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荣作的上台与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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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曾担任近八年首相的佐藤荣作，在中日关系的改善上扮演了阻挠者和绊脚石的角色。这位敌视中国、亲美的佐藤首相究竟是怎样上台的，又是怎样下台的呢？

池田首相患喉头癌

1964年9月，我们到东京后，就得知池田首相患病了。从日本的新闻报道看，患病的部位是喉头，说是发现有炎症。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日本当局想尽可能把病情说得轻一些。但日本记者在私下里跟我们交谈时，告诉我们池田首相患的是喉头癌。他住进医院接受治疗后，新闻媒体几乎天天都报道有关首相的病情，并估计池田首相继续执政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时，日本舆论的重点转为关心由谁来接池田的班，出任下一届首相。

当时出马争夺首相宝座的有三人，即佐藤荣作、河野一郎和藤山爱一郎。这三人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自民党决定不进行总裁选举（执政党是多数党，其领袖即可成为内阁首相，因为在议会投票选举首相时，执政党的领袖肯定会获得多数而当选），而是通过协商产生人选，并决定由党内老资格的川岛正次郎和三木武夫出面进行协调。于是乎，那几天只见川岛和三木形同穿梭，一忽儿与甲接触，一忽儿与乙会谈，然后又跟丙磋商，简直像走马灯似的，使人目不暇接。日本政界和舆论界纷纷猜测谁最有希望继池田勇人之后担任下届首相，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今天这家报纸说佐藤荣作最有希望，明天那家电视台说河野一郎的可能性大，后天某通信社发出消息，煞有介事地说藤山爱一郎出任首相是肯定无疑了，等等。

仅凭一句话，佐藤上了台

协调工作结束后，自民党开了参众两院的本党议员全体会议，当众宣读了池田勇人“从病床写来的”信。那封信上只有一句话：“我推荐佐藤荣作君为自民党总裁。”下届内阁由谁出任首相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确定下来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戏”。实际上，总裁（首相）人选在幕后经过讨价还价早已确定了，只是局外人被蒙在鼓里罢了。

佐藤荣作从1964年11月上台到1972年7月下台为止，担任首相长达近八年之久，创日本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佐藤一上台，就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使人们感到与池田内阁时期比较，中日关系逐渐地冷了下来。有几件事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佐藤政府拒绝发签证给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阻挠其出席日共九大。佐藤荣作亲自出马访问台湾，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在美国同意把冲绳归还给日本的联合声明中，写了所谓“韩国、台湾条款”。佐藤荣作在这一条款中，竟然说“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是重要的……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暴露了佐藤政府对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抱有野心，而且表明它推行的是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

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佐藤荣作死心塌地追随美国，百般阻挠。我就亲自听佐藤为了辩解日本的错误立场在国会答辩时说过“最好是中国能以全世界都祝福的形式进入联合国”这样的话。但，用尽心机的佐藤荣作终究未能阻挡住历史潮流。1971年10月25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在表决时，以压倒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不仅出乎佐藤的意料，而且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地走进了死胡同。

佐藤施展两面手法

佐藤荣作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缓和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便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坚持反华，一方面做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

我没有想到，佐藤荣作在这一段时间里秘密地亲自出面找人摸中国的意图。有一天晚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长（当时）白土吾夫到我们在东京惠比寿的住处——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来，谈了一个情况。他说，佐藤首相最近把他请到首相官邸去。佐藤是通过与日本政界有密切往来的“四季剧团”艺术总监浅利庆太的关系，找到白土吾夫的，会见的时间是在晚上。据白土吾夫说，佐藤的主要意图是想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白土吾夫根据自己的理解，如实地谈了看法。佐藤在谈话中还说，听说“惠比寿”（指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中国记者团所在地）有个“大物”（即“大人物”之意），可以“通天”？白土吾夫说，他后来听别人告诉他：佐藤与白土谈话后的印象是，白土讲话实在，不只讲好听的，也讲了逆耳的话。这一点，与以往见的人不同，那些人什么好听说什么。

关于此事，朝日新闻社出版的《佐藤荣作日记（第四卷）》中也有记载。1971年10月29日，星期五，佐藤荣作记下了这样一段话：(https://www.daowen.com)

浅利（庆太）君偕白土（吾夫）君一道来。不向外声扬地让他们回去。我不知白土君为何许人也。据说他是中岛健藏君的部下，战后往来于北京之间三十二次。与周总理也见过多次。不知能有多大效果，恳谈后，令其归去。

保利茂秘密会见中国记者

还有一次，自民党国会议员田川诚一约我和另一位中国记者王泰平在“楼外楼”饭庄吃饭，他建议能会见一下当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保利茂。田川说，保利茂很想见一见中国记者，以便谈谈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我们约好时间，在东京平河町的事务所会见了保利。会见时，没有其他人陪同。保利向我们谈了他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想法，但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却含糊其词。记得保利当时对我们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等。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的基本想法没有超出佐藤首相，只是在说话的态度上显得友好一些。我们对他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当时，我们所以强调了这一点，是考虑到在原则问题上不应含糊，尽管我们并不代表官方讲话。但很显然，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的保利茂想通过我们来摸中国的态度。

此后不久，媒体透露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访华时带去了保利茂致周恩来总理的书简。这是1971年10月下旬的事。联系到在这之前保利茂主动要求不露声色地在东京见中国记者，可以肯定地说是与这封“保利书简”有关。但他在会见中国记者时，却丝毫没有透露。不消说，“保利书简”是佐藤政府为混淆视听玩的又一个花招。此事透露后，我们便注意和追踪日本方面的报道。据了解，美浓部到了北京后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出面接待的中日友好协会的干部。然后，到朝鲜访问。返回北京后，11月10日晚上周总理会见美浓部一行。在会见时，周总理明确指出：最近我们收到了日本政府的书简，但其内容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中国方面不能接受。

这里不妨再现当时周总理会见美浓部亮吉时讲的那段重要的话：

台湾必须回归祖国……承认台湾回归了祖国，“日蒋条约”就不能不废除。日本的保利茂来了信，那也是骗人的。他说，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第二，承认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但是，他漏掉了“唯一的合法政府”这句话。而且光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就有可能再制造一个国家……我们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做交易的。

日本媒体辟出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件事。

“保利书简”的花招

“保利书简”具体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当然没有公开，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保利茂本人向日本时事通讯社记者透露了它的内容。“保利书简”中有这样一段话：“贵国与我国的关系……处于极为不幸的状态。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今天已经不能再搁置不管了。现在，到了及早克服这一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了。为此，我具有如下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与此同时，日本应坚持走和平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施将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策。”

明眼人一看便知，“保利书简”中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而没有说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说到台湾时，也没有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煞费苦心地用了“台湾是中国国民的台湾”这样的表述。把关键的“唯一合法”这一字眼故意去掉，把台湾说成是“中国国民的”，就是企图在维持日本同台湾之间的现有关系，不废除“日蒋条约”的情况下，谋求打开同中国进行官方接触的通道。很显然，它的实质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表明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只是变了一个花样而已。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

后来，《朝日新闻》的记者古川万太郎分析了保利茂当时的思想脉络和“保利书简”出台的经过。进入1971年后，由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传到日本外务省的信息表明，整个潮流已转向有利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佐藤荣作仍决定跟美国一道成为共同提案国，以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个问题上，福田赳夫外相和保利茂干事长准备跟佐藤一道背黑锅，便让佐藤来全权处理此事。但考虑到一旦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表明日本外交的破产，而与此同时，福田赳夫还想接佐藤首相的班，如果出现了这一情况，对于福田来说，将是最糟糕的，因此很想找到一个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线索。当时，保利是支持福田的，因此很想助他一臂之力。就在这时，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的智囊之一，也是保利茂的好友——“都政调查会”理事小森武在美浓部确定访华之后，安排了保利与美浓部见面。他们在交谈中约定由美浓部访华时带去保利茂致周总理的“书简”。

保利茂为什么不找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带信，而找了与自民党对立的社会党支持的美浓部亮吉呢？因为保利茂在自民党内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使者，他认为，找“革新”派的知事美浓部，也许更能使中国方面认真地研究他的信函。而从美浓部方面来说，他认为日本既然是由自民党执政，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只有通过自民党政权来实现。而现在，自民党的最高负责人之一的保利茂有了比先前更进一步的主张，那么就应当超越党派，把这一主张转达给中国方面，这对日本是有利的。美浓部除了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外，是否还有想充当“日本的基辛格”的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

据古川万太郎透露，保利茂在起草这一“书简”时，曾与田川诚一一起商量过。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书简”的内容会被透露出来，而且会被中国方面拒绝。其实，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根本问题还在于佐藤政府和自民党首脑对于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基本看法有错误，而且他们对当时的形势也做了错误的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福田外相也参与了这封“书简”的起草工作，而且“书简”的内容还得到了佐藤首相的同意。“书简”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唯一合法的政府”，恰恰是保利和福田等人经过讨论，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加进去而删掉的。

关于这一点，福田赳夫后来透露了内幕。他说：“保利先生把书简给美浓部先生和我看了。当时，美浓部先生表示了相当的抵触。他说，用‘正统政府’这样的说法，我不能给转信。无论如何也要改成‘唯一合法（政府）’。他坚持这一点。最后，美浓部先生说，我再考虑考虑，便分了手。后来，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保利先生说，‘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句，我是不能加进去的。但是，你（到中国后）作为个人的意见这样讲，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美浓部先生才答应带那封信。”

福田赳夫的“鸭子爬水”

福田赳夫是1971年7月5日佐藤内阁改组时被任命担任外相的，他在中国问题上受到在野党攻击时，为了减轻压力，想出了一个妙不可言的词：“鸭子爬水”。所谓“鸭子爬水”，意思是说别看表面上佐藤内阁在改善日中关系方面没有什么动作，但实际上就像鸭子浮在水面一样，表面虽无动静，水下的两只蹼却不停地动，只是人们看不见罢了。“鸭子爬水”这一说法，中国人并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在发新闻稿时，本想译成中国人都能懂得的话，但实在是想不出一个好的译法，就只好直译，再附加一点必要的说明。不过，时间久了，也就“约定俗成”了。仔细琢磨起来，“鸭子爬水”这一说法，倒也形象、生动。福田外相用这一说法，暗示佐藤政府正通过各种途径，秘密地同中国方面取得联系，为探索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而积极努力。为了表现这一点，福田外相常常说：“关于鸭子嘛，既有日本鸭子，也有中国鸭子和蓝眼睛的鸭子。”他在说这个话时，表现出颇为得意的样子。当时人们都在注视着福田外相所说的鸭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到了“保利书简”的问题出来以后，人们才看清原来这只“鸭子”是美浓部亮吉。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过去跟佐藤政府的反华政策一直保持距离，甚至持反对和批评态度的田川诚一，为什么要协助保利茂与中国挂钩呢？协助保利茂，不就是帮助佐藤荣作摆脱困境吗？其原因，古川万太郎曾做过分析。他认为，当时田川看到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开始改善，而日中关系却大大滞后，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的田川很想自己出面充当连接日本政府同中国之间的管道。在这一点上，可以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田川过去一直追随松村谦三，而如今松村已故去，因此可以不必顾及其他任何人。二、田川本来属于中曾根派，如果中曾根康弘求他协助保利，不便拒绝。三、因为田川本人长年谋求改善日中关系，因此认为现在是自己应该大干一场的时候了。依我看，古川记者的这一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

在这一期间，佐藤还多次公开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说会谈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他为了制造舆论、欺骗视听，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佐藤政府所说的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指一些枝节问题，如提出同中国缔结邮政协定、气象协定、候鸟协定，简化中国驻日人员赴日的签证手续等。很显然，它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的政治关系。

佐藤下台前的闹剧

进入1972年以后，佐藤内阁在内政外交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呈现出“末期症状”。1972年6月17日佐藤首相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大会上宣布辞职。然后，在首相官邸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完全暴露了“破罐子破摔”的焦躁情绪。招待会一开始，佐藤首相环顾会场，看到满屋的记者——既有大批的文字记者（其中包括我们几个中国记者），也有少数电视记者——便满脸不高兴。他一坐下就说，这一安排与他原来提出的要求不符。他说，他曾要求只会见电视记者，而不会见文字记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原来佐藤首相长期以来对报社、通信社的文字记者颇有意见，认为他们的报道不如电视“客观”“真实”。佐藤首相的这一态度，惹怒了日本的文字记者。而佐藤首相也怒气冲冲，坚持只会见电视记者。这时，有几个日本报社的文字记者向他提出了抗议。佐藤首相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拍案叫道：“好吧，就这么办，你们出去！”话音刚落，文字记者纷纷退出了会场。整个会见厅只剩下一排排空椅子和两部电视摄像机。我原先随那些日本的文字记者也退了出来，但一想，我是中国记者，不必跟日本记者采取“统一行动”，便又回到会见厅里，站在摄像机后，观看内部的动静。佐藤荣作面对一排排空椅子足足讲了二十几分钟话。可以说这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