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历史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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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秋，中日之间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邦交正常化。它的全过程，我是作为一个常驻日本的中国记者，从日本一侧进行观察和报道的。我想，有这样经历的人，也许并不很多。

那一年的9月25日，我们一大早就来到羽田机场采访。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将要启程前往中国。

那一天的羽田机场不同于往日，日本政府官员、各政党代表、国会议员以及中国驻东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萧向前都陆续来到停机坪旁。迎送台上站满了人，欢送田中首相一行。7时50分，田中首相等人乘坐的黑色轿车鱼贯驶入机场。田中首相下车后，用他特有的略举右手的姿势向欢送的人们致意，并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健步登上了专机。

快报：“专机启动了！”

为了搞好这次“战役性”报道，东京分社的记者办公室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除了原有的人员外，我们还临时请了两位爱国华侨青年帮忙。办公室里的气氛，与往常不同。电视机一直开着，译电员坐在电传打字机旁，随时等待着发稿。按事前约定，那天清晨7时50分，北京的新华社总社与东京的中国记者办公室接通了国际电话（那时，打国际电话很难，常常占线，因此要早早预约，先把线路占上）。8时许，田中首相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启动。守在电视机旁的顾娟敏看到荧光屏上映出的景象，通过国际电话及时把这一消息传给了总社：“专机启动了！”总社立即用快报形式向全世界广播。

后来听总社同志告诉我，这是在世界通信社中，最早报道田中首相一行离开东京前往北京的消息的。我在《朝日新闻》9月25日的晚报上看到该报记者团当天发自北京的消息也说：“新华社用东京25日电的电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出‘快报’，向全世界报道了田中首相一行访华离开东京前往北京的消息。”

田中首相访华期间，所有的活动，都通过宇宙通信卫星向全日本实况转播。那几天，我们从早到晚盯着电视机看。

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紧紧握手

25日北京时间上午11时30分，电视荧光屏上映出了北京机场。插着日中两国国旗的专机在停机坪停下。机舱门打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田中首相。等候在扶梯旁的周总理趋步向前。中日两国总理紧紧地握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作为中国驻日记者，我们自然要注意日本报纸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报道规模和反应。东京各大报当天的晚报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配合照片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朝日新闻》所冠的大字标题很醒目：《日中如今握手》《首脑会谈开始》。副标题是《怀着恢复邦交的愿望》《受到周总理等人的最高规格的欢迎》《北京机场万里无云、秋高气爽》。

《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团从北京发回的消息说：“日本的首相终于踏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土地。”“从扶梯上走下的田中首相跟前来迎接的周总理郑重地握了几次手。经过了漫长的断绝时代之后，要开辟友好的新时代的两国总理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该报的西村记者在报道这一历史性的场景时，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当时那种凝重而无比静寂的气氛，简直无法形容。宽阔的北京机场万籁俱寂，宁静得像失去了一切声音。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40分身穿深色西装的田中首相，踏着铺有红地毯的扶梯，略微晃着身子，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眯缝着眼，看了天空，使劲闭着嘴，朝周总理的方向走去。

身穿宽松的淡色中山装的周总理走上前去。两个人，柔和而自然地成为一体。一只手握了另一只手。两只手轻轻地上下摇晃了五六下。停了一小会儿，好像互相要确认似的再一次紧紧地握手。

明媚、宜人的秋光甚至使人感到气温偏高一些。机场的混凝土跑道白花花的，而成为其背景的日航专机也白得耀眼。右侧军乐队的铜管乐器，闪闪发光。在这一切光亮的交错反射之中，只有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无声地上下摇动着。

这是梦吗？不，不是梦。刚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手千真万确地握在了一起。

实际上，握手的时间应该是还不到一分钟……但是，它却使人感到很长很长。……持续了40年的令人痛心的时间流向，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停滞了。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流的血和泪，在这灿烂的阳光下，像一股热浪升向天空。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些眩晕似的。

接着，在北京的天空上响起了《君之代》，旗杆上那面鲜艳的太阳旗迎风招展。

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并排着行走，检阅长长的仪仗队。……在仪仗队的队尾，站着冈崎嘉平太以及住在北京的一批日本人。田中首相好像见到“久违”的朋友，伸出了手。他一直紧闭着的嘴，这时才松弛下来，露出了笑容。

看了《朝日新闻》的这些报道，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突出报道了“握手”，而这一天该报在第一版上方位置刊登的大幅照片，就是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在北京机场紧紧握手的场面，从而给人们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象。

我们身在东京，那几天要了解北京所发生的一切，最快的途径就是通过电视。周总理同田中首相的会谈，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田中首相漫游长城和参观故宫，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会见……这一切的一切，都紧紧地吸引着我们。

田中首相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同周总理进入了会谈，但会谈的内容未公布。日本记者每天从北京发回的关于会谈的消息，都是他们的猜测和估计，此外，还有一些热热闹闹的花絮。当然，也不排除日方在北京向日本记者吹风时，透露了会谈中的某些情节。中日双方的主张比较全面地披露出来，应该说是通过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9月25日晚上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实现的。我们注意到，日本报纸，有的全文、有的详细摘要刊登了这两篇讲话。日本舆论认为，这两篇讲话提出了中日双方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本见解，表明两国首脑要通过这次谈判一举实现恢复邦交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双方都表示要以“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来进行谈判。作为中日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中方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日方强调了“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此外，两国总理的讲话有许多共同点，表明田中首相访华前双方通过非正式接触，对谈判中将要涉及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何谓“添了麻烦”？

然而，我们在跟踪日本舆论动向时，发现中日双方的看法有几点是不一致的。

第一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即怎样对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问题，双方存在着差异。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翻开了中日关系史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对于这个问题，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上是这样说的：“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多彩的交往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仔细阅读上述两篇讲话，就会看出明显的差异。周总理明确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田中首相则说：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日本“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朝日新闻》在报道这一场面时，是这样描述的：“周总理的讲话，有的地方口气柔和，但在关键的地方却很严厉。当他谈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两国出席宴会的人都鸦雀无声，洗耳恭听。稍后，田中首相站在话筒前谈了几十年来日中两国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对于这一期间日本给中国国民带来的麻烦，表示反省。”报道说：“这句话，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表示‘道歉’”。“然而，尽管田中首相讲每一段话时中国方面都鼓了掌，但是有几段话，中国方面却没有鼓掌。例如（田中首相）说‘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时，就没有鼓掌。这似乎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不满情绪：即对同一件事，周总理用了‘灾难’这个字眼，而（田中首相）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添了麻烦’，这怎么能通得过呢？”

是的，这在中国人民当中是绝对通不过的。当时，我们在东京，从电视里听到这个字眼时，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拒绝反应”。我知道，日本人在生活中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不管大事小事，动辄要说一声“抱歉”或“对不起”。但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失，日本的当政者一直不肯说一句道歉的话。

不消说，田中首相的讲话稿是经过日本外务当局认真仔细推敲的。《朝日新闻》1997年8月28日在它组织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的版面上透露，田中首相讲“带来麻烦”，是当年日本外务省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字眼，是他们出于如下的政治考虑：“这不是战争刚结束时的那种谢罪。考虑到战后已经经过了二十年，同时，也考虑到民族的自尊心，不能叫亲台派说（外务省）推行的是下跪外交。”关于“麻烦”一词，日本曾一度传说是外务省的翻译错误。就此，日本广播协会（NHK）在1992年曾采访过当时参与起草田中讲话稿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桥本恕否定说，绝不是翻译的问题，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了。他说：“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才写出的。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可见，日方在用词上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尽管日语中“添麻烦”这个词的含义不像中文那样轻松，但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怎能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呢？

周总理做出强烈反应

听说在第二天中日两国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就此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绝对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可以按你们的习惯改。

正是由于中方的严正态度，在发表联合声明时日方加重语气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里，用了“痛感”“重大损害”“责任”“深刻反省”等字眼，语气显然是加重了，但日方仍回避了“道歉”的字眼。后来，据透露，当时大平外相在前往长城参观的汽车中，曾向姬鹏飞外长说过：“如果把谢罪字样写进联合声明中，那么自民党就会分裂。希望中方能理解日本的复杂状况。”

双方主张的根本分歧

第二点，在是否已经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这一问题上，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中国方面主张，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周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

而日本方面却主张，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在1952年缔结的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或“日蒋条约”）中已经确认结束。因此，田中首相在讲话中回避使用“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这样的表述，而只是说：“‘二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这就是说，中方主张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日方只承认日中关系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

第三点，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实际上，这是中日复交中的一个焦点。

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归根结底，是如何对待所谓“日台条约”的问题，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如何对待中方提出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的问题。

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这三项原则，中国方面始终坚持，绝不动摇。从当时日本报纸透露的日方的意图来看，日本政府对于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不持异议。对于第二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绝不直接表示承认。关于第三项“日台条约”，日方的考虑是它涉及1951年美国一手炮制的《旧金山和约》，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废除“日台条约”，就等于否定了《旧金山和约》，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换言之，等于宣布它过去跟台湾当局所缔结的“条约”，完全是“虚构”的，从而“容易导致（日本）对战后体制的自我否定”。正因为日方不从根本上否定“日台条约”，认为关于宣告“战争状态结束”以及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的问题已经解决，所以不同意在即将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写进这些内容。(https://www.daowen.com)

中方严厉批评高岛益郎

日方的这些错误观点，主要是在中日两国的外长会谈时，由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阐述的。高岛的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总理的有力批驳。正像周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但高岛益郎却搬出“法律论”，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跟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当然是非法的。至于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的要求，那是慷中国人民的慨，也是非法的。后来，听说周总理做出的强烈反应使日方受到很大震动。

高岛益郎在谈判中张口闭口“法律”，因而遭到中方严厉批评的事，从日本的报道来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注意到，此事传到日本后，日本媒体盛传周总理当时对高岛用了“法匪”一词。但是据参加谈判的中日双方当事者回忆，都说周总理没有使用这个词。当时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参加谈判的张香山后来对我说：“周总理没有用‘法匪’一词。我查了一下，中文和日文都没有‘法匪’的说法。”

但据我推测，这是否是中方的某人曾说过高岛是“法痞”，而且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汉语里，虽然没有“法痞”一词，但却有“文痞”的说法，模仿“文痞”的造词法，创造“法痞”一词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由于“法匪”和“法痞”，在日语中都读作“houhi”，所以，日本人听了“houhi”这个发音，误认为是“法匪”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从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中方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做了某些妥协，而日方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了某些让步。经过四天的谈判，双方在下述几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双方达成的协议

第一点，关于“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问题，听说周总理想出了用“结束不正常状态”这一表述，来代替“结束战争状态”。因为这一表述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联合声明的第一条的表述就定为：“（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但是，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又把上述两种表述并列地写了进去，即：“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双方的主张，都得到了照顾。

第二点，中国方面主张的政治三原则，最后是这样处理的。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方完全接受了中方的主张。

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问题，联合声明的第三条采取了分述中日双方立场的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一条条文的微妙处，在于日本方面没有直接表明它承认或同意中国方面的主张，而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表述方法。它只是表明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但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关于这一点，大平外相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是这样说的：“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表明了。《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是‘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大平宣布“日台条约”已失存在意义

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第三个原则，即宣布“日台条约”无效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采取了大平外相对外宣布的办法，而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提及。

关于大平外相对外宣布这一点，在会谈中，周总理说日本要“言必信，行必果”，并把这句话写在纸上，给日方看。田中说：“日本也有类似的话”，便在纸上写了“信为万事之本”。

日方信守在谈判中向周总理所做的诺言，由大平外相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剩下一个战争赔偿问题。如前所述，日方的意图是这个问题过去在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中已经解决，本想不再涉及，但既然“日台条约”本身已经宣告结束，所以，最后同意以中国方面单方面放弃战争赔款要求的形式，写进《中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第五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除了上述问题外，联合声明还写进了如下内容：

一、中日两国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

二、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两国的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四、中日两国政府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五、中日两国政府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毛主席会见

新华社东京分社的任务是，每天综合日本报纸的版面和反应发回总社。除了两国首脑谈判反映出来的问题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重点，就是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处的书房会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的情况。

毛主席的会见，是当天傍晚突然通知日方的。会见的时间，从晚上8时半到9时半许，约一个小时。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顾问。《读卖新闻》报道说：“在北京会谈的过程中，毛主席同田中首相等人会见，表明中国的最高首脑对日中邦交正常化所寄予的不同凡响的期望和热情，可以说，（中日两国）建立邦交事实上已经确定。”《朝日新闻》在报道中也说：“毛主席会见田中首相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在大的方面已经敲定。”

会见的具体情况，当时中国报纸没有报道，而日本报纸则报道了二阶堂官房长官事后透露给日本记者的一些情况。

据二阶堂说，那天晚上，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陪同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单独一人分乘三辆汽车，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在书房里同来访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他看来很健康，谈笑风生，语言风趣。会见自始至终充满着和谐的气氛。他好像见到老朋友，又好像彼此相识的两个人——老前辈跟一个晚辈谈话似的。毛主席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日中两国的关系、中国历史、佛教、“四书五经”及烹饪等。

二阶堂是这样描述会见时的情景的：

宾主坐定后，毛主席微笑着环视了田中首相和周总理说：“你们已经吵完架了吧？不吵不行。”田中首相回答说：“我同周总理正圆满地进行会谈。”

毛主席说：“‘不打不交’嘛！‘添了麻烦’这样的说法，年轻人认为不够分量。在中国，不小心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才用这个词。”田中说：“日语许多词是从中国传来的。可是，这个词日本人在百感交集时也可以使用。”毛主席说：“明白了。‘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妙。”

毛主席指着廖承志说：“他出生在日本，这一次你们把他带回日本。”田中首相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参加参议院的全国区选举，一定能当选。”

毛主席：“听说，田中首相在夏威夷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不大喜欢吃西餐，不知中国饭菜怎么样？”

田中首相：“很丰盛，味道也好。茅台酒和中国茶也好。”

毛主席：“茅台酒，喝得太多不好。”

田中首相：“听说茅台酒有六十度。但是，很好喝。”

毛主席：“谁告诉你六十度？七十五度。”

接着，毛主席说：“中国还有很多旧的东西。受旧的东西束缚，不好。”毛主席向客人介绍了他小时候怎样反抗父亲对他的束缚。他说，他责问过父亲：“‘四书五经’里说父慈子孝，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我？”

毛主席又问田中首相：“日本搞选举，很忙吧？”

田中首相：“二十五年里，搞了十一次选举。还要进行街头演说，不然，很难取得胜利。”

毛主席：“国会，也很忙吧？”

田中首相：“也不好办。弄不好，就要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毛主席：“是很难办。”

田中首相：“祝毛主席永远健康！”

毛主席拍着膝盖说：“我的腿，因为风湿，弱了一些。”（二阶堂后来透露，当时毛主席还说过：“不久，就要见上帝了。”但是，他没有向记者公布。）

要分手之前，毛主席从一堆书中，选了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一面赠送给田中首相，一面说：“我这个人感觉读书读得太多了。可是每天不读书，就过不了。这套书是送给你的。”田中首相边接过书，边说：“我不能再说忙了。我要更用功才行。”

临别时，田中首相一再要毛主席留步，但毛主席仍把日本客人送到门口。

毛主席为什么要送给田中首相《楚辞集注》？日本舆论分析有三种可能：一、《楚辞》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田中为了日本国民的利益，毅然决然访华，为此赞扬他的爱国心。二、听说田中首相在访华期间曾作过汉诗，按中国的习惯，以诗酬答。三、基辛格访日时，曾问田中首相：“你为什么那么急于访华？”田中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要比美中关系久远。”田中说得完全正确。中国（送书是）为了表示中日之间正是要恢复这种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国宴上演奏日本小调

那几天的日本报纸，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中日首脑围绕着中日复交所进行的活动，除了谈判本身的严肃内容外，也通过报道烘托出了浓郁的友好气氛。例如，9月25日晚，关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朝日新闻》的主标题是《日中首脑，和谐融洽》，副标题是《（中方的）欢迎宴会安排精彩》。我特别注意了这篇消息所报道的气氛：

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响起了《佐渡小调》和《金比罗船船》的旋律。田中首相眉开眼笑，大平外相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因为这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家乡的旋律”。25日晚，周恩来总理为欢迎旨在进行日中首脑会谈而来北京的日本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晚餐会，由于中方的精彩导演，出现了浓郁的日中复交气氛。

这晚的宴会，除了日本政府代表团外，备忘录贸易方面的人士、日本记者团、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再加上中国方面的出席者，超过了600人。大宴会厅的每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中国饭菜。据说，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对外国元首和首相级的欢迎宴会，其规模最多达到今晚的三分之二。这使人感到，中国方面对这一次的日中首脑会谈是多么的劲头十足。

舞台中央，悬挂着日中两国国旗。在主桌的主人位置上就座的是周总理。右首是田中首相，左首是大平外相。姬鹏飞外长坐在他的旁边。这天晚上的菜谱，跟尼克松总统时一样，也是九道菜。中国引以自豪的茅台酒和红葡萄酒，不断地注入酒杯中。周总理向田中首相推荐茅台酒说：“这种酒喝多少，都不会上头。”然后，夹菜，送到他的盘子里。身穿军装的军乐队交替演奏了《樱花樱花》等日本民谣和中国歌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走遍祖国各地》。

我所以注意了这条消息，是因为它报道了我们的军乐队演奏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等人家乡的民谣，而这些乐谱是根据国内指示，8月16日我随上海舞剧团乘专机临时回国时带回去，亲自交给外交部的。当时是亚洲司的江培柱收下的，然后他把我带到韩念龙副部长处，见了一面。记得带乐谱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年的8月，外交部曾电话指示我们在东京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要购买此类乐谱，以备田中首相来华时使用。当时在办事处负责的赵自瑞把此事交代给我。我便委托在中国记者办事处工作的爱国华侨青年到商店里去选购。我看到日本报纸的那篇报道，知道带回去那些乐谱派上了用场，发挥了作用，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