，就是我们写的那份东西。这个方案跟公明党的主张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自己（向中方）做说明时也感到有抵触。而且担心会不会被中国方面狠狠地批一通。

周总理读的联合声明的方案，表明了中国方面要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坚定决心。关于赔偿问题，在第一次会谈时，我感到没有费劲地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方面表示放弃要求赔偿。我惊讶地顿时感到目眩头晕。我们还商定在联合声明中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在第二次会谈时，周总理还说：“如果美国对（日中关系）正常化有意见，我给美国总统和基辛格打电话。”我的那份笔记经过了如下的程序：我把中国方案记下来，加以整理，然后由中方的翻译人员王效贤女士读了一遍，周总理予以确认。会谈记录，也是跟中国方面进行核对，并加以确认的。

我当时之所以产生了此事要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想法，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支持公明党的母体——创价学会虽然已提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但对我们那一次的访华是强烈反对的，认为没有必要为田中内阁充当马前卒。当时就有人威胁说“也有可能开除你们”。但我们没有理会这一切，就采取了行动。

……回国后，8月4日我到首相官邸去汇报。田中和大平的态度完全变了。大平外相说：“竹入先生，这份中国方案就给我吧。”说罢，就消失了踪影，到了外务省。因为外相在那一瞬间判断“这一方案，可行”。翌日，我跟首相在饭店里再一次见面，请他花费一个多小时把会谈记录看了两遍。

田中问：“会谈中的对话，没错吧？”

我答：“一字一句都没有错。跟中国方面核对过。”

“竹入君，你是个日本人！”

“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是一个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日本人。”

“明白了！我去中国。”

……

田中很快就做出了决断。

……

田中首相访华所进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大致上就是按中方对我提示的方案的延伸方向拍的板。我能够为这一历史性事件充当中介人，使我享受到做一个政治家的幸福感。但是，我对于在没有（日本政府）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扮演了“模拟特使的角色”，至今仍在出冷汗。

周总理逝世以后，我访问中国，见到政协主席邓颖超女士时说：“我无意要欺骗周总理。我当时带去的方案不是田中方案，而是我竹入个人的方案。我表示歉意。”我把这话说完，才从长期负疚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竹入义胜上面所谈的，也许真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想，事情可能就是那样的。但是，竹入的最新谈话发表后，我听到中国方面有人说，事隔二十五年后再出来证明自己没有充当过“和式基辛格”，似无必要。然而，我认为竹入义胜能把事物的本来面貌还原，仍是可取的。尽管竹入说他不是“和式基辛格”，但他在中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的的确确起到了“和式基辛格”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