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总理的几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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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纪录片《日本的钢铁业》

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做对日工作，有机会在工作中多次接触到周恩来总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深受教育，真是一生都受用不完。周恩来总理在外事工作中以及在许多方面给我留下的珍贵回忆，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下午，外办王晓云打来电话，要我去中南海周总理的住所——西花厅。我们在中南海西门见面后，他带我进去。这时我才知道是在西花厅为周总理放映16毫米的日本纪录片《日本的钢铁业》，要我去做翻译。

战后，日本的钢铁生产发展很快。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粗钢产量为五十五万吨，十年后的1955年也只能生产九百四十万吨。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日本新建了八个像君津钢厂那样的大型钢厂，都是年产一千万吨的。这一时期日本钢产量由两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九千三百万吨，十年内翻了两番多。产量提高如此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胆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

1955年我随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时曾参观过历史悠久的八幡钢厂，那时，炼钢还靠平炉。后来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在日本做记者期间多次采访新建的钢厂，深感日本的钢铁工业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是钢铁技术革新，日本成功地引进了氧气顶吹转炉，高炉容量也越来越大，而且从生产到管理，全面使用了电脑，实现了高效率、低消耗、低成本。

日本先进的钢铁工业技术，当时对我国很有参考借鉴价值。周总理要通过影片了解日本钢铁工业的变化和先进技术。

我被安排坐在周总理旁边。由于我事前没有看过这部影片，而且很多钢铁方面的技术用语，对我来说是生疏的，所以翻译起来，不那么如意，因此至今深感内疚。

电影结束后，周总理马上要到另一处参加活动。外面，气温低，稍冷。邓颖超从里屋取来大衣，要总理穿上。总理说：“不用啦。”

但邓颖超执意要总理穿上，总理不再坚持。在西花厅目睹的那温馨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周总理握手时注视了我眼睛”

以礼相待，平等待人，是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风范之一。

我注意到周总理会见外宾，除非万不得已，每次都会提前到达现场等候客人。我曾经在日本常驻过，也到过世界许多其他国家访问，通常的情况是造访的客人要在客厅等待主人。往往要坐上片刻，主人才出现在客人面前。周总理却不是这样。

如果周总理因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也要通过秘书，事前通知接待单位，等总理到达会见地点后，再请外宾来，而绝不让客人等他（除极特殊的例外情况）。客人来到时，他亲自走到门口迎接，并一一握手。周总理同客人握手也很认真，他总是一面握手，一面注视对方的眼睛，从不敷衍了事。这样，就使客人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心里很高兴。有的曾经跟周总理握过手的日本客人，过了很多年后还跟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握手，周总理握手时注视了我眼睛。”

在人民大会堂未建成前，有几次国庆酒会是在北京饭店的西楼大厅举行的。参加酒会的外国客人很多，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入场。尽管客人很多，周总理也总是站在门口，热情地同每一位客人握手。遇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南亚来的客人，便按他们的习惯，行合十礼。对伊斯兰国家的女宾，尊重她们的习俗，点头示意，从不握手。

说到以礼相待，平等待人，有一件事令人难忘。1963年10月，日本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工业展览会。10月5日晚，日本前首相、代表团团长石桥湛山在北京饭店西大厅举行答谢宴会。由于宾主人多，约有一千人，大厅里摆了几十张圆桌，满满当当的，因此那些座位被排在后面的人无法看到前面。

石桥湛山致词后，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做完翻译后，没有想到周总理手持酒杯，转到每一张桌去祝酒。他与日本朋友一一碰杯，有时还跟他们简单地交谈几句。周总理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每一位日本客人都为周总理的热情好客、彬彬有礼而深受感动。当时陪同周总理祝酒的日方事务局局长押川俊夫说：“由于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所以当时心里有点慌。周总理不仅跟我们碰杯，而且还同我们一起唱《东京—北京》，唱完后，还把歌单要去。那个激动人心的情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就在那一天上午，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周总理专程到会场进行参观。周总理的到来，引起了一群日本记者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靠近总理，提出问题，直接进行采访。保安人员考虑到总理的安全，不希望记者随便接近总理。在日本记者中有一位女记者，鼓足勇气，凑上来，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满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不会理睬。谁知周总理很有礼貌地仔细地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周总理回答问题时，其他日本记者也围了上来，他们对于能直接采访周总理而感到特别高兴。

参观结束以后，日本事务局的朋友拿来一本留言簿，请求周总理在上面题词。周总理很有礼貌地说，我回去以后题，题好后，派人送来。周总理题好字后，果然在第二天派人送给了日方。周总理的题词对日本工业展览会作了全面的评价：

我认为，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的开幕获得了成功。这个展览会表明日本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水平最近几年来有了不少提高。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工业展览会的开幕，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将做出贡献。

围绕着松村谦三访华，也有几件事表明周总理在外事场合，是多么的注意礼节。

记得松村谦三率团第一次访华，是在1959年10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松村谦三一行后，亲自陪同他参观了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我在做翻译的过程中深感周总理非常细心，他不时地提醒我照顾好上了年纪的松村老先生。例如，上下楼梯时，关照我要扶好松村不要使他摔倒。

松村谦三第五次访华，亦即他最后一次访华，是在1970年的3、4月间。当时松村谦三已八十七岁高龄，思维能力远不如从前，与别人谈话时，常常是答非所问，有时则语无伦次，不知所云。4月19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松村一行。我正好因为休假，从东京的新华社分社回到北京，参加了那一次的接待工作。会见开始不久，松村突如其来地讲了一番话，不仅文不对题，而且不知所云。当时在座的日本朋友真是为松村老先生捏了一把汗，中日双方人士都不知总理会作何反应。然而，出乎意料，周总理完全体谅松村老先生，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神态自若地继续自己的谈话。

会见结束后，总理又亲自搀扶着松村谦三，把他送到福建厅外。周总理这一宽宏大量、礼貌待人的态度，使在场的众多日本客人大受感动。

“我们已经不能再见到他了”

就在松村谦三最后一次访华时，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周总理是多么的礼貌周到和缜密细致。

松村谦三那次来访，带来了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大报《朝日新闻》的社长广冈知男。广冈社长的目的是要单独采访周总理，以便在《朝日新闻》上刊登独家新闻。

从代表团一行3月下旬抵达北京到4月19日周总理决定会见全团为止，一直未能安排单独会见广冈社长。《朝日新闻》社为此事非常着急，曾通过该社常驻北京记者秋冈家荣向我透露说，《朝日新闻》社对周总理单独会见广冈社长非常重视，尽管在广冈社长访华期间该社社主上野先生逝世了，但仍决定广冈社长不回日本。我及时地把这一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反映，但《朝日新闻》要求的单独会见始终未能安排上。

这样，广冈社长只能随全团接受周总理的会见。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次会见开始不久，周总理在谈话中特意提到广冈先生。周总理非常自然而又亲切地把目光转向广冈社长说，今天在座的有《朝日新闻》社的广冈社长，我的谈话，同时也是对你的谈话。显然，这是周总理对广冈知男表示的特别关照。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终结。

又过了一年半——1971年10月28日，周总理在北京接受了由当时的《朝日新闻》社编辑局局长后藤基夫率领的记者组的单独采访。那时，我还在东京做新华社常驻记者，我在《朝日新闻》上看到了周总理回答该社记者组提问的独家新闻。(https://www.daowen.com)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周总理的细致和周到，他把广冈社长前一年访华的事联系了起来。

这一天，周总理一上来就提到广冈社长和松村谦三。周总理说：“贵社的广冈社长去年春天曾跟已故的松村谦三先生一道来访，但我未能跟他单独会见。现在，我是跟代表你们社长广冈先生来访的后藤编辑局长会见，回国后，请向广冈社长转达我的问候。谁都没想到松村先生会逝世，我们已经不能再见到他了。”

事隔二十五年后的1996年12月，我在东京见到《朝日新闻》社顾问中江忠利先生（他在后藤基夫之后，也曾任过该社编辑局长和社长）。他回忆了1971年随后藤编辑局局长访问中国会见周总理时的情景。他说当时正值中国要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夕，也是日中复交的头一年，所以，“那次会见是历史性的。周总理在那次会见时，还特意提到广冈社长和松村谦三先生”。

周总理的礼貌周到、缜密细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既弥补了广冈社长未能单独采访周总理的遗憾，又充分地表达了周总理对广冈社长和《朝日新闻》社的尊重。

“伟大领袖”

1969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往常一样，在北京成立了大会文件的翻译班子。我在参与这项工作时，有幸多次接触到周恩来总理，他的谆谆教导，至今铭记在心。

1968年秋，我由新华社东京分社临时调回国内，在总社东方组工作。1969年3月初，组内负责人通知我参加“九大”文件的翻译班子工作，为此要集中起来。

所谓“集中”，就是为了会前保守住大会文件的秘密，参加翻译文件的人员都要与外界隔绝，不回家，不打电话，不写信，不与亲友接触。我们的文件翻译工作，安排在新华社院内西北角条件较好的住宅楼里；住宿，则安排在新华社的独身宿舍里。各语文组的翻译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单位调集来的。领导上决定，日文组由我和林丽韫负责。

在翻译大会文件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不少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权威的解释，就很难进行翻译。大会筹备处设有专门机构解答翻译中提出的质疑。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为此，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听取翻译班子的汇报，并解答了特别疑难的问题。

记得在大会开幕以前，周总理听取了三次汇报。第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翻译班子的各组都派代表参加。日文组参加的是我。

大厅里的座位，排成口字形。前排是沙发。后排是普通的椅子。我考虑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就自觉地坐在后排的“普通”椅子上。坐定后，大家都注意到前排陈伯达旁边的沙发是空的，没有人坐。这时，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周围，看到几年前曾多次给他做过翻译的我，便指着空沙发说：“日文翻译，到前面来坐。”无疑，周总理认出了我，但一时可能未想起我的名字。

当时，由于翻译班子刚刚搭起来，各组都感到人手不足。因此，这次会议首先集中研究的，自然是继续调进干部的问题。日语组当时急需调进能够润色日文译文的高水平的日本专家。在会上汇报时，我谈了这个要求。

“有合适的人选吗？”周总理问。

我回答：“有一位在外文局工作的日本专家。”

“他叫什么名字？”

“叫川越敏孝。”

“哪几个字？”

我一个字一个字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周总理边听边写。写完，交给我一张纸条，上写着调川越敏孝到翻译班子工作的批示。这实际上就是一次现场办公。周总理体察我们翻译班子的困难，当即解决了日文组的一大难题。

就在这次会上，其他语文组的同志提出了《九大政治报告》中多次涉及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如何翻译的问题。周总理要坐在他身旁的康生来回答。康生操着一口山东腔，不无得意地做了一番“阐述”。

第二次，是在西郊宾馆。听取翻译组汇报的，是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但回答问题的，主要是周总理。

这一次，英文组的同志提的问题比较多。有人问，党章草案中“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中央委员会产生”的“产生”二字怎样理解？是否是“选举产生？”，周总理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当然是通过选举！”其实，英文组提出的这一问题，也是我们日文组和其他语文组碰到的。因为仅从字面上看，由于草案中没有写明“选举产生”，在“文革”的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今后可能不再“选举”，而很可能由上面来指定。周总理的明确回答，解除了大家的误解。

英文组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英文译法。人们知道，惯用的译法是“Mao Tsetong thought”。由于当时人们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有人主张将“毛泽东思想”改称“毛泽东主义”，因此英文组的意见是将“毛泽东思想”的习惯译法改为“MaoZedong Thought”。这就是说，把“思想”由小写的“thought”改为大写的“Thought”。周总理表示同意。

中国人名、地名的英文拼写，当时由于刚刚在中国推行“拉丁化拼音”，因此也出现了新问题。例如，“北京”按以前的韦氏拼法，习惯地写作“Peking”，而现在按“拉丁化拼音”应改为“Beijing”。到底是用韦氏拼法，还是使用“汉语拼音”，当时在国内外很混乱。

英文组同志在会上提出，按韦氏拼法，当时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名字应拼作“Lin Piao”，“周恩来”应拼作“Chou Enlai”。如果按汉语拼音，则应分别拼写为“Lin Biao”“Zhou Enlai”，究竟怎样拼写为好？

周总理听罢，稍加思索后，只对林彪的拼法表了态，说：“就按汉语拼音拼写。”而对自己的名字只字未提。

我当时暗暗地想，如果是别人，一定会对自己名字的拼写法表个态，但周总理没有这样做。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周总理为人谦虚以及他政治上非同一般的成熟度。

第三次，是在钓鱼台。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日文组，除我外，林丽韫也参加了汇报。

我们进屋后，看到周总理已在那里等候。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在场。

看来，江青并不清楚“九大”文件翻译班子以及具体的翻译情况，周总理向江青简要地做了介绍。随后，江青面向翻译班子的同志们突如其来地操着她那独特的尖细声音说了一句：“大胆，谨慎！”这使我顿时想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二〇三首长的台词。说罢，江青吃起服务员专给她送来的山东煎饼来。

由于翻译组各组遇到的疑难问题不一样，所以，其他组提出的问题，往往在日文里不成为问题；而日文组提出的问题，又常常是其他语文组不感兴趣的。

那一天，周总理正好坐在我和林丽韫对面。我和林丽韫商量，把我们的疑难问题提出来，当面直接请示周总理。

当时日文组遇到的问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袖”一词的译法。尽管日语中也有“領袖”一词，但它有“头头”的意思，不甚庄重，因此，在日语中我们一向译作“指導者”。然而，这样一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般的“领导人”，日语也译作“指導者”，两者如果都是“指導者”，就没有区别了。在当时那种极“左”思潮影响下，翻译界也受到感染和影响，选择译词时尽可能地拔高，而且拔得越高越过瘾，所以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伟大领袖”译作“伟大的最高指导者”，即以“最高指导者”区别于一般的“指导者”。

周总理听了我们的意见，略加思考后说：“不要。因为已经有了‘伟大的’，就不要再用‘最高’了。”

这样，“伟大领袖”这一词组的日语翻译，一直到今天都在沿用周总理确定的“偉大な指導者”（伟大的指导者）。

现在想起来，当时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周总理能不为其所左右，始终把握分寸，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