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率团考察日本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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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找了一个“娃娃”来？

1957年10月，有一天，外文出版局副局长李千峰在办公楼走廊里看到我，对我说：王震同志要访问日本，他要求给他派一个水平高的日语翻译，我们决定派你去。

王震同志之所以托李千峰找翻译，一来是因为李千峰是王震在新疆时的老部下，二来是因为王震知道李当时所在的外文局是一个外语干部集中的地方。我猜想王震一定会认为李千峰能办好这件事。

坐定后，王震就像拉家常似的跟我聊了起来。他问我何时从哪里来北京的？今年多大岁数？学了几年日语？现在工作怎样？我一一做了回答。王震手中握着一支红铅笔，他有时在圆桌上铺的一张白纸上记下几个字。

王震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当时是无从知道的。他只是简要地向我谈了访日的主要任务，并要我再到他任部长的农垦部外事局去报到。

后来，通过访日，彼此熟悉了以后，王震向我讲了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他说：“你一进房间，我一看，心想这个李千峰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水平高的翻译，怎么给我找了一个娃娃来？”

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王震赴日带领的是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包括农林畜牧各口的负责人和农业科技方面的专家、学者。

这位昔日的抗日将领率农业技术代表团访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最后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我想，这跟毛主席重视发展农业，要把中国的粮食生产搞上去的一贯思想是分不开的。王震后来告诉了我决定他访日的过程。他说：“那一年，我从福建修铁路回来，在杭州随便停了一下。当时，王稼祥正陪一个日共代表团在那里。王稼祥跟廖承志交谈，我也在场。他们谈今后要多做日本人民的工作，并且要我去日本。我说，我过去是个军人，行吗？他们说，你过去是军人这一点，日本人都知道。那时，恰巧毛主席也在杭州，他们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派车把我接去。毛主席说，你要去日本，很好。”王震还告诉我，后来，陈云对他说，中国耕地少，人口多，而日本人口多，稻子的产量高，他们有种水稻的经验，单位产量高，可以去，可以学习。

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全团，对这次访日提出了要求。分手时，为了表示送行，周总理同全团每一个人都握了手。我想我是一个小小的翻译，总理大概不会跟我握手。没想到总理一视同仁，走到我跟前，主动伸出了手。我有幸握了总理那柔软的手。总理与代表团秘书陈抗握手时，由于知道他是前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刘芝明的儿子，也知道他是外交部的干部，说：“你去，人家不注意吗？”陈回答：“我作为中国进出口公司的科长去。”总理听了，会意地笑了。

“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大干部”

代表团肩负着考察日本农业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农业的使命于11月10日经香港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我们在日本，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访问了近两个月。

全程陪同代表团活动的日本朋友有四位。一位是日中农业交流协会的田崎末松。他个子矮小，有些秃顶，蛮有活动能力。第二位是日方翻译，名叫高木，是日商公司（后来成为日商岩井公司）的中国科长，汉语说得不错，但他在翻译时从不拿本子记，所以遇到主人讲话太长时，难免要“偷工减料”。第三位是野间清，印象中，他是“上海同文书院”的毕业生，长期侨居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我国农业部工作过，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据说，由于他陪了我们代表团，在日本的地位有了提高，后来成为爱知大学的教授。

第四位是团野信夫。他当时是《朝日新闻》的社论委员。由于他常年从事农业报道，所以不仅熟悉日本的农业情况，而且跟日本政府农林省比较熟，特别是他认识的一位次官在幕后出了不少力。因为那时美国封锁中国，岸信介政府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之间根本没有官方接触。应该说，在这中间团野信夫起了很大的作用。团野对王震团长说，我是资产阶级报纸的一名记者，是请假来陪王先生和代表团的。我是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干部。我对共产主义能理解，但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们这次相见，决定了我的人生。

由于朝夕相处，又由于团野信夫诚挚、热心的帮助，王震和团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团野非常敬重王震团长。团野有一次对王震团长说：“王先生在战争中是一位善战的将军。您的名字很好。王震，是震撼天下的王者。”王震团长也颇有风趣地说：“您的名字也很好。团野，是团结农民。信夫，是可以信赖的大丈夫。”

王震与团野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去。团野常常说：“人的命运是很有趣的。自从我认识王先生以后，学了很多东西。”王震也说：“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们在一起，都讲心里话。我幸运在日本遇到了良师益友，使我了解了很多情况。”

王震访日归来八年后，1965年，团野应中国农学会的邀请，率日本“稻作日本第一”的农民和技术人员来北京访问，当时王震正在住医院。团野提出希望见王老。接待单位考虑到王老的健康，一直不给联系。到了团野要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中国农学会的通知，说今天中午王震在北海公园仿膳宴请他和全团人员。团野到仿膳一看，吃了一惊，王震穿了一身病号的衣服。王震说，我是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团野等人到达的消息，便向大夫说日本来了友人，要临时出去接待一下，但院方死活不允许。此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建议院方允许王震去接待。但院长仍不同意。宋庆龄说，如不放心，就带医生去。这样，才使王震终于实现了会见老朋友的愿望。团野感动地说：“王先生的友情使我流了泪。这是难得的。我想过，日本的政治家能对一个外国人表达这样的友情吗？我从心里感到高兴。”

1979年10月，团野信夫又一次到中国来访问。10月22日下午，我到北京饭店去看他。团野一见我，兴奋地说：“昨天我见到了王震先生，谈了三个小时。”说罢，他取来一个画轴，说：“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打开画轴一看，原来是八十二叟李苦禅大师的大作《绿雨初晴》，画面是一棵巨树上立了一只大鹏。可贵的是王老也在画上题了款：“王震一九七九年十月赠于北京”。(https://www.daowen.com)

团野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家宝。”

“这才是农民的手，好好地干！”

王震率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所到之处，每每深入农村和牧场，同农民亲切交谈，听技术人员详细介绍。

我们同农民接触时，旁边总有县里派来的人员在场，这样，被访问的农民和我们都感到有些别扭。一次，我们到爱知县的一户养鸡专业户访问。我们被引进屋里，在“榻榻米”上就座。这时，王震团长看到院子里有一位身穿作业服的青年。于是，把他请到自己跟前坐下。这是原来在计划中没有的。县里的人显得有些紧张，不知所措。

王震团长亲切地问这位青年是这一家的什么人？

青年回答说，我是从山口县来到这里学习和帮忙的。

王震同志十分欣赏这位青年在农村参加劳动。他握住青年的手，不断地抚摩着，发现他的手长满老茧，便说：“这才是农民的手！你要好好地干。”

由于王震团长是贵宾，陪同来的县里干部和这家专业户的主人尽管原先没有安排这位青年进屋坐在“榻榻米”上，但当他们看到这一情景时，无不深受感动，并且流下了眼泪。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才能这样对待劳动人民。

王震团长在日本考察中最感兴趣的，是小型手扶拖拉机。他感到这种小型手扶拖拉机适于在中国南方的小块田地中使用。他不仅要日本技术人员在田里操作给他看，而且还亲自操作。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手扶拖拉机，他便当机立断，决定买一部带回国内。此外，王震看到塑料薄膜对于农业的用处很大，也决定购买一部分。这两项加在一起，总共花了5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额。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插曲。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会见全团时曾交代过，日本人很想做生意，到日本后不要买日本的东西。但是，王震说，尽管周总理有交代，但是我去日本一看，日本的手扶拖拉机很好，对我们发展农业有用。我说，我们可以发电报再请示周总理，有令则行，令行禁止。后来就决定进口了一些。

代表团回国后，王震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王震说，本想只汇报三十分钟，但毛主席问得很详细。他问日本的农家是什么样子？家里都有什么东西？这些都不是哲学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所以我就把看到的都说了。我说，养鸡户一家养几百只鸡（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毛主席听了，很感兴趣。后来，陈云说，当时买回的那些东西起了很大作用。

王震在日本东北地区和北海道访问时，非常注意水稻的品种。我感到他是在考虑引进适合于在中国寒冷地带种植的水稻品种。他不仅询问产量，还仔细地询问是否倒伏，是否耐寒。日本朋友向王震推荐了他们认为优秀的品种。代表团回国时，把这些优秀的品种带了回来，后来在我国培育出了著名的水稻品种“农垦5号”。

在北海道，我们还访问了养奶牛的私人牧场。王震团长兴趣浓厚。团内有一位名叫杜部的畜牧专家，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到这家牧场实习过。杜部向牧场主人提起了此事，主人立即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大厚本的档案。这是曾在牧场实习过的人的记录。翻开其中的一页，发现了“杜部”的名字。

日本的“档案”工作真是做到了家，看到这一情况，王震团长也感到很高兴。

“我喜欢吃日本农民的饭”

王震在日本访问期间，总是希望我能同他住在一个房间，或者住在隔壁的房间，这样，便于照料他的生活。

一有空闲，王震便跟我聊天。他向我谈了他年轻时做铁路工人以及参加革命的过程。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说话文雅，总是斯斯文文的，我们“大老粗”说起话来，直截了当。我们给士兵训话，鼓励他们消灭敌人时，就说：“一定要打他个‘王八抱西瓜——连滚带爬！’”这样说，很生动，士兵一听就明白。说罢，他自己“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王震还告诉我，抗日战争时，他跟赵安博学过用日语向侵略日军喊话。接着，他就用日语喊起话来：

“日本の兵隊さん，武器を捨てろ！”（日本士兵们，放下武器！）并问我能不能听懂？

我说：“听得懂，发音很准确，不过，这个话让接待我们的日本人听到，会把他们吓坏了。”于是，王震又是一阵“哈哈哈”的爽朗笑声。

王震还有另一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概。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代表团在日本逗留了将近两个月，超过了签证日期，需要续签。为此，日方的田崎末松找王震团长和孙平化秘书长商量办续签的手续。日本政府的手续很烦琐，要求我们填写的表格中，有些项目甚至是带侮辱性的，例如要填写身长、面部特征和眼睛、头发的颜色等。由于填写的项目涉及面部特征，王震团长抓住这一点，半开玩笑但又不无挖苦地对田崎说：“你们要中国人填写这些内容，我们还有什么‘面子’？！”便坚持不填写这些带侮辱性的项目。

王震在日本特别强调“入乡随俗”。他到农村，要求吃农民的饭。在长野县的农村，我们就吃到了农村老大妈们亲手做的日本饭菜。这是长野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菅沼正久具体安排的。那一顿农家饭，王震团长吃得很开心。他说，我就是喜欢吃农民的饭。结束了地方的访问回到东京后，他还要求安排住进日本式的旅馆，睡的是“榻榻米”，吃的是日本料理。

访问结束后，我们根据国内的指示，为安全计，乘苏联船回国。我们从横滨启航，直奔上海港。中途航行到玄海滩时遇到大风浪，船颠簸得很厉害。我晕船，没有食欲，实在吃不下俄式土豆奶油汤，只得勉强用从日本带来的面包和沙丁鱼罐头充饥。

船行三天多，第四天进入了风平浪静的吴淞口。我们终于到达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