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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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10日上午，我们乘坐的列车徐徐地驶进北京前门火车站。

在月台上，看到有一位中年男子，手上擎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从大连来的我们四个人的名字。接站的人是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日文部派来的。他知道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大概也猜到了我们的心理，出了站台，就用吉普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天安门广场。尽管12月的北京，正值寒冬，但那一天，阳光灿烂，湛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天安门显得格外明丽、雄伟、庄严。仰望天安门，不由得产生了我现在确确实实已经来到北京的实感。

西单国会街的外文出版社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开进了西单国会街新华社总社的大院里。外文出版社的三层楼房就坐落在大院的西南角。

我们被领进二层楼东头的一个大房间。这便是《人民中国》日文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中国同志，连日本专家和日籍工作人员都挤在这间大屋子里办公。我在沈阳见过的康大川，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欢迎我们来《人民中国》日文部工作。

当时，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发一枚珐琅质的圆形红色徽章，上面有“外文出版社”字样。我把它戴在胸前，感到很自豪。外文出版社，即是现在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它的前身，是新闻出版总署属下的国际新闻局。

为了使《人民中国》日文版能顺利出版，领导上决定，先出版两期试刊。

日文部的人员，做了分工。工种有：翻译、核对、审稿、校对、美编、打字、资料、通信联络。我被分配在翻译组。组内有三个中国人和两位从沈阳《民主新闻》社调来的日本人：林弘和戎家实。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他们就是在沈阳给我们修改和润色日文译稿的人。

第一期试刊时，我分了一篇短稿翻译，题目是《停止在朝鲜进行屠杀！》。这篇短文，谴责美军杀害中朝被俘人员的野蛮行为和滔天罪行。当时，日文版《人民中国》的文章，是从两期英文版中选出的。英文版的文章，原则上是用中文定稿的，但有些稿子是中间经外国专家改过后，再译回中文的，所以常常是欧化的句子甚多，通篇“黄油味”，甚至有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停止在朝鲜进行屠杀！》，就是这样的文章。这可苦死了像我这样不懂英语的人。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译出，交给了日本专家菅沼不二男。菅沼在改稿过程中，把我找去，说他也读不懂带“黄油味”的中文，不如直接看英文稿修改。所以，我只好找来英文版的《人民中国》给他边参照，边修改日文。我坐在一旁，看他一句一句仔细修改，最后改得满篇通红。看到这一情形，我心里很着急。

实力雄厚的中文编辑部

说到中文稿，《人民中国》杂志当时有个实力雄厚的中文编辑部。主任是西南联大出身的思想活跃、精明干练的张彦。记得编辑、记者有：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新闻作家萧乾、诗人徐迟，还有段连城、车慕奇、沈苏儒、柯家龙、张闳凡、赵景伦、陈廷祐、周敏仪、戴延年、章瑞年、孙战科以及前述林戊荪、杨友鸾和由苏联留学归来的李雪琴等同志。他们每月都向日文部发来许多中文稿。这些稿件总的说都是上品，但毕竟作者是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写的，要适合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比较困难，所以文章的质量与当时提出的“加强针对性”的要求之间难免有一定距离。这样，日文部的同志常常对中文稿有微词。今天想来，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不能一味地怪编辑和记者，不应该要求中国人都按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去写文章。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以“编译合一”的办法逐步得到解决的。

《人民中国》日文版的第一期试刊（非卖品），是以“1953年1月号”的形式问世的，我的印象是页数少，比较单薄，封面也很简朴。刊头用的“人民中国”四个字，我原以为是毛主席专门为《人民中国》杂志挥毫的，但后来才知道是把毛主席在别处写的字集在一起而成的。目录页上，刊有《人民中国》杂志的宗旨：“本刊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传达中国的艺术、文学、科学、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民生活的新动向，以加深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为维护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此外，还印有总编辑、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刘尊棋的名字。大家对试刊的出版都感到很高兴，但也感到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因为它给人们的总印象，与其说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杂志，不如说更像一本政府公报。

经过两期试刊后，决定于1953年6月正式创刊。但是，创刊号必须在两个月前编成、译好，并在一个月前印刷、装订完毕，然后海运到日本，这样才能赶上当月在日本发售。按日本人读杂志的习惯，最好是头一个月出售下一个月的杂志，但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那样做，杂志的编成，还要大大提前。如果不提前，杂志运到日本，内容就会显得很陈旧。

《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宗旨

当时，特别令人高兴的是，郭沫若用毛笔为创刊号写了一篇“发刊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郭老的亲笔手稿。郭老在“发刊词”的第一段话中，点明了出版宗旨：

“《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宗旨是向阅读日文的读者，主要是日本人民，报道今天中国的国家建设事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业的实际情况，以便使读者正确地、迅速地、不断地随着事业的发展，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都是必要的。”创刊号上，只刊登了“发刊词”的译文，而没有刊登郭老的手稿。但是，“郭沫若”三个字，却用了郭老的手迹。

《人民中国》杂志每一期都刊登一篇文艺作品，有时是小说，有时是报告文学。创刊号上，刊登的是魏巍写的朝鲜战地通讯《前进吧，祖国》。康大川把这篇稿子交给我翻译。我从未译过文学作品，特别是从中文译成日文。“初生牛犊不怕虎。”开始时，我还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但是，真的一动笔，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拦路虎”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艺作品的翻译，真难啊！我总算把这篇稿子“啃”了下来，并按“生产”程序，把译稿先交给日籍工作人员林弘，请他初改。

不料，林弘看了译稿后，没有动笔修改，就放进了抽屉里。过了几天，他把译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我，说：“最好你自己先改一改。”这简直就像一瓢冷水浇了下来。我意识到我的译稿没有修改的基础，那时，好像我对自己的翻译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这如何是好？只有硬着头皮，自己先改。我一遍一遍地修改，直至我感到“技穷”为止。修改后的译稿又送给林弘，经他初改后，交给了日本专家。林弘的做法，确实使“初出茅庐”的我一度产生了“受挫”的感觉。但那只是一时的，应该说这件事反而激发我奋发努力，使我受益一辈子。

翘首以盼的创刊号问世

《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于1953年6月1日。由于创刊号是提前于1953年5月出版的，封面上用了一张“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毛主席微笑着接受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的献花，在毛主席两旁站着朱德、彭真、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刊头的“人民中国”四个字，红底挖白，很是醒目，比试刊大有改进。我记得从外文印刷厂刚刚送来的创刊号，还散发着油墨味，我们拿在手上，人人都激动不已。特别是那些帮助我们工作的日本朋友，想到这本杂志不久就会到达他们日夜想念的祖国——日本，更是激动万分。我自己，作为一个从东北来的普通青年，尽管力量微薄，但能参与《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创刊，也感到很幸运和自豪。

但是，“好事多磨”。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翻阅创刊号时，有一位日本同志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错字：一位来华参加“五一”庆典的日本代表的名字“儿岛”，竟错成了“儿玉”。这个错误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出现在中间画刊页的一张图片说明上。虽然只是印错了一个字，但这是创刊号啊！而且是一位日本代表的名字。怎能把有错误的杂志运到日本去？必须改正过来。要改正，有两个办法：重印一页或者下一期刊登一则更正启事。重印，时间不允许；出更正启事，不体面。于是，决定发动大家用刮胡须的刀片刮掉错字，用指甲弄平，再把铅字盖在上面。就这样，大家耐心地一本一本地改。当两千册全部改完时，东方天已经蒙蒙亮了。

杂志出版后，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到7月号时就发行了九千多册。关于杂志的发行量，有这样一个插曲：《人民中国》的试刊号出版后，康大川拿给来华访问的中国问题专家、老报人岩村三千夫看。他看了后说：“这本杂志很好，不过顶多只能销两千册吧。”于是，康大川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社长师哲说，一本外国刊物能有两千读者，不错了，就是有一个读者也值得出。若是有一千人，他们就将成为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力量，有了一千就会有两千、两万！

创刊号运到日本，引起轰动，立刻一抢而光，不得不加印一千册。康大川说：“杂志加印也是奇迹，《人民中国》一开始就出奇闻，是个好兆头。这是日本人关心新中国的一种表现，也说明我们出版这本杂志的出发点是对的。随后，发行量一期比一期多，到‘文革’前，个别期号的发行量达到十二万册。（后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岩村三千夫先生来中国，见了面就向我道歉：‘唉，对不起，我输了，当时的估计太保守。’”

平心而论，初期的《人民中国》日文版，针对性不够强，总的来说，时事性的成分过重，空泛和一般化的议论文字较多，而系统地介绍中国人民各方面生活与中国基本情况的文章少一些。但是，当时中国被西方国家称为“竹幕国家”，受到帝国主义者的“遏制”和封锁，又由于日本当局的无理阻挠，从日本到中国来访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既是近邻，又是很“遥远”的国家。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人民中国》日文版成了日本人了解中国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除了“北京对日广播”外，就是这本《人民中国》了。

日文版《人民中国》从创刊直到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康大川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曾开他的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大川，怎么像个日本人？”他说：“我原名叫康天顺。后来因斗争需要，把‘天’字去掉一横，把‘顺’字的‘页’拿掉，就变成了‘大川’。”康大川出生于台湾省。中学，上的是东京的锦城学园，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于1938年为参加抗日战争回国，经上海，投奔驻扎在湘北的第十九路军。后转至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专门从事瓦解日军和管理日军俘虏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日本人反战同盟”负责人鹿地亘及妻子池田幸子。由于国民党当局视他为“思想不轨”的“危险分子”，便在他赴贵州活动时予以逮捕，“押送”到重庆。两年后，他在重庆的集中营里迎来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康大川曾在皖南打过游击；新中国成立后进京，在国际新闻局任人事科长。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中国》日文版的筹备工作，应该说，是《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元老。

康大川由于曾经在日本长期生活过，所以对日本的情况，对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爱好兴趣、心理活动，非常熟悉。正因为如此，他善于提出有针对性的、受日本读者欢迎的选题。大家都说他点子多，点子新。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者，除了要吃准上面的精神，掌握好大方向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不断提出好的选题。在这一点上，康大川确实很出色。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工作要求很严，绝不降低标准。我们翻译的日文稿，都要经过他审阅、把关。令人佩服的是，他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发现了问题，就跟日本专家共同商量，进行修改。每一篇文章的题目，他也很重视。他绝不满足中文稿原来的题目，一定要想出一个能吸引日本读者的题目，为此，还专门开会，跟日本专家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有些题目，经过修改，确实更加吸引日本读者。例如，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抗战时期在延安有一次演戏，贺龙把一个当地的“娃子”拉到自己身边一同观看。当时这个“娃子”并不知道拉他的那个人是谁。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就是贺龙。中文稿的原题是《甜蜜的回忆》。康大川认为，这题目太一般化，而且有可能使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例如男女间恋爱。在他的建议下，经讨论，改为《原来他是一位元帅》。可以说，这是“画龙点睛”之笔。

康大川对杂志的装帧也很讲究。每一期的版样，他都要亲自过目。质量达不到要求，便退回去返工，绝不迁就。挑选图片也很严格，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都要再去找或重新拍过。康大川的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无疑保证了杂志的高品位和高质量。

中国同志和日本同志合作

初期，在《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的中国同志，大致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另一部分是台湾省籍人，最后一部分是像我这样从大连调来的。

日本人，分为专家和一般的工作人员，如前所述，他们都是康大川从东北调来的。专家的任务，是负责修改译稿。一般的日籍工作人员，负责初改并担任翻译工作。

我们刚到北京时，日本专家只有菅沼不二男一个人。他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战争期间曾做过日本“同盟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特派记者，后来应征转到伪满，在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任过职。日本投降后，他参加了中国革命，在东北鹤岗一带对留用挖煤支前的日本人进行宣传工作。沈阳解放后，他转到东北人民政府日侨管理委员会领导的《民主新闻》社，担任编辑。菅沼不二男由于长期做新闻工作，所以善于修改论文和时事性较强的硬性文章。也许是做新闻记者养成的脾气，我感到，他改稿时更多地注重时效，而不大考虑译文的精雕细刻。由于他有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小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便于1961年8月带领全家回日本去了。后来，他弃笔从商，先后担任过“和平交易株式会社”社长、“新日本通商株式会社”会长、“日中旅行社”社长，1983年病故于东京。

另一位专家，名叫池田亮一，也是从沈阳《民主新闻》社调来的。由于他在《民主新闻》社任过总编辑，有一些事情尚需料理，所以迟了一些时候才来北京。他的文字修养较高，善于修改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艺性较强的文字。由于他往往一个词也能推敲半天，所以工作进度不快，但经他修改过的译稿，尽管只改了不多的几处，却能明显地上一个档次。不消说，我从他改过的译稿中，吸收了很多营养。他曾经对我说过，要提高日文写作的修养，应当多读《朝日新闻》第一版的专栏《天声人语》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他对《天声人语》和川端康成的文字是极为推崇的。

池田亮一，原名叫三村亮一，战前曾是日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担任过地下时期的日共机关报《赤旗报》的总编辑。1932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共遭到残酷镇压，有一千五百多人被起诉，世称“热海事件”。池田亮一在这次事件中也被捕入狱，后被“发配”到伪满，在“满映”供职。日本投降后，“满映”被接收，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当“东影”疏散到东北边境的鹤岗时，包括池田亮一在内的许多被留用的日本人也迁移到了鹤岗。池田担任了日本人的政治学习辅导员。

池田专家平时少言寡语，他的爱好是搜集古玩，特别是陶瓷器。他一有空，便浏览这方面的书籍，或者逛琉璃厂的古玩店，偶有所获，便高兴地请同事们来欣赏。他的另一个乐趣是下围棋。据说，他的实力是业余初段，曾多次同陈毅副总理对弈。1963年，池田专家因患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终年仅57岁。陈毅副总理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并致了悼词。

后来，《人民中国》编辑部又补充了几位专家。他们是川越敏孝、横川次郎和他的夫人横川辰子。

日籍工作人员，有前述林弘和戎家实。他们当时都很年轻，戎家实比林弘稍长几岁。林弘爱好文艺，擅长翻译小说和诗歌。他译出的稿子，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中国人的初核。我把他作为学习和追赶的目标，所以在核稿时，注意从中学习。后来，他跟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回日本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戎家实更擅长翻译硬性的文章。他的特点是翻译速度特别快。突击翻译长篇文章，是他的拿手好戏。据说，年轻时，他曾在“满铁”供职，日本投降后，在我们接管的东北铁路部门工作过。他当时在留用的日本人当中是一个青年积极分子。他没有回国，也没有结婚，一直住在外文局宿舍，跟附近商场的店员以及小商、小贩都混得很熟，什么人都交。他搜集了不少京剧老唱片，其中有些是很珍贵的。晚年他患了喉头癌，他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在宿舍里工作，最后终于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我们刚到《人民中国》编辑部时，还有两位男性日籍工作人员——松尾藤男和冈田章。松尾在《民主新闻》社时，曾翻译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冈田章来《人民中国》后，带领着从大连来北京的安淑渠搞版面设计工作。没有多久，松尾和冈田便先后回国了。松尾回日本后，没有找到正式职业，打了一阵子零工，后来在一家旅行社谋到了职业。冈田章回国后，在《赤旗报》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在日本做记者期间，在街头采访时还遇见过他。

日籍工作人员中还有两位是女性。一位是菅沼不二男专家的夫人檀久美，另一位是池田亮一专家的夫人池田寿美。她们是日本著名作家檀一雄的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鹤岗煤矿，一批留用的日本人组织了“日本人青年突击队”，他们挖煤支援前线。当时，檀久美曾在突击队的炊事班工作过。后来，她跟菅沼不二男结了婚。她来《人民中国》编辑部后，开始管理日文的报刊资料，以后转为做翻译工作。池田寿美年轻时曾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她担任了美编，不仅要设计每一期杂志的版式，有时还要画插图和刊头。

现在，很多外国专家住在友谊宾馆，但那时住得比较分散。《人民中国》的日本专家初期住北京东城南池子的外文出版社宿舍。他们上下班，跟中国同志一样，要乘有轨电车。由于早晨上班的时间紧，常常看到他们在宣武门下车后，一路小跑，奔向办公室。

《人民中国》杂志的校对工作，由李薰荣、李玉银等几位女同志担任。李薰荣也是从沈阳调来的。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日语水平较高，工作态度认真、负责。所以，经她校对的稿子，错误率极低，甚至能做到没有错误。她自己说过：“校对员就像边境的巡逻队员，要睁大眼睛巡逻、把关，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放过了一个坏人，就是失职。一本书或一本杂志，没有错字，在读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个错字，读者就不会原谅。”

从大连一起来京的安淑渠虽然不是学美术的，但因为工作需要，被分配担任日文版的美编工作，这真是难为她了。于鸿运做的是行政秘书工作。还有一位女同志叫李佩云，她是比我们晚一些时候从大连调来的。

说到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外文印刷厂的工人。日文版的《人民中国》是在外文印刷厂检字、排版、印刷的。担任检字、排版的工人师傅根本不懂日语。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杂志的质量。那时，发到印厂的译稿都是手写的。不消说，每一个人的字体都有特点，有些字连懂日文的人都很难辨认，再加上专家在稿子上勾勾画画，改得一塌糊涂，就难上加难了，但是，检字和排字工人竟然能识别那些难认的字迹，真是令人叹服。

创刊十周年纪念号

1963年6月，《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十周年，编辑部决定出一期纪念号。纪念号上除了要请郭沫若写一篇文章外，还要请几位中日两国知名人士撰写祝贺和纪念的文章，其中包括廖承志。编辑部把向廖承志约稿的任务交给了我。廖承志虽然欣然答应，但由于太忙，临近截稿日期，编辑部仍未收到稿件。自然，我们都很着急，多次请秘书同志帮助催促。有一天，忽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国务院外办廖承志办公室去取稿。我急忙赶去。廖承志见到我后，说稿子要现写，要我坐在沙发上等候。于是，他拿起铅笔，伏案疾书，不到一小时，便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了我。我高兴极了，从心里敬佩他思维敏捷和手头之快。我在归途的电车里，按捺不住，翻开了稿子，只见上面写道：

祝日文版《人民中国》出版十周年(https://www.daowen.com)

廖承志

日文版《人民中国》已经有出版十年的历史了。一般地说，一个杂志出版十年，并不怎么了不起。但在当前极其复杂的中日关系下，《人民中国》的出版十年，倒是一件相当可喜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我谨向日文版《人民中国》和中日两国的读者同好们，致以祝贺。

日文版《人民中国》的宗旨，是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增进中日两国国民的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感情。这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因为中国人写的日本文，总是不会像日本人自己写的那样流利，正如外国人写的中国文，恐怕不会比中国人写的高出多少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日文版《人民中国》的编辑同人们，却进行了许多努力，并在日本和居留在中国的日本朋友们的共同襄助下，把杂志改进了不少，并且扩大了在日本的发行数目。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我们大家所支持的中日友好事业，是有结果的，许多朋友们的宝贵努力，绝不是徒劳的。

日文版《人民中国》还是有不少地方有待改进的。比如说，它是月刊杂志，可是它的编辑方式，又像周刊杂志。这个问题怎样解决，不只是编辑部自己要考虑，而且还要靠日本的读者诸君不断提意见。究竟它要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日友好”服务呢？究竟怎样编法，才能更适合日本广泛的读者朋友们的要求呢！

我听说，过去几年来，日本朋友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了。我们对此非常感谢。现在，中日友好的呼声，已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不断高涨，促进中日友好的运动，也正在波澜万丈，成为沛然不可挡御的巨潮。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中日两国日文版《人民中国》的读者，共同来促进这个《人民中国》办得更好，恐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最后，还有一句话忘记说了，就是应该感谢为编辑杂志而辛勤工作了十年的编辑部的朋友们，和为改善杂志而不断地给予了宝贵帮助的日本朋友们。

廖承志的这篇贺词刊登在纪念号上。

对于改进《人民中国》日文版，廖承志经常给编辑部提出意见和建议。记得1963年2月22日，廖承志就找过编辑部的部分同志去谈话。我有幸当时也在场。我感到，廖承志不仅透彻地了解日本的情况，而且思想解放，点子多，设想也大胆。从对日传播的角度看，廖承志的讲话精神，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他认为，《人民中国》杂志内容和编辑有了改进，并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销路已经上增，就不宜做大的变动。办杂志，经常变是不好的。但版面一定要改，要搞得活泼一些。

他说，《人民中国》每期要有一篇重头文章，要政治性强，道理说得深透，但又不生硬。这类文章不一定放在前头。同时，要有有关中国各方面的综合报道，要有系统性。经济动态可以搞，也可以选些好的照片，配合中日贸易的开展。

说到照片，廖承志强调说，首先要改进的是杂志的美编工作。现在杂志上的照片都是“豆腐干”，都那么小，印得也不清楚，排得又分散。日本杂志没有这样的。他随手翻开新出版的《人民中国》杂志，指着一篇文章里的女飞行员插图说，这张照片甚至分不清是男是女。男女不分的照片何必登？要选好的照片，前面登几页，后面登几页，集中安排，不要分散。登不好的照片，不如不登。选择照片是一门学问，不妨参考参考日本杂志处理照片的方法。

廖承志还说，轻松幽默的短文很需要。我看这方面的文章很少。每篇都是正襟危坐的样子。不行！给人的印象，好像中国人不会笑。应增加一些潇洒的文章。如果今后出版《北京周报》日文版，《人民中国》就要办得更大胆些。

他说，你们组织的杂志座谈会，不活泼，发言的人生怕走火，那怎么行？座谈会就是要活泼些。

廖承志对文艺栏很关心。他说，小说能否找个作家“专利”一下？先在《人民中国》上连载，然后国内再出书，稿费从优。为了增加销量，要搞连载。登剧本也好。选一些好的登。长的连载也不要紧。杂志上也可以简略介绍中国的古典文艺作品。《红楼梦》是日本广大读者不知道的，可以找专家写一些有评有叙的文章。可以介绍中国的电影，也可以介绍古画和今画。

他强调办杂志要多依靠社会力量，多请一些人写文章。他说，北京文士如此之多，写写文章应该是可以的。请李初梨谈谈瓷器；请陈叔通写写梅花画；朱老总可以谈谈养兰花，拍几张照，保证有人看。邓拓用五千元买的苏东坡画可以用用。我们有一张《清明上河图》，可以组织一篇文章，这些东西准能吸引人。他说，除了这些，还可以“吹吹牛”嘛！花柳德兵卫来，不是教了个好徒弟——张均嘛。一个叫什么的日本舞，花柳说三年才可以学会，可张均很快就学会了。怎么教的，怎样学的，写写不好吗？

廖承志的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也许有人会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但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时，有些简直不敢去想，有的即使想了，也不敢去做。

“日本人比较喜欢文艺的东西”

为《人民中国》创刊号撰写发刊词的郭沫若也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部负责人之一李翼曾多次要求我跟郭老联系，去拜访他，听取他对杂志的意见。经郭老秘书王廷芳斡旋，郭老同意1962年5月15日在大院胡同的住处见我们。在一座平房的会客室里，我们围着八仙桌坐下。

郭老亲切地说，他每期都收到编辑部直接寄给他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他说，从以往的《人民中国》的内容来看，它是给左派看的。今后有必要降低调子，来争取更广泛的读者。《人民中国》可以多登一些健康的有趣味的文章，但不要办成黄色的和单纯迎合读者趣味的刊物。

在谈到刊物内容的构成时，郭老说，日本人比较喜欢文艺性的东西，这方面可以多搞一些。“陈叔老家里搜集了不少历代名家使用过的砚台，你们可以找他谈一谈。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想读者还是愿意看的。书法方面可以找上海的沈尹默。另外，有一些不硬的学术性论文，只要有新的见解，也可以选用一些。最近，上海、广州的学术界发表了不少这样的文章。但是，这类文章不要太学术性了。不然，读者就会不看。《人民日报》第六版上的短文，例如《长短录》，我们看了，觉得有意思，不知日本读者是否感兴趣？”郭老在谈话中，还引用他看过的一部电影《走向生活》，说明刊物也同电影一样，不要处处配合中心任务，板起面孔教训人。

改版前的《人民中国》经常刊登《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的社论，我们请教郭老今后是否要这样做？郭老说，这些社论“不可没有，也不可太多”。他说一本杂志要有几篇成为核心的文章，但必须有其他一些文章配合，也就是“牡丹虽好，还得绿叶扶”。郭老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这就像夜晚的天空一样，不能光有一轮月亮，圆嘟嘟的，月亮旁边还要有几朵云彩，而在远处还可以配上几颗星星，这样才能把月亮烘托出来。”

就在这次会见时，郭老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些日语的名词与汉语的关系。他说，日本人喜食的生鱼片，日语叫“刺身”（sashimi），这“sashimi”就与我国广东一带吃的生鱼片“渗身”（samsm）很相近。日语“纸”的发音是“kami”，这与我国的古音“签”（kem）相似。郭老兴致勃勃地边说边用红铅笔写给我们看。

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令人很难忘的一件大事，就是1963年6月13日在北京举行日文版创刊十周年、印尼文版创刊五周年的庆祝会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临外文出版社，不仅仔细地参观了展览会，而且出席酒会，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当时，我正随外文出版社代表团访日，未能出席这一盛会，不能不说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遗憾。

《人民中国》的编者之旅

1963年夏，外文出版社派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作为《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规划的。社领导安排我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是时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的罗俊。罗俊同时又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团员有《人民中国》编辑部主任李泽民、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田家农和《人民中国》编辑李雪琴。虽然我也挂了一个“团员”头衔，但实际上是团长的翻译。

当时从中国去日本，要取道香港办理手续，所以我们6月6日就到了香港。按照我们的计划，本想在12日飞抵东京，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迟迟不发签证。直到6月13日下午4时25分下班前5分钟，才发了代替签证的“渡航证明”。这样，我们只能推迟行期，于6月14日乘BOAC班机由九龙启德机场起飞，前往东京。

《人民中国》在日本的代理人——东方书店的总经理安井正幸和一大批日本青年以及爱国华侨，拉起大横幅在机场大厅欢迎代表团。安井告诉我们，原来你们预定12日到东京，我们已安排今天下午1时半在东京“市町村会馆”举行欢迎酒会，而且早已向各界人士发了请柬。现在，酒会正在进行，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往会场。待我们赶至会场时，只见先期到达日本访问的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团长周而复正面向众多的日本朋友发表“演说”。周而复一见罗俊便说：“我原本也是来欢迎你们的。你们来迟了，我只得用‘长篇演说’来填补空当。大家都在等你们，但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所以我的‘演说’越拉越长。”

酒会的气氛非常热烈。一些老朋友见到我们，纷纷前来打招呼。中岛健藏和藤田茂代表日方致欢迎词，罗俊团长致了答词。会上，东京艺术座的女演员关京子朗诵了诗人大岛博光专为《人民中国》创刊十周年写的诗。诗中写道：

就像任何力量未能阻挡住
鉴真和尚在遥远遥远的一千二百年前
满载着珍贵艺术品和经典的友谊船一样
任何风暴也阻挡不住
任何阴霾也笼罩不住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
越过大海结成的深情厚意。

当晚，代表团出席了“纪念《人民中国》创刊十周年、欢迎中国外文出版社代表团访日中央集会”。当我们到达九段会馆时，一千多名《人民中国》的读者早已坐满了会场，正在欣赏花柳德兵卫舞蹈团的舞蹈节目。那一天，主持会议的是岩村三千夫。黑田寿男代表日中友好协会讲话，强调《人民中国》杂志对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罗俊团长的讲话自始至终充满着感情。他说，《人民中国》杂志创刊十年来，一直把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现在，《人民中国》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桥梁。日本朋友抱着与我们相同的心情，爱护并大力支持《人民中国》。《人民中国》杂志已经成为我们的共同事业。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还有不少读者到北京来访问编辑部。我们知道，日中友协的支部和活动家以及很多读者为了提高杂志质量和扩大读者，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切都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们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要广泛听取读者对《人民中国》杂志的意见，以便加强杂志的针对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代表团从6月13日起到7月29日，在日本总共访问了四十五天。其间，我们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走了三十六个城市和乡村，开了一百多个《人民中国》的读者座谈会，接触了三千多位各阶层读者，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如果把参加欢迎会的群众加在一起，总共接触了一万多人。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热心的日本读者对《人民中国》杂志提出了近千条建议。

我们所接触的读者，阶层很广泛，有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家庭妇女及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以普通劳动者为数最多。他们提出的意见，有不少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例如，认为“我走过的道路”“人物专访”“革命回忆录”等专栏有可读性，很受欢迎。在日本低俗的周刊到处泛滥的情况下，《人民中国》杂志简直就是一服“清凉剂”。还有的读者认为，由于《人民中国》杂志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人民生活，所以不管翻开哪一页，都引人入胜。

但是，更多的意见是批评建议。例如，认为杂志的内容适合于对中国寄予关心的人和进步人士，如果向周围比较后进的人推荐，就显得生硬一些。还有的读者认为，《人民中国》杂志有些像“修身教科书”。读者提出的建议有：一、希望文章能用工人和农民的语言写。二、希望多登一些中国人民在解放前后奋斗的情况和个人的体会。三、希望多刊登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民谣、歌曲。四、开辟“读者栏”，刊登收到的读者来信。五、为了改进编辑内容，应该在版面设计、美编、标题等方面多下一些功夫。

通过听取这些意见，我们对进一步改进杂志形成了一些看法：

一、《人民中国》杂志虽然采取的是日本周刊的形式，但今后仍应以这一形式继续办综合性月刊。要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各方面介绍新中国。

二、杂志的对象，仍以日本广大中间阶层的勤劳大众为主。所谓中间阶层，当时据我们的理解，有这样一些特征：对中国想了解、要友好，但了解不深和有怀疑误解；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有所不满，但对他们还抱有幻想，或对斗争前途缺乏明确方向；反对战争，但有和平主义影响。我们同时强烈地感到读者对象还要照顾比中间阶层更偏于后进一些的人。

三、关于杂志的编辑方针，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日本读者反映的意见，我们认为：杂志的正文应从促进日本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入手，特别要结合日本读者喜闻乐见的事物，引起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亲近感，从他们的接受能力出发，研究报道效果，采取通俗生动的文字和明朗醒目的有吸引力的编排方法，避免简单生硬的做法。在内容上，力求选题广泛，有的放矢，生动具体地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民主革命的经验；介绍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我国对国际重大问题的观点，报道中日两国人民传统的和战斗的友谊，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使日本人民从我们的杂志中能得到启发和帮助。

我们在日本的四十多天，说是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中，也绝不为过。记得，6月20日我们一行乘列车从广岛前往山口县的宇部。列车在岩国车站仅仅停车一分钟，当地的日中友好人士也赶来欢迎我们。我们在宇部前一站的小郡车站下了车。当时，天正下着小雨。小郡和宇部的日本友人几十人陪同我们驱车前往宇部。当我们的汽车到达宇部郊外时，日本朋友开来一辆宣传车开道，并且一路上通过高音喇叭宣传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当晚，在劳动会馆举行的欢迎会有七百多人参加。据说，其中有数十名来自下关。翌日下午，我们由宇部到达北九州市。代表团在北九州大学出席了由日中友协小仓支部举行的欢迎会。北九州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一百八十多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其中包括北九州大学的校长。7月11日，我们在暴雨中离开东北山形到仙台，出席了在东北大学举行的读者座谈会。本来当天要从仙台飞往北海道首府札幌，但由于气候不佳，改变了计划，于当天下午乘特别快车到青森，转乘“青函联络船”前往北海道。我们是在深夜11时40分到达青森港的，但几十位日本朋友仍在码头的候客室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京—北京》和《国际歌》。“联络船”要启航赴函馆时，日本朋友依依惜别，向我们投来五光十色的彩带欢送我们。我们站在甲板上，直至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为止。

当然，也有一小撮人表现了对中国不友好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6月25日，代表团从云仙乘船到了熊本市。进了下榻的宾馆，我们看到房间里放着当地出版的报纸《熊本日日新闻》的晚刊。翻开报纸，映入眼帘的是第二版上用醒目标题刊载的连载纪事《熊本兵团史》。内容是大肆宣扬“熊本第六兵团”在所谓的“支那事变”中，攻打杭州、南京的细节，极力鼓吹皇军侵华的“赫赫战果”。罗俊团长和团员们看了这一报道，很气愤，要求我用日文直接起草一份致《熊本日日新闻》的抗议信。我写好后，用中文读了一遍，得到大家的通过。抗议信指出，所谓“支那事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莫大的损失。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日本侵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本应受到谴责，而根本不值得也不应该去大肆宣扬。但贵报却刊登所谓《熊本兵团史》，来鼓吹过去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和“战果”，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追随美帝，为复活军国主义，在思想、教育方面企图确立控制体制的行为。我们强烈要求贵报停止煽动复活军国主义的宣传。

翌晨，代表团在离开熊本车站时，罗俊团长向前来送行的日中友好协会熊本支部以及其他团体代表谈了《熊本日日新闻》那篇鼓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纪事，并要我宣读了致报社社长的抗议信。然后，团长委托日中友协熊本支部把信转交给报社社长。

后来，听说支部长鹤野六良以及熊本县工会总评议会事务局局长田上重时会见了《熊本日日新闻》社社长伊豆富人，并递交了抗议信。他们指出，《熊本兵团史》美化日军侵华和屠杀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慨，而且这种宣传报道也是违背日本人民的意志、破坏日中关系的。

伊豆社长对那篇纪事伤害了中国代表团人员的感情，表示“遗憾”，并说什么：“日本对‘支那’进行侵略战争以及在‘支那’采取的残暴行为是多么的怙恶不悛，我是知道的。”“中国对于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了非常宽大的态度，我深为感激并表示敬意。”但他又辩解说：“刊登《熊本兵团史》绝没有复活军国主义的深刻意图，也没有受美国的任何指示，只是想把如今已经不存在的第六师团以某种形式留下记录。”他还说，中途停止刊登《熊本兵团史》关系到报纸的生命，因此不能停止，但是今后在编辑工作中要非常注意，云云。

这种事，在当时也只能做到如此地步，而且像这种事，说到底，应由日本国内的力量自己去解决。

人们常说，在中日关系上，日方对两个问题容易处理不好。一个是如何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台湾问题”。它们都是牵涉中国人民感情的十分敏感的问题。没有想到这次访日，竟然又遇到了后者。

那是7月20日，日本关东一带的七百名青年在风景宜人的长野县志贺高原举行“第二次日中友好青年夏令营”。日中友协的朋友向代表团发出了邀请。罗俊团长考虑这是青年的活动，便决定要我去参加，因为我当时32岁，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个。日中友协总部组织部长三好一陪同我前往。东京华侨总会也派了两位青年：殷秋雄和任政光。我们乘列车先到了长野市。那一天是星期六，县政府派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接我们直奔志贺高原。我们住进了日本式的旅馆里。白天，参加了夏令营的开幕式。我讲话时，本来可以用日语，但那时在外事工作中比较拘谨，好像对外正式讲话时只能用汉语。这就需要翻译。比我大好多岁的三好一前辈竟自告奋勇做起了翻译，我真有些不好意思。夜幕降临后，青年们在野外围起篝火，手拉着手，尽情地歌唱、跳舞，直到深夜。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要回东京。按计划，我还要去群马县的前桥市。

县政府昨天派来的那辆车已经回去了。这一天我们乘的是当地朋友开的车。按正常的路线，汽车必须通过中野市。谁知一进市内，就看见如同悬挂“万国旗”似的满街挂的都是所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旗。据说，头一天台湾派人到这里舞龙、舞狮子，而这些旗子是当地的商工会议布置的。这时，我们才发现昨天县里派的汽车为什么没有通过这里而直接上山的原因。这说明长野县当局是了解这一情况的。

我们能无动于衷地从这些旗子下穿过吗？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我同三好一商量后，便请司机把车直接开到市政府。因为是星期日，市政府只有一位看门的。过了一会儿，看门的把市长找来了。我们向市长提出抗议，指出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从那些旗子下穿过，是何用意？我们要求把旗子全部撤除。市长开始有些紧张，拼命推卸责任，说那些旗子是当地的商工会议布置的，他作为市长不能下令撤除。于是，又把商工会议所的会头找来。会头也狡辩了一番，说不能撤除。市政府的人利用这些时间跟东京的外务省联系，但因为是假日，找不到人。这时，我发现这位市长曾访问过中国，周总理接见过这位市长参加的那个代表团，因为我当时做过那一场接见的翻译，所以有此印象。我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市长说，周总理会见你们代表团时怎样强调中日友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你应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

后来，日方内部加紧协商，到了下午2时，日方终于商量出一个意见，告诉我们要把汽车通过的那条路的旗子全部撤除。我跟三好一认为，可以接受这个意见。当我们从市政府出来，到大街时，已经看不见那些旗子了。

由于在中野市耽搁了时间，回到东京，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罗俊团长一直担心地等待着。尽管我们在中野市进行交涉时，由同行的华侨青年打过电话给东京，但他仍放心不下。他原以为中野市挂的只是一面旗子，如果是一面旗子，躲开走就可以了。他听了我们说明后，才知道原来是“万国旗”式的小旗。这时，罗俊团长一面肯定了我们的做法，一面用平静的口吻向我讲述了斗争策略。他说，当时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像你采取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不利之处是要求高，万一对方硬是不撤旗子，就会陷于被动。第二种方法是只提抗议，然后绕道而走。这种方法比较主动，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我听了以后，很受教育，也很受启发，心想还是老同志斗争经验丰富，我应当很好地学习这些斗争策略。

此事发生后，一家日本报纸就此报道了一条消息，但同时刊登了评论家臼井某的一段话，说什么一个到日本来访的过路客人，竟提出那样的要求是“失礼”的，云云。但，日中友协机关报《日本与中国》报道说，我们协会的每一个会员“都要随时警惕反华活动，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要放过，要立即进行反击，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这件事打乱了原定计划，我们只好改变行程，前往群马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