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党派代表团”和“民间渔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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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前后，我国同日本之间的民间往来逐步开展起来，日本代表团冲破种种障碍接踵到中国访问，中国也有少数代表团前去日本。这样，便需要一批口译人员。

今天，我们国家自己的大学已经培养了大批日语人才，但当时的情况与今天不同。并不是说那时懂日语的人凤毛麟角，而是说一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因为“本人有历史问题”，不能被安排做外事工作，更谈不上被重用。而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年轻一代的日语人才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被起用的年轻的口译人员，要么是在解放前虽学过日语，但未在敌伪时期做过事，历史清白或清楚的人，要么是50年代初从日本回国学习或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爱国华侨青年。我大概是属于前者。

我被临时借调做口译

就是这样，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这个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从事笔译的人有时也被接待单位临时借调去做口译。那时，我一心想把分内的笔译工作做好，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兼做口译。

说到口译，起初，我仅做一般性的生活翻译，后来慢慢学着做一点场面上的口译。由于我的本职工作——《人民中国》杂志的翻译工作比较繁忙，所以到了后期，接待单位只是在有重要会见或会谈时，才把我借调出来。

我第一次被借调出来做口译，是1954年。那一年的7月，日本来了个代表团，是由各政党的国会议员组成的，日语叫作“超党派代表团”，总共十六人。他们出席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后，取道苏联前来中国。

那年夏天，北京酷热如煮，窗外不时传来急促的蝉鸣声。

《人民中国》编辑部内一片繁忙。我正在翻译一篇文章，突然接到通知说日本有个代表团要来北京访问，叫我立即去“北极阁饭店”报到，因为客人要入住这个饭店，接待班子也安排在那里。

北极阁饭店我从未听说过。打听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最后，终于在叫“东单三条”的一条小街里找到了。六十多年前的北京，除了中外闻名的“北京饭店”外，就没有一家像样的供外宾居住的宾馆。这“北极阁饭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充其量是一个“无星”（不是“五星”）级的极为普通的招待所，设备非常简陋。

接待班子的负责人是孙平化和萧向前。此前，我与他们不相识。在接待班子里，我是新手，一切的一切对于我都很新鲜。我摸不着北，不安和好奇交织在一起。我暗暗想，没有别的，好好学习吧，向老同志、向周围的同志好好学习，如此而已，别无其他。

在西郊机场的第一场口译

代表团乘坐的飞机预定在北京西郊机场落地。那时，北京还没有“首都国际机场”。接待班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去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中方的最高主人是刘贯一，他代表着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自然，今天要由他来致欢迎词。

那天去机场迎接的翻译人员有四五个。我想，这一场翻译大概早已安排好由别人来做，因为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谁知就在刘贯一站起来要致词的那一刻，萧向前突然对我说：“小刘，你上！”

“天哪！”我毫无思想准备，慌里慌张地站到了刘贯一的身旁。我的心“怦、怦、怦”地跳个不停。我从未做过正式场合的翻译，而且是一场即席讲话。我的精神高度集中，主人说一句，我翻一句。当时根本谈不上“字斟句酌”，听到什么话，往下翻就是了。我一面翻，一面觉得腿在发抖，好像腿肚子的筋转到了前面。浑身冒冷汗，就不必说了。

事后冷静下来，回顾我做的翻译，觉得有好多话可以译得更好，怎么当时就没有想起来？这应了那句俗话：“事后诸葛亮。”不过，萧向前却给我这个口译界的新兵以鼓励，他说：“今天我们发现小刘是个‘人才’啊！”

这个代表团，团长叫松浦周太郎，记得他是北海道出身的议员。团员中有改进党的樱内义雄、中曾根康弘和园田直。由于中曾根康弘和园田直在“二战”结束前曾应征入伍，当过军人，加上当时年轻、干练，人们称他们为“青年将校”“少壮派”。三十多年后，中曾根康弘做了内阁首相，园田直做了福田内阁的外相，樱内义雄曾做过众议院议长。代表团中还有自由党的西村直巳、右派社会党的今澄勇以及松前重义、堂森芳夫等。日共也有一位团员，叫须藤五郎。(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外宾接待，印象自然最为深刻。

中曾根康弘当时是这个团里最年轻也是最为活跃的政治家。在廖承志主持的宴会上，中曾根康弘主动站起来，用他的男低音唱了一首日本名曲《荒城之月》，唱得还蛮有味。记得他在北京访问期间，患了感冒，躺在“北极阁饭店”的房间里休息。我跟接待班子的人一道去看望过他。他很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印象中，中曾根康弘对我国利用、限制、改造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颇感兴趣。在天津、上海，他都注意了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情况，亲自和出席座谈会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交谈，频频提问，探索并了解第一手材料。我想，日本客人第一次访华，印象总是新鲜而深刻的。几十年后，中曾根康弘对这次访问还念念不忘。我亲耳听他说过，那一年夏天他经苏联到了中国，看见北京街头摆摊卖西瓜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感觉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后来他多次来中国，经常谈及1954年的那次访华，而且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说，他也是日中友好的掘井人，是松村谦三的门徒。

日共的那位团员须藤五郎是一位作曲家，担任过宝塚少女歌剧团的音乐指导。须藤平易近人，在乘火车去外地参观途中，有时教我们陪同人员唱日本进步歌曲。人们送给他一个爱称“五线谱”。

这个团来华受到的最高礼遇，是1954年8月3日下午郭沫若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名义会见了他们。同时被会见的，还有日本和平代表团。地点在“和大”的会见厅。陪同会见的有“和大”副主席廖承志、常务委员刘宁一、秘书长刘贯一，还有亚太和会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龟田东伍。

我们正在大厅等待时，郭沫若从容地走进大厅，他的翩翩风度，立刻吸引了我。像这样几乎是零距离地接近郭沫若，对于我还是第一次。

郭沫若听完日方团长的致词后说：最近日本各界人士要求日本立即和我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获得中国人民的理解与重视。目前将中日关系纳入常轨的主要障碍，是日本政府继续追随美国政府而采取敌视六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并公然与台湾地区维持所谓“外交关系”。

在谈到美国的霸权行为时，郭沫若讲了一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郭沫若说：美国派军舰占领中国台湾，说什么是为了美国的安全。请问别国为了自己的安全，把军舰开到你美国的长岛去，可以吗？

此言一出，我觉得真痛快！我想，大厅内的日本客人由于立场各异，每个人的反应也都各有不同吧。

在谈话中，郭沫若指出，中国一向遵循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主张各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他说：这些原则，为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所支持，自然也应该适用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上。

郭沫若在谈话中，还对日本渔民和渔业界由于美国在太平洋试验氢弹所受到的损害表示同情。

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着东海、黄海的捕鱼问题存在着纠纷，郭沫若说，我国有关方面正在就中日间渔业问题加以研究。郭沫若指出，在中日之间正常关系尚未建立的今天，特别是美国正以日本为军事基地并驱使台湾当局不断骚扰我国沿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不在沿海各地提高警惕。郭沫若希望代表团各位先生向日本真正从事渔业的渔民和渔业界说明这种情况。

担任渔业谈判翻译

没有想到，翌年1月份，我就在北京参与了郭沫若在上面提到的中日民间渔业问题谈判的翻译工作。当时跟我一起调去做翻译工作的，还有王效贤和林丽韫等人。

做谈判翻译，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当时，我们集中到崇文区的新侨饭店，举行谈判和起居都在那里。

双方代表团的情况是这样的。中方代表主要来自水产部和水产公司等单位，主谈是杨煜。实际上，谈判是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听说，中国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中方代表团的事务局长是孙平化。赵安博也参加了谈判。日方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村山佐太郎、七田末吉、山崎喜之助。他们代表的是以福冈、下关、长崎为基地的日本近海底拖网渔业公司及协会。日方事务局长是丸龟秀雄，听说他与日本政府的农林水产厅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日方还带了一位翻译，姓安藤。

这次谈判，主要是要解决中日双方渔船在东海、黄海上的捕鱼纠纷和保护渔业资源问题。我们通常说中日两国“隔海相望”，这海，就是指东海和黄海。而那里的大陆架，盛产鱼虾，是世界著名的渔场，所以对日本渔民吸引力很大。中日两国渔民集中在这一渔场作业时，经常发生冲突。日本渔船设备好，捕捞技术先进，在海上横冲直撞，不是刮破技术落后的中国渔船的渔网，就是大量捕捞稚鱼，破坏渔业资源，有时甚至闯进中国的军事禁区，连船带人一起被中方逮捕。另外，双方渔船在海上一旦遇到风暴，即使想到对方港口和海岸避风避难，也缺乏联系方法和措施。一句话，两国渔民在东海、黄海和平捕鱼的局面得不到保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签订渔业协定。按理说，这件事应该由两国政府直接谈，但当时由于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所以就由两国的民间团体——“中国渔业协会”和“日中渔业协议会”出面谈判。不过，彼此心里都明白，双方达成的协议，将牵涉领海和军事禁区，所以都必须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表面看来，是民间谈判，但双方代表团都是由各自的政府做后台的。

谁都知道，谈判牵涉双方利益，难免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再加上渔业是一门专业，翻译起来，难度很大。且不说各种鱼的名字，既有学名又有俗名，常常是日语和汉语对不起来。还有一些专用术语，如“拖船”“底曳网”“延绳钓”等，也闻所未闻，只能“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在谈判中，中方指责日方渔船在海上“横冲直撞”，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的日语词，暂且译作“纵横无尽在海上驰骋”，便应付了过去。后来，日方代表团提出“纵横无尽在海上驰骋”在日语中未必有贬义，建议双方把这个词统一译作“无秩序的”。我们当然表示同意。

由于双方的主张和意见分歧太大，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时而陷入僵局，时而持续进行，形成了马拉松的局面。双方从1955年1月开始一直谈到4月15日才达成协议。最后，在东海、黄海上除军事禁区和渔业资源保护区外，划分了几个渔区，规定了双方渔船进入渔区的数量。双方渔船到对方港口避风避难，也有了明确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次的谈判工作我未能参加到底，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我就离开了。进入3月份不久，我被抽调出去为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做筹备工作。3月下旬，我作为翻译人员随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日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访东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